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互稱“同志”，并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而是對黨內生活的一貫要求，是一再重申的重要政治規矩。中國共產黨是以共同理想為紐帶結成的先鋒隊組織，這一基本屬性決定了黨內上下級之間、黨員和干部之間是平等的同志式關系。

　　在革命戰爭年代，一聲“同志”蘊含著特殊的革命情懷，傳遞了黨員之間、黨內上下級之間相互尊重、相互關心、相互幫助、相互友愛的融洽感情。無論“官”有多大、“權位”有多高，干的都是革命工作，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貴賤之分。

　　但必須面對的是，由于受到各種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目前黨內互稱同志的氛圍并不濃厚，以“某局”“某處”等職務稱謂者有之，以“老板”“大老板”等市場稱呼者有之，以“老大”“大哥”等江湖稱謂者也有之。一聲“同志”不僅是稱謂，更代表著一種健康的黨內關系。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一系列不正常的黨內稱謂背后意味著黨內關系發生了某種變異——腐化和利欲替代純潔的革命情懷，平等的黨內關系為陳舊的“官僚職級”、赤裸裸的“市場等級”和庸俗化的“江湖人情”所代替。

　　黨內平等的關系出現變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恐怕與黨內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封建主義殘余的影響有關。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現在，黨內為什么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

　　另外，隨著黨的長期執政，科層制運作模式的滲透成為黨內同志式關系異化的重要體制原因。一些人的言行體現出濃郁的“官僚做派”，諸如“開會排座次”“講話按次序”“看文件講級別”等司空見慣，并衍生出一系列潛規則。久而久之，還養成了“官老爺”的腔調，一些人甚至樂在其中。這種官氣其實是一種“最低級的趣味”。

　　黨內平等的關系出現種種異化，削弱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影響了黨風。在這種不正常的黨內關系面前，黨組織的蓬勃生氣和活力逐漸被桎梏。同時，民主集中制的運行是建在平等原則基礎之上的。一旦黨內平等關系被懸空和虛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黨內民主。黨內不同層級的有效溝通和信息傳遞，是建立在各溝通主體之間的雙向互動基礎之上的。缺乏平等的關系，黨內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自上而下的簡單灌輸和說教，而缺少深層次的平等討論與交流。

　　黨內平等的關系出現種種異化，勢必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在這種狀態下，黨內上下級之間以及與基層群眾在平等基礎上的溝通交流、合作協商是難以真正確立的。即使建立起一些運作機制，最終也可能趨向于官僚化行政化，成為“看起來很美”的擺設。

　　今天，要使黨內政治生活充滿生機和活力，就必須破除“等級化”“科層化”“官僚化”等陳舊、迂腐風氣，建立起基于人格平等基礎上的同志式黨內關系。

　　一方面，要大力發揚和倡導黨內平等相待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傳統的一個政黨，當前出現的一些黨內問題，有些其實主要并不是出在“創新”上，而是沒有很好地“繼承”。

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黨內等級觀念是比較淡的，黨內上下級之間也不存在太多的講究。1965年，毛澤東同志重上井岡山故地重游時，問隨行人員一個問題：“你們都來講一講，什么是當年我們在井岡山的好傳統、好作風？”周圍人回答，黨的優良傳統有很多，如“艱苦奮斗”“支部建在連上”等。毛澤東同志說，你們還要加上一條——“官兵平等”。今天看似很普通的一句話，在當時卻很時髦，因為軍閥部隊里面打人很普遍，士兵沒有什么權利，忽然有一支“不打人”的軍隊，還講平等，吸引力非常大。

　　粟裕同志曾回憶：紅軍對外最有力的宣傳是“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紅軍長征最先到達陜北的是被稱為“兒童軍”的紅25軍，劉華清同志當時就在這支部隊里。據他回憶：這幫小孩來自社會最底層，他們為什么愿意跟著紅軍走了幾千里不掉隊？因為參加紅軍讓他們感到作為“人”的尊嚴。

　　1948年6月，蔣介石組織120多名高級將領開會，要求他們研究一下共產黨軍隊到底強在哪里？這些將領提出了8條改革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學習共產黨軍隊的“官兵平等”。可見，由“上”對“下”、由“官”對“民”、由“貴”對“賤”，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黨內平等關系。

　　另一方面，要大力開展反特權教育，摒棄特權思想、禁絕特權行為。在反特權方面，我們黨曾經有過專門的規定。比如，1980年《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規定，各級領導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權利。

　　但是，市場經濟搞了幾十年，“等級”這些東西在黨內和社會生活中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們對個人的崇拜在減少，可對權力的崇拜卻沒有弱化。

　　同時，個別干部做領導時間一長，思想上逐漸麻木，缺少正義感和同情心，甚至認為某些不公平、不公正現象是理所當然的，見怪不怪。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為仆，不能有官氣。公仆為人民負責，天經地義。這種關系不能顛倒。任何黨員干部，只有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和義務，沒有當官做老爺的權力。”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決不允許在群眾面前自以為是、盛氣凌人，決不允許當官做老爺、漠視群眾疾苦，更不允許欺壓群眾、損害和侵占群眾利益。

　　過去，在建立健全平等交流、平等溝通和平等處事的黨內關系上，我們比較重視的是“言傳”；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表明：“身教”遠勝過“言傳”。黨內同志式政治關系的構建，需要從微觀、從具體問題抓起，更需要從“關鍵少數”做起，見微知著，身體力行。(作者：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　趙剛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