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今報評論員 徐戰方

　　“上學造假”并不算是新聞，然而，因為“上學造假”而可能被送上法庭，在造假的種種亂象中卻仍舊屬于異數。昨日，一條“母親為讓孩子上公辦學校辦假證、買假章被抓”的新聞便讓這種“異數”再次奪得了公眾的關注。

　　新聞主角為了孩子上更好的學校，不惜鋌而走險違法犯罪，這種情與法的交雜極端而又極致。雖然此事與去年此時的“刻章救妻”分別是“異地上學”與“民生醫保”的縮影，但其本質不過都是“戶籍壁壘”的犧牲品。這種極端案例的背后很復雜、解決路徑也很崎嶇，但情歸情、法歸法、體制歸體制，法則也只有一條，那就是依法辦事，否則，只會造就“某某贏了，法治贏了沒”的未竟之問。

　　不過，這一事件背后隱藏的諸多細節不該被我們忽視。當事人辦“五證”去了三四次街道辦，借妻子同事的房產證辦居住證明，托孩子舅舅在老家辦理無人監護證明，花了半個多月時間把五證辦齊，卻被告知“暫住證達不到時限、無人監護證明格式不正確”，眼看就要過了報名時限，便鋌而走險辦了假證。縱觀此事，求學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故事結尾不過是一個沸點。如果孩子異地上學不需要跨過那么高的門檻，如果孩子上私立學校與公辦學校無太大差別，如果辦手續少些冤枉路多點同情心，悲劇就不會發生。但，這些只是如果，異地上學各地都設有很多坎兒，教育均衡與教育體制短時間內很難平衡，到權力部門辦個事兒多數仍舊是“門難進、臉難看”……

　　拋開難以解決的教育均衡等問題，當地政府對開借讀證明必須有“五證”的制度，也有大可商榷之處。如果達不到“暫住證辦理須滿6個月”的規定，難道不能用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等，來間接證明他們實際暫住時間呢？為什么相關證明必須用打印件而不認可手寫的內容？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又能證明什么？——哪個鄉鎮政府有精力有能力去調查出某一個兒童是否缺乏監護條件？這樣開證明，也只能是折騰而已。因此，我們在事件中看到了面對兒童入學時的制度冷漠和僵化，看到了證件辦理的“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兩種頑疾。

　　“買假章上學”背后有多少看不見的折騰，教育部門當心里有數，孩子家長也心里有譜，如果暫時不能為“異地上學”打開更多的窗，就別讓證件成為壓垮“上學夢”的最后一根稻草，就當想方設法簡化手續并提高效率，唯此，才不會造就更多的悲劇。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方面，地方政府在民事領域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日前，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建議計生證可與結婚證一塊發放，廣州市計生局向其提交了一份“解決辦證難問題工作安排表”。取消不合理的證件，簡化繁雜的民事手續，老百姓需要更多這樣的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