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記者去鄭艷良所在的村子，打聽像他一樣得了大病村民的狀況，他打電話質問，“我告訴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們的事。”

　　　　10月18日，河北保定市清苑縣東臧村。鄭艷良的房間，鋸斷自己病腿的工具還擺在床邊。 記者 尹亞飛 攝

　　　　10月18日，自鋸病腿的鄭艷良所在的保定市清苑縣東臧村，有多家農戶大病難醫，村民王新建（中）得了白血病，其父母分別患類風濕和腦血栓致殘，哥哥患肝炎。 記者 尹亞飛 攝

　　2012年4月13日，河北農民鄭艷良鋸下自己右腿那一刻，并沒想過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只是覺得自己活得不像個人。

　　雙腿動脈不明原因大面積栓塞，讓他失去行走能力，雙腿潰爛、露骨，傷口間長出蛆蟲。

　　去過北京、保定多家醫院的他，得到的答復是要么治不了，要么需要30萬乃至上百萬元的治療費。沒錢的他決定回家等死。

　　雖然交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的參合款，但根據政策去年他的報銷上限是7萬元，額外的錢他“后半輩子也還不完。”

　　他的舉動引來全國媒體關注，雖失雙腿，但他不用等死了，各界捐款、政府協助，成了他新的依靠。

　　而就在鄭艷良所在的村子，很多村民同樣因病返貧、大病難醫，他們，又要去哪里尋找依靠？

　　鄭艷良用一根鋼鋸和一把水果刀把自己右腿鋸掉后的一天，保定一家醫院的醫生問他所在村子的村醫鄭克新，“你們村那個鄭艷良啥時候沒的？”

　　鄭克新說，鄭艷良這會兒正在村里跟人侃大山，他活了。

　　打聽鄭艷良的是他最后求救過的醫院。去年正月初八，該院醫生斷言，他活不過5到10天。

　　這不是鄭艷良聽到的第一個“死亡宣判”。事實上，在他自鋸右腿前，保定、北京多家醫院對他的診斷結論，要么是沒法治，要么是需要30萬乃至上百萬的醫療費，做手術會有生命危險。而不治療，他最多只能再活兩三個月。

　　河北省2012年參加新農合的農民，每人年度內累計報銷上限為7萬元。30萬，是鄭艷良能報銷醫療費的4倍多。

　　沒錢的鄭艷良決定回家等死。之后他鋸掉了腐爛的右腿，只為引痛成一快。

　　然而鄭艷良卻活了。如今，他正躺在醫院，接待一撥又一撥的來訪者。

　　救命稻草

　　鄭艷良怕自己的事降溫。降溫對他意味著，像他鋸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鄭艷良坐在病床上，對著錄音筆和攝像機，一遍遍地訴說遭遇。

　　去年他得了病，醫院要么說沒法治，要么說要花百十來萬，新農合報不了那么多錢，他回家等死，后來把自個兒的腿鋸了，反而一天比一天精神。

　　等待死亡的18個月，斷腿處原本稀爛的皮肉居然開始包裹斷骨，他才又燃起活下去的希望，他打電話給媒體，想要人給他捐個假肢。沒想到全國都知道了他的事。

　　他曾在北京打過工，鋸腿事件引來媒體報道后，幾個十多年都不曾聯系過的朋友坐著高鐵專程來看他，落淚道：“你咋把自個兒的腿鋸了？”

　　鄭艷良覺得酸楚，又不知道該說啥，“這不都是被逼的？”

　　從10月9日起，他平均每天接受采訪和接電話的時間，差不多10個小時。

　　面對攝像機時，他黑瘦的臉上表情豐富，有時會揚著臉，“誰不信你讓他來看看？”

　　大多數時候，他臉上掛著笑容。有記者推開房門，他總會坐起來；有人打電話要給他捐款，他會先說“你好，謝謝你關心我”。聲調很輕。

　　也有發怒時。記者去鄭艷良所在的村子，打聽像他一樣得了大病村民的狀況，他打電話質問，“我告訴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們的事。”

　　掛斷電話，他還通知了地方官員，于是，有人開著車滿村找記者。

　　過了一會，他又讓家人給記者打電話，為剛才的發怒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邊看著，我才這么說。”

　　若沒有地方官員在病房守著，他會對媒體說，“感謝你們記者，也感謝社會，你們幫了我。但我不感謝政府和醫院，是媒體報道我了，政府才讓醫院給我免費治病，再說醫院治好了我，他們也出名了。”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周多，病房內外都鬧哄哄的，攝像機的支架差點絆翻了端著輸液盤的護士，護士嗔怒，請媒體先出去。醫生也勸他趕緊平復一下亢奮的情緒，盡早手術。

　　點頭答應的下一秒，他撩開被子，取下僅剩15厘米的右腿上罩著的紗布，露出皮肉未能包裹住的一截青森森的腿骨，給攝像機留足時間來個特寫。

　　他怕自己的事降溫。

　　降溫對他意味著，像他鋸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等待死亡

　　保定252醫院的醫生一看他在北京301醫院做的核磁共振報告，壓根兒就沒接收，醫生說可以輸擴張血管的藥，能活5到10天。

　　鄭艷良常常回憶雙腿健康的日子，以前在磚窯廠打工，身高1米67的他兩腳陷進泥地里，一次能拉200塊、上千斤重的泥坯車。

　　閑暇時，除了抽煙，他唯一的愛好是打幾圈小麻將。

　　2012年1月28日，正月初六，過年無事，鄭艷良在自家正屋擺了張麻將桌，約幾位村民前來，天黑了，麻將局散了場。

　　飯菜擺在桌上，鄭艷良剛準備喝上一口。忽然間，“像刀子在猛剜肉”一樣的痛自右臀向腿下蔓延。

　　“屁股蛋子疼，我去衛生室看看。”他告訴妻子沈忠紅，并嘗試著站起來，用左腿走路。

　　在衛生所，村醫沒有找出病因。他先是給鄭艷良扎了止痛針，隨后叫了一輛面包車將他送往保定的河北大學附屬醫院。

　　次日11點，醫生將核磁共振報告放到他面前，只說了一句話，“轉院去北京吧”。

　　此時，鄭艷良的腿已不能走路，他花2000元雇了輛救護車，趕往北京301醫院，在急診科，他又花1400元做了個核磁共振。

　　結果很快下來，鄭艷良的心涼了。

　　急診科醫生告訴他，他的雙腿動脈不明原因大面積栓塞，只能做截肢手術，雙腿都得截，手術費大概30萬。

　　鄭艷良回憶，醫生對他說，這種手術能活下來的幾率只有20%。即使手術成功，整體治療費用可能需要上百萬元；如果不手術，他的腿會因無法供血而腐爛，最終危及生命，最多能活兩至三個月。

　　在北京301醫院樓道里的擔架床上，鄭艷良沒怎么想就做出了決定：放棄。“我一聽醫生那意思就是沒治了，沒希望咧。”

　　離京的救護車上，他又不甘心，還想再查查，就和沈忠紅去了保定的252醫院。

　　252醫院的醫生一看他在北京301醫院做的核磁共振報告，壓根兒就沒接收，醫生說可以輸擴張血管的藥，能活5到10天。

　　這擊垮了他殘存的希望。正月初八，鄭艷良被抬回了家。

　　回家十多天后，他右腿開始變黑，潰爛流膿，最后腿骨外露。他居住的東屋惡臭陣陣，除了每天給他擦藥的沈忠紅，無人愿進入這間房子。

　　2012年4月13日，農歷三月二十三，鄭艷良坐起身，看到右腿距大腿根15厘米以下呈黑色，手觸已無知覺。左腿腳踝下也是黑色。

　　更難以忍受的是，他用10多厘米長的水果刀挑開流膿的皮肉，里面蛆蟲蠕動。“我得把這腿弄掉。”

　　鄭艷良拿過平時鋸細鋼筋棍的小鋼鋸，用毛巾裹在一根竹質的癢癢撓上，塞進嘴里咬緊牙關，拿水果刀挑開稀爛的皮肉，鋼鋸直接擱在了大腿骨上。

　　沒有麻藥，他把消毒用的碘伏淋在傷口上。

　　那20分鐘里，他一聲不吭，狠命使勁鋸，他把鋸下來的右腿像拋垃圾一樣扔到地上，取下塞在嘴里的毛巾，4顆槽牙瞬間掉了下來。

　　鋸完右腿后的第二天，鄭艷良用手把無力的左腿搬起來，想換個舒服的坐姿，未想，左腳自動脫落，離開身體。

　　農村醫保困局

　　侯寶峰說，醫院越好，報銷的費用越少，這是新農合的現實——合作醫療目前只能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患者的費用很難保證。

　　在鄭艷良生活了47年的清苑縣東臧村，鄭家不富裕，房子是33年前蓋的，房頂漏雨，屋里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

　　家里有4畝多地，鄭艷良常年在家門口的磚窯廠打工。一年下來全家的收入有一兩萬元。妻子沈忠紅多病，每年看病也得花去七八千元。

　　好在鄭艷良未雨綢繆，2007年，清苑縣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之一，當年東臧村的參合率只有約67%，鄭艷良給一家人全都交了參合款，這讓沈忠紅的診療費能報銷一部分。

　　可轉眼間，家庭支柱鄭艷良又到了回家等死的境地。

　　負責鄭艷良診療工作的保定第二醫院血管外科主任韓冰稱，當初鄭艷良如果入院治療，本可以得到政策允許范圍內的救助，但他認為自己的病沒法治，放棄去醫院治療，讓本該有的救助成空。

　　這種說法讓鄭艷良憤怒，“要是當時還能給我一點點希望，誰能回家等死呢？”

　　癥狀確診后，沒人跟鄭艷良提過他參加的新農合能給他解決多少問題，這位農民說：如果花10萬能讓我活著，我四處借錢、賣東西，肯定治。可治療費遠比這個數字高，新農合報不了多少，花那么多錢，即使活下來，我后半輩子也還不完。

　　清苑縣地方政府承認，受限于財政資金短缺，補助力度的確不足以讓貧困的鄭艷良逃脫等死的命運。

　　清苑縣合作醫療管理中心辦公室副主任侯寶峰說，今年河北省的新農合籌資標準是每人每年340元，其中中央和地方財政補貼280元，個人繳納60元，參合者可享受部分醫療費用報銷。

　　根據補貼方案，鄉級以上的定點醫療機構，住院起付線為100元，住院補貼比例為85%；縣級分別是300元和75%，市級是1000元和65%，省外三級以上為4000元和45%。補貼封頂線，去年每人年度累計為7萬元，今年是9萬元。

　　侯寶峰說，醫院越好，報銷的費用越少，這是新農合的現實——合作醫療目前只能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患者的治療費很難保證。

　　他還有可能享受到的是《清苑縣城鄉醫療救助實施細則》里提到的醫療救助，這是由財政和慈善事業籌資的醫療救助項目，按規定，低保戶才能享受這筆基金救助，在鄭艷良鋸腿之后，政府為他辦了低保。

　　按這個文件規定，鄭艷良可獲得數千元救助金。杯水車薪。

　　“這已經是政策所能給他提供的所有。”清苑縣地方官員稱。

　　他鋸腿的事被媒體熱炒后，保定第二醫院開始免費為他治療，該院的副院長告訴媒體，鄭艷良的病在臨床上并不罕見，“他病得非常重，但當時可以先試著通血栓，不成，即使截肢，也用不了幾十萬上百萬的醫療費。”

　　有專家曾估算治療鄭艷良的病所需費用，大概要20萬元。即使需要20萬元，鄭艷良自己也須拿出7萬元。

　　大病難醫

　　在東臧村，像鄭艷良一樣因病返貧、大病難醫的苦挨者，可輕易找見。

　　在東臧村民看來，遇見這樣的大病，鄭艷良選擇回家等死無疑是明智的。

　　在東臧村，像鄭艷良一樣因病返貧、大病難醫的苦挨者，可輕易找見。

　　村東頭，53歲的王艷2007年從房頂摔下，脊椎斷了，后腰被拉開近20厘米的刀口植入鋼板。

　　第一次手術，家人東拼西借，花了4萬多元，新農合報了1萬多元。

　　她體內的鋼板本應次年取出，可家人打聽了一下，二次手術仍需1萬多元，“想到農合報不了太多錢，鋼板到現在都沒取。”

　　王艷的雙腿下肢至今沒什么知覺，她只能倚靠一輛木頭推車作為支撐，車上放著兩只拐，這個看上去足有六七十歲的農婦，必須這樣去面對后半生。

　　仍是村東頭，59歲的潘小文已被風濕病折磨了8年，2011年她看了4次病，花了11621元，新農合報銷5377元。她和近70歲的丈夫沒什么收入，去年到今年，雖然她舊疾難忍，卻沒怎么敢再去醫院。

　　26歲的王新建也住在村東，他今年初患上白血病，他的父親患有腦血栓，母親風濕病，哥哥肝炎，王新建一年時間里治病花費近13萬元，新農合報銷不足一半。

　　農民們用他們的體驗考量著農村的醫療保障體系發展水平，“新農合確實是國家的好政策，也解決了很多問題，但還無法解決大病致貧、大病等死的問題。”

　　侯寶峰說，得了大病，除了報銷，自己還得再花數萬元甚至更多，對那些農民而言，真的難以承受。

　　按照新農合資金使用的管理規定，參合資金當年使用率須大于85%，結余率不得大于15%。

　　清苑縣合作醫療管理中心辦公室副主任侯寶峰稱，清苑縣去年的參合資金結余率約為5%。結余部分充入下一年的資金總盤子中，可保障新農合資金總盤子增長。

　　據媒體公開報道的資料，清苑縣2012年新農合參合率已達98%，參合人數52.3萬人。

　　2012年清苑縣新農合籌資模式為農民個人繳納50元/人，各級財政補貼240元，即每名參合者為290元。

　　照此計算，清苑縣當年的新農合籌資總額應為15167萬元，按照清苑縣對外公布的年結余率5%的說法，年結余應在758.35萬元，鄭艷良這樣的病人，每人即使補貼10萬元，也可保障75人免遭“等死”之困。

　　今年，河北省衛生廳和財政廳聯合發布一份通知，內容是關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籌補償方案基本框架，其中又把17個病種納入了大額門診補償病種，但鄭艷良所患病癥不在其中。

　　醫保升級試航

　　專家王震稱，如鄭艷良這樣的大病患者，國家有關政策調整的新動向，也能給他們希望。

　　王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門研究城鄉醫療保障問題的專家，他認為，新農合是一種低水平、廣覆蓋的醫療保障模式，這種特性決定其目前還無法保障像鄭艷良這樣的大病患者，擺脫“因病返貧、大病等死”的現狀。

　　王震稱，當前我國的新農合基金基本是由縣級統籌的，這會帶來一些問題，比如調劑空間狹小、損傷保險的公平性原則等。

　　“由縣級統籌，意思就是一個縣就是一個基金盤子。”王震說，有的縣經濟發達，農民參合率較高，有的縣因農民收入水平較低，參合率自然也不高，“參合率越高，可以使用的資金總額就越多。”這樣，具體到每個參合者身上的獲益程度，就可能越高。

　　王震認為，想要提高新農合解決農村醫療保障問題的能力，一是提高新農合統籌層次，比如說以市為單位甚至以省為單位統籌資金。二是城鄉統籌，也即把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合并統籌。

　　其實提高統籌層次在一些地方已經試航，去年，湖北省決定將新農合統籌層次由縣級向市級提升，并開辟試點。而早在2009年，杭州市就已將新農合的統籌層次由原各區單獨統籌提升到市本級統籌，實行統一管理服務、統一籌資標準，統一保障待遇。

　　王震稱，如鄭艷良這樣的大病患者，國家有關政策調整的新動向，也能給他們希望。

　　2012年，國家發改委、衛生部等六部委出臺《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到利用城鄉居民、新農合基金購買大病保險，實際報銷比例不低于50%，“比如說使用新農合基金的結余，支持農民購買特定病種大病醫療保險，這也有利于新農合結余基金的盤活。”

　　得了大病，除了報銷，自己還得再花數萬元甚至更多，對那些農民而言，真的難以承受。

　　——清苑縣合作醫療管理中心辦公室副主任侯寶峰

　　鄭艷良鋸腿事件的現實意義是，一些不在大額門診補償病種范圍內的病種，所花費的診療費用未必就比在名錄中的病種少，按實際花費確定補償比例是不是更科學些？

　　——鄭艷良所在的東臧村鎮黨委書記吳建軍說，鋸腿事件給很多當地官員帶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