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領域的道德狀況令人擔憂：犬儒主義盛行，人際關系惡化，社會誠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實已經看到了這種情況，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療救它、修復它，而是自覺不自覺地甚至無所顧忌地參與到對它的進一步破壞中。這種犬儒主義與投機主義的態度，比社會道德的損壞更為可怕。

　　這些人之所以會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壞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備這種辨別能力的情況下仍然選擇作惡和犯錯。近幾年流行的官場小說、宮斗劇就是這種社會風氣投射到文藝創作中的一個結果。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主題是權謀：誰的權術高明誰就能在社會或職場的殘酷“競爭”中勝出；好人斗不過壞人，好人只有變壞、變得比壞人更壞才能戰勝壞人。電視劇《甄嬛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甄嬛剛剛入宮時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簡單純樸的女孩，但在殘酷的宮廷環境中，時刻受到以皇后為首的宮廷勢力的暗算和迫害。經歷了一系列慘痛教訓之后，她終于懂得了一個“真理”：在殘酷的宮廷斗爭中，你必須學會比對手更加陰險毒辣，你的權術和陰謀必須高于對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也就是說，你必須更壞才能戰勝對手。最后，甄嬛終于通過這種比壞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這就是《甄嬛傳》傳播和宣揚的價值觀。

　　對比同樣表現宮廷斗爭主題的韓劇《大長今》，可以看出兩者價值觀的差異：大長今在殘酷的宮廷斗爭中同樣受到惡勢力的迫害，但她沒有通過比壞的方式戰勝后者，而是始終堅持自己的道德立場和做人原則。這樣，作品的主題就是：只有堅持正義才能最終戰勝邪惡。也許有人會說，《甄嬛傳》比《大長今》更真實，因為生活就是只有學壞才能生存。且不說這種對生活的理解是否過于狹隘、過于偏激，退一步講，文藝作品也應該高于現實而不只是簡單地復制現實。在評價歷史題材作品時，最重要的標準還不僅僅是真實性標準，而是價值觀標準。不正確的價值觀會導致觀眾把不正確的生存理念帶入現實生活。

　　我相信，絕大多數觀眾不可能沒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來對付對手的權謀與誣陷手段是不對的甚至可恥的，但一些人仍然選擇了以甄嬛為榜樣，選擇了以惡抗惡。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明知其惡而作之，明知其非而為之。這種犬儒主義和投機活動的大面積泛濫，將會對社會道德造成巨大腐蝕。

　　當然，文藝作品中的以惡抗惡、以壞抗壞的主題并不是空穴來風，根本問題是現實社會存在鼓勵學壞的土壤或鼓勵作惡的環境。在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中，一個人如果學做遵紀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動去實施合乎道德的行為，有可能會發現自己和環境、和周圍的人群格格不入，發現自己總是吃虧，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壞事、做不道德的事則可能風險很低，甚至沒有風險。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不是人們缺乏分辨是非好壞的能力，而是他覺得沒有必要非得去遵紀守法，也很難不做錯事——更不要說做好事了。

　　在這種比壞心理的影響下，一些人不僅不會產生悔過與愧疚心理，相反還會產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機與僥幸心理。即便他們真的因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被繩之以法，也無法對整個社會產生警示意義，頂多只會覺得，這些人不過是倒霉蛋罷了，比他們更壞的還大有人在，而且一樣過得很“瀟灑”。

　　如果任由一些人這樣比下去，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道德只會越來越糟糕。要徹底改變這種犬儒主義的比壞風氣，必須在全社會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培育誠信文化。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誠信文化也需要有載體，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這方面，我們的文藝作品肩負著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強維護誠信的制度建設，我們還必須“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這應該成為每一位文藝工作者的重要責任。

　　(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