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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1.趙學清（1955—  ），男，江蘇灌南人，南京政治學院黨的創新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2.傅林奇（1991—  ），男，浙江金華人，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碩士生。

當代中國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及其實現機制

趙學清1，傅林奇2

（1、2.南京政治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

［摘  要］社會主義社會不同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決定著共同富裕前后相繼的階段性目標。當代中國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運用市場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等手段實現的橄欖型分配格局。當代中國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主要有：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保障機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生產力發展機制，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改革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完善市場初次分配機制和政府再分配調節機制，就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進而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共同富裕目標前進。

［關鍵詞］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實現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608（2015）05-0023-06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課題十分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當代中國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沒有階段性目標？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的機制是什么？如何完善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推動階段性目標的實現？本文主要討論這些問題，期待學界指正。

一、當代中國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與現實困境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的實踐結合起來，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面貌，人民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具備了促進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國建立初期基本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共同富裕的逐步實現奠定了制度基礎。新中國建立以后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快速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但后來出現了“大躍進”等急躁冒進的做法，單一的公有制形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等做法脫離了我國基本國情，嚴重挫傷了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使得我國經濟發展缺少動力、缺乏活力，既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遲滯了共同富裕的進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促進共同富裕進行了新的思考。鄧小平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原則，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1]“先富帶動后富”這個“大政策”和改革開放的其他舉措一起，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已經位居世界第2位。2013年人均GDP達到了6767美元。但是在發展的同時，我國居民的貧富差距也在變大。2013年我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73，收入差距較大成為全國上下關注的焦點。鄧小平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span>[2]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2012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為26959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7917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占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29.37%，農民的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收入的1/3，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行業之間差距也在變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2年城鎮金融業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是最高的，達到了89743元，而農、林、牧、漁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僅為22687元，僅占金融業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25.2%。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同時，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不斷增大，這與馬克思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存在著較大差距，甚至有漸行漸遠的跡象。過去的幾十年，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比較成功地擺脫了共同貧窮，但又出現了發展起來之后的問題——較大的收入差距。在當代中國，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是什么？這直接關系到我國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及其成效。

二、當代中國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是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未來社會的共同富裕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的發展過程，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存在著漸進的前后相繼的階段性目標。馬克思把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社會的全部生產資料歸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擁有勞動力的勞動者聯合為集體勞動力，和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生產。社會生產出來的總產品在進行必要的社會扣除后，按照每個勞動者提供給社會的勞動量分配生活資料，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擁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者不得。可見，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富裕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勞動者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生活資料平等占有狀態。平等的標準是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通過按勞分配得到的生活資料依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多少、家庭贍養的情況等因素而表現出富裕程度的差異。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充分涌流，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在新的經濟基礎上的逐漸消失，隨著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適應的社會文化發展，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才在真正意義上最終實現?？梢?，在實現共產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兩個階段性目標。

作為社會主義特定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特性也是由該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受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決定的。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3]。這“三個沒有變”充分說明了現階段我國的生產力狀況，說明了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說明了發展社會生產力仍然是我國現階段的根本任務，說明了我國必須采取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其基本要求之一。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具備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共同富裕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制度基礎，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中，其目標就必然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發展相聯系，具有階段性，具有其獨特的內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與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差別。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全體社會成員沒有共同占有社會全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只有歸國家所有的那部分生產資料，還不完全具備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生產分配活動的制度基礎。我國現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比較復雜，主要有三種情況：一部分生產資料屬于國家所有，每個社會成員和別的社會成員一樣擁有平等的所有權，并通過他們的代表——政府來行使這種所有權；一部分屬于一個一個集體所有，集體內的成員擁有平等的所有權，并通過一定的形式行使這種所有權；一部分屬于個人所有，歸個人行使所有權。主觀生產條件——勞動力則屬于每個勞動者個人所有。現階段我國實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主觀生產條件和客觀生產條件的結合要通過市場來進行，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通過市場參與社會經濟運行，資本、勞動、土地、知識、管理等生產要素按照貢獻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和基于這種經濟制度的經濟運行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制度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全社會按勞分配，而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收入分配。在這樣的分配制度之下，國家、集體、個人根據所有權，按照生產要素的貢獻獲得各自的收入。不同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是不同的，分配的標準是不同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而不像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那樣以勞動作為唯一的分配標準。那么，如何來判斷每種生產要素的貢獻量，又如何按照貢獻量來分配生產成果呢？這只能由市場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由市場來衡量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貢獻的大小，也由市場來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獲得報酬量的大小。地理位置好的土地比位置差的土地獲得更多的租金，投資效率高的資本比效率低的資本獲得更多的利潤，貢獻大的勞動力比貢獻小的勞動力獲得較高的勞動收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投入的生產要素數量多的主體得到的收入也比較多，等等。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入分配所導致的財富占有狀態和馬克思所設想的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生活資料平等占有狀態相比，差距要大得多，但這種差距又遠遠小于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收入差距。現階段的財富分配是根據生產要素的貢獻來進行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由于投入生產要素的量與質的不同，導致這些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不同，最后獲得的收入也就不同。首先，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按勞分配相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每個勞動者的技能、體力、智力、精力、耐力的程度不同，在生產過程中的努力程度不同，對生產成果形成的貢獻不同，因而憑借貢獻所獲得的勞動收入必然不同。其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因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差別導致財產性收入存在差距。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每一個勞動者占有的生產資料是不等的。抽象地講，每個勞動者既平等占有國有的生產資料，集體成員還平等占有所在集體的生產資料，同時還占有屬于自己的生產資料。但是，現實中不是每個勞動者都具備以上三種身份占有生產資料，有的只具備其中的一種或者兩種身份。另外，不同集體由于所占有的生產資料的不等以及每個集體成員數量的不同，導致了勞動者占有的生產資料不等。而每個勞動者個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不同，就造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某種不平等，勞動者也因占有數量不同的生產資料，在生產中的貢獻不同，獲得數量不等的財產性收入。再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獎勤罰懶、獎優汰劣會放大財產性收入和勞動性收入的差距。因為在經濟條件下，同樣一筆財產，投資對路，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投資不對路，可能血本無歸；同樣的勞動力，用對了地方，可以獲得高額的薪酬，用錯了地方，可能下崗失業。雖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勞動者收入存在著差距，但是收入差距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國家可對收入分配過程和結果進行調節，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是形成橄欖型的分配格局。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4]。共同富裕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的發展過程，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抽象地討論共同富裕目標。既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具備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制度基礎，那么，其共同富裕的目標也一定和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共同富裕目標存在差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是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共同富裕，更不是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共同富裕，但也絕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具有與其自身社會性質相應的共同富裕目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和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階段性目標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最終目標是前后相繼的。我們要胸懷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并腳踏實地地完成階段性目標，實現階段性目標后繼續奔向新的階段性目標，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就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代中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階段性目標。

前面說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收入差距遠遠小于資本主義兩極分化，但又遠大于按勞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入差距到底要控制在一個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這一階段共同富裕的目標是橄欖型的分配格局。橄欖型分配格局是一個兩端小中間大的一個財富分配狀態，即按照富裕程度把社會成員分成三個部分，最富裕和最貧窮的社會成員所占比例低，中等收入的社會成員所占比例高。用國際通行的基尼系數來衡量，橄欖型分配格局下的基尼系數大體上在0.3至0.4之間。這樣一個橄欖型分配格局既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兩極分化，是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要求的。對于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一方面我們不能聽之任之，否則差距會進一步拉大，形成兩極分化，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搞平均主義，否則會嚴重挫傷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就需要政府在市場進行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公平的原則進行再分配，以達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共同富裕目標，即形成橄欖型的分配格局。這個共同富裕的目標是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的統一，是建立在市場初次分配的基礎上政府進行再分配的產物。實現這樣的共同富裕目標，能夠激發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讓一切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創造條件逐步向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過渡。

三、當代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的機制

“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5]?，F階段我國生產力基礎不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以按勞分配為手段的共同富裕，更不必說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共同富裕了。那么，如何在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的機制主要有：

（一）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保障機制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已被實踐證明適合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可以為生產力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的制度基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失去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搞全盤私有化，不僅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其前途必然是兩極分化；脫離現階段生產力水平搞純而又純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生活就會失去活力，生產力發展就會受到束縛，共同富裕就會失去物質基礎，其前途只能是共同貧窮。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實現當代中國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的根本要求。公有制為主體保證了大部分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排除了少數人利用這部分生產資料占有別人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從而也就從根本上排除了兩極分化的可能。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重要行業的生產掌握在國有經濟手中，可以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控制力、影響力，保證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這部分生產資料帶來的收益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集體企業的生產資料歸集體成員共同所有，產生的收益歸所有集體成員共享。公有制是避免兩極分化的重要保證。公有制經濟在質和量上的優勢能夠增強政府再分配的能力，有利于控制貧富差距。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同時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可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保持整個國民經濟的活力，支撐增長、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和公有制經濟一起為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對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的保證作用，需要通過深化改革落實到收入分配領域，讓人民群眾看到實實在在的利益。一是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規范經營決策、公平參與競爭、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效率為重點，提高國有企業發展質量，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只有國有經濟活力增強了，才能有條件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在提高國有經濟發展質量的同時，國有企業要承擔起其應有的擴大全民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責任。2014年年初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規定：“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收取比例在現有基礎上提高5個百分點，即：第一類企業為25%；第二類企業為20%；第三類企業為15%；第四類企業為10%；第五類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由全體人民共享，才能體現國有企業的性質，發揮其在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中的作用。此外，還應加強對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的管理。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進一步調整企業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的薪酬差距，調節不同行業企業管理人員的收入差距。這一改革舉措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現階段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二是要減少非公有制企業市場準入限制、融資渠道窄、稅費負擔重、競爭力不強、企業合法權益不時受到侵犯等問題，進一步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為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與此同時，要解決非公有制企業利潤侵蝕職工工資、承擔社會責任不夠等問題，為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作出應有的貢獻。三是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提供物質基礎。

（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生產力發展機制

發達的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任何社會的分配制度歸根結底都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要實現當代中國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共同富裕，就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只有物質財富大大增加了，共同富裕才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共同富裕要求以財富的持續增長為前提，如果離開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談不上共同富裕?！澳蔷椭粫胸毟F、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6]。我國仍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皬囊痪盼灏四甑揭痪牌甙四赀@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7]。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平穩發展，才能為現階段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奠定物質基礎。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首先要發展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是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需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激發各個市場主體的生產積極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的活力能否迸發，創造財富的源泉能否充分涌流，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市場能否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價格來衡量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貢獻。因此，市場價格的合理與否決定了能否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現階段我國的市場體系還不夠健全，市場規則還不夠統一，市場秩序還不夠規范，市場競爭環境還不夠有序。政府在市場運行中還擁有過大的權力，一些市場活動要經過層層審批，一些非法經營活動沒有得到有效監管，甚至政府還較多地直接配置資源。這些情況使得市場不能很好地激勵生產者和經營者，生產力的發展還受到體制機制的阻礙和束縛。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首先要建立健全市場體系，保證各個市場主體能夠自由、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消費者能夠自由選擇商品，使得各種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使生產要素的活力得到充分迸發。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減少對正常市場活動的干預；另一方面政府又要做好保障工作，加大對非法經營的打擊力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合理規范的秩序。只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才能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保護好人民的生產積極性，進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

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市場初次分配的規則。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相結合的過程，就是社會產品的生產過程。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只有活勞動才能產生價值，非勞動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但是非勞動生產要素為勞動創造價值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并且能夠提高活勞動的生產效率。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要素由國家、集體、社會成員占有，企業要想生產，就必須讓各個主體拿出手中的生產要素讓渡給企業用于生產經營。這些生產要素所有者是不會愿意無償讓渡給別人的，因此他們會從最后的利潤中拿走自己的一部分。生產要素的價格和最后在利潤中拿的報酬份額由市場來決定。勞動價值論肯定了非勞動生產要素在價值創造中的重要性，也明確了非勞動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合理性，但這并不代表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次分配沒有區別。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要素自身的分配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兩種社會各自的所有制基礎決定的。各種生產要素按其各自的貢獻參與收入分配，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生產要素和非勞動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市場經濟中的必然實現形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國家、集體、個人按照其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貢獻獲得各自的收入，以實現市場公平和市場效率的結合，為促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打下一個初步的基礎。

真正發揮市場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初次分配是整個社會分配的基礎，一旦初次分配不能做到公平合理，再分配的有限調節作用將難以縮小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因此，對收入差距調控的重點要放在初次分配領域，使初次分配較好地實現市場效率與市場公平的統一。在市場經濟中，價格起著指揮棒的作用，指揮著稀缺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流動，以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而價格之所以能夠進行資源配置，是因為其能夠衡量各個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而具有實現收入分配的功能。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價格能夠正確反映各個生產要素在市場中的貢獻，使得各個生產要素獲得其應有的收入。只要市場對所有參與主體一視同仁、平等開放，保證市場主體及其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市場主體受到平等對待、市場秩序不規范現象能夠得到抑制，那么，市場主體就能夠在同一個規則下自由選擇生產以及消費，公平地得到各自的收入。只要公平競爭得到了保障，各個市場主體通過市場進行的初次分配的權利得到保護，市場進行的初次分配就能實現市場效率與市場公平的統一。因此，要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就必須讓市場在初次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形成提供初步基礎。

政府要維護市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正義。市場并不會自發達到一個完善狀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需要建設，政府要在市場體系建設過程中發揮作用。一方面，政府要依法對市場價格進行監督，確保初次分配公平。運用價格監督、反價格壟斷、對價格實行監管和調控等多種手段，確保價格由市場決定，確保市場初次分配的公正合理。政府在法律框架內對價格進行監督檢查是市場實現公平公正的內在要求。市場主體在經營過程中，可能會為謀取更多的個人私利而通過不正當的價格行為來非法經營。比如利用低價傾銷策略去占領市場；互相勾結串通來抬高自身商品的市場價格等。這些行為扭曲了價格在市場中的作用，侵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以及公平競爭的其他市場主體的利益，使得初次分配變得不公平不公正。政府要依據有關法律法規，檢查監督市場價格行為，確保價格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另一方面，政府要打擊非法市場行為，保證市場公平競爭。競爭作為市場機制作用的一種重要形式，其公平性必須得到保障，但是光靠市場本身并不能維護公平競爭的秩序，需要政府運用各種手段來確保競爭的有序。只有政府利用有力的監管和法律制止不法分子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公平合法的競爭，規范市場秩序，才能保證市場初次分配的公平。一旦政府沒有發揮好作用，那么，一些市場主體就會通過非法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壟斷經營等來破壞市場秩序以牟取暴利，通過這些手段獲得的非法收入嚴重影響了市場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政府在對市場進行監管以及對市場秩序進行維護的同時也就維護了市場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政府要加大對非法收入的打擊力度。完善市場經濟的法制，讓各個市場主體在法律的框架內合法經營，不讓投機鉆營者鉆制度和法律的空子。政府還要加強自身的廉政建設，杜絕以權謀私、錢權交易的現象發生。政府要做一名裁判員，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市場公平競爭，維護市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四）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

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需要通過再分配來調節。在市場發育相對成熟的基礎上，市場能夠在收入初次分配的范圍內實現市場效率和市場公平的統一。但是，由于市場不夠完善，由于各個生產參與者占有主觀生產要素和客觀生產要素的量不等，由市場實施的初次分配結果從社會角度來看就有不公正的問題，需要政府進行收入的再分配。只有政府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進行收入再分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才能完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和政府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共同組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共同富裕的分配機制。

完善現有稅種，開征新稅種，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不夠完善，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沒有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最明顯、最直接的一個稅種，但是其在我國整個稅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低，不能很好發揮其調節作用，其調節的范圍也有限。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就要積極推進稅收制度改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收入來源渠道的增加，應該把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調整為分類與綜合并行的模式，并建立科學嚴格的審查制度以及加大對偷稅漏稅行為的處罰。只有這樣，才能讓個人所得稅真正發揮調節作用。另外，還應該把基本的納稅單位從個人調整為家庭。我國是人口大國，要充分考慮家庭結構的復雜性，公民依法納稅的意識不足，國家征管體系還存在很多漏洞等，穩步推進改革。目前，各種財產稅如遺產稅、贈與稅、房產稅等還處于尚未開征或者試點的狀態，要完善現有稅種，并在適當時間開征新的稅種，積極發揮財產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對促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有著重要的意義，促進了無收入人群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為縮小收入差距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在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要做到“三要”。一要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出。盡管近年各級政府對社會保障的支出是逐年上升的，但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0—2012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分別為9130.6億元、11109億元、12585.5億元，分別占財政支出總額的10.16%、10.17%、9.99%。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并不高，也沒有出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總體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政府應該對一般公共服務支出進行適當壓縮，把更多的財力投到有關民生的社會保障上去。二要進一步調整社會保障的支出項目結構。社會保障的支出項目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到社會保障制度的效果，反映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程度。要加大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項目的支出。相關數據顯示，我國于199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再加上近年國企改革的深化，醫療、養老這兩個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需要國家給予更多的關注，避免因為就醫和養老問題而從實際上擴大貧富差距。要加大對發生自然災害地區群眾的生活救助、失業補助等社會保障項目的支出。盡快調整社會保障支出結構，讓社會保障制度切實惠及每一個最需要幫助的人，為促進共同富裕發揮應有的作用。三要加強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社保投入。要加大對不同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以及對各個地區實施社會保障的監管，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扶持力度，讓社會保障制度確實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總之，認真分析共同富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全面改革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在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完善市場初次分配機制和政府再分配調節機制，就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并創造條件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共同富裕目標邁進。

［  參  考  文  獻  ］

[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111、116.

[3]胡錦濤.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N].人民日報，2012-11-09.

[4]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6.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8~459.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責任編輯：付欽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