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田國良教授

　　田國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編審。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和校級課題3項，發表著作、譯著、論文、散文、小說上百部(篇)。其著述主要涉及數字圖書館、文獻學、閱讀文化、布哈林研究、葛蘭西思想、腐敗問題等。

　　記者：最近，“劉鐵男案”的曝光再次彰顯了中央高層反腐的決心，“高官腐敗”這個話題同時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我知道您對高官腐敗案例進行過專題研究，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田國良：我2010年申請了《省部級干部腐敗案例研究》科研課題，對上世紀 80年代以來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 103個副省部級(或“享受副部級待遇”)以上領導干部的腐敗案例進行剖析，形成調研報告，其主要內容發表于《理論動態》和《法治周末》。

　　從地區和系統來看，這103個案例，地方占75例，中央國家機關15例，中央銀行6例，其它中央國有企業7例。整體看來，經濟發達地區高官腐敗案發率相對高于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中央企業、銀行金融系統、鐵道系統、公安司法系統以及食品藥品監管部門，高官腐敗案例相對較多。這說明，誰掌控的公共權力資源多，公共權力運作的空間大，腐敗的幾率可能越大。

　　從職務來看，案發前擔任副省長(或直轄市副市長、自治區副主席)的居多(21例)，其次是省人大副主任(12例)和省(自治區)政協副主席(7例)。其中，有4例曾屬“黨和國家領導人”，另有 15例曾是正省部級，有3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有7例曾任中共中央委員(其中1例同時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有13例曾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從性別來看，女性3例，省部級女干部的腐敗犯案率低于省部級女干部占同級干部總數的實際比率。

　　從量刑來看，死刑6例，死緩27例，無期徒刑17例，有期徒刑44例。死刑、死緩和無期徒刑約占已判案例的53%。

　　從罪名來看，受賄罪居多，89例，其次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11例。其中，一人多罪的28例。

　　記者：這些年，中央加大了反腐敗力度，提出了反腐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能不能就您研究的這些案例，談談對于高官腐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田國良：最近這幾年發案的高官腐敗案例較多，但他們最初的犯罪時間，大都可追溯到上世紀，只不過一直“潛而未露”罷了。

　　與改革開放前期相比，隨著時間推移，高官腐敗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額由幾萬、幾十萬，發展到平均每例過千萬，其中最高涉案金額達19573萬；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經濟領域，發展到不僅向權力集中、資金密集、利潤豐厚、競爭激烈的經濟領域各個層面延伸，而且觸及司法、組織人事領域；作案手段由以“個體戶”的形式單干，發展到出現“集體腐敗”和所謂“窩案”；案情由相對簡單、透明，發展到云遮霧罩，令人眼花繚亂；量刑從僅有有期徒刑，發展到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緩、死刑。

　　記者：其實有些官員腐敗案件曝光之前，他們呈現于公眾面前的，往往是非常光鮮亮麗的正面形象。如何識別腐敗官員的“兩面性”？

　　田國良：一些腐敗高官往往表現其“兩面性”，他們人生歷程和從政旅途，并不全是陰暗面。許多也曾有過陽光的青少年時代，也曾有過“昔日輝煌”，甚至表現出非凡“才干”。一些腐敗高官曾經說了許多“反腐”的話，干了許多“廉潔”的事，甚至贏得“好評”。因此，認知和考量領導干部，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復雜事情。既要察其德，又要考其才，以德為先；既要查其今，又要追其往，以今為重；既要觀其行，又要聽其言，以行為主；既要窺其內，又要視其外，以內為本；既要注意“八小時外”，又要觀察“八小時內”，兼顧“八小時外”內外；既要群眾滿意，又要領導認可，以民意為主。這些話說起來順口，操作起來難度大，而且容易出現偏差。何況，有的腐敗干部，在不同時間、地點，以不同面貌出現，時而“天使”，時而“魔鬼”；有的著意以假象蒙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臺上人話，臺下鬼混；有的欺上瞞下，或者對上對下，兩幅面孔。

　　記者：從一些官員的從政經歷來看，他們付出的或許是比別人更多的艱辛和努力。高官腐敗有著怎樣的一個復雜曲折的心理演變過程？

　　田國良：腐敗高官主要有五種犯罪心理。

　　一是攀比心理。自以為素質、智商、地位比那些富商高，而人家富了，自己還“清貧”著，心理不平衡，由此造成了腐敗的內在動因；而商人們為保護既得利益和尋求新的利益，自愿或不自愿地將利益的一部分拿來換取權力的保護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腐敗的外在誘惑。

　　二是從眾心理。以為別的領導干部或許也在“收禮”，因此，自己不收白不收；“收禮”是一種人情往來，可以增進與送禮者的信任，拒禮有可能使送禮者難堪，甚至可能把送禮者推出自己的“圈子”。

　　三是彌補心理。一部分“晚節不保”的高官往往覺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輩子，到頭來仍然兩手空空，不劃算，因此，在退休之前，抓住機會，能撈一點算一點，作點“彌補”。

　　四是僥幸心理。有的腐敗高官以為，這種“人情往來”，兩頭保險，因為都是“一對一”活動，自然十分安全可靠；還有的以為，在自己管轄的一畝三分地界，可以為所欲為，不至于出事。這種僥幸心理的強弱與腐敗案件的發案率高低有直接關聯。腐敗的成本低，而收益高，犯案多，而查處少，致使不少人鋌而走險。

　　五是迷信心理。一些腐敗高官，不信馬列信菩薩，妄想有神靈護佑，事情就不會敗露。

　　記者：如何盡可能避免高官腐敗？您通過這103個案例的分析，得出什么啟示？

　　田國良：第一，要堅持“以德為先”選拔領導干部。這里所說的“德”，可以歸納為“品性”、“品行”、“品格”。“品性”，是指抵抗外來誘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堅強意志；“品行”，是指忠于國家和人民的獻身精神；“品格”，是指冷靜、理智的果敢品質。品德的形成有環境因素，也有主觀因素，靠培訓、教育和周圍風氣的影響，也靠個人的“內省”“定力”和多年“功力”積累。一個領導干部，德才兼備，當然最理想；如果，或者有德缺才，或者有才缺德，二者必取其一，則寧愿取前者，因為，有德缺才，至多辦不成事，有才缺德，則辦壞事。

　　“德”這個東西，是無形的，只是反映在一個領導干部的內心世界和言行之中，無法像智商鑒定一樣去測量。很少有人承認自己“缺德”，而且在許多公開場合，一些腐敗干部都要表現出自己“道德高尚”，但是，在一些私密場合，在利益誘惑下，在關鍵時刻，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馬腳”。這種“馬腳”，最容易被周圍人群所識破，而不太容易被上級組織，特別是上級領導所察覺。上級領導看到的往往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甚至被其“伶俐”、“可靠”、“能辦事”、“得心應手”等因素迷蒙了視線。因此，衡量領導干部的“德”，要多聽廣大群眾的呼聲，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提拔領導干部，應加大群眾的權重。“以德為先”的原則才可以更好地落在實處。

　　第二，不宜“火箭式”提拔領導干部。所選案例中，開始任副省部級職務時年齡最小的39歲，開始任職時不到50歲的約占37%。可見，有相當部分的腐敗高官，在比較年輕時，就走上了較高領導崗位。年輕得勢，或者平步青云，容易失去自我，產生錯覺，飄飄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為所欲為，滑向犯罪。因此，我們建議，要盡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干部，應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長規律，使干部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穩步前進。

　　第三，嚴防“帶病”提拔領導干部。所選案例中，約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獲得提拔，約有48%的案主，在擔任副省部級職務之前就開始了犯罪。因此，為了杜絕這種“帶病”提拔現象，應該嚴格實行任前任后審查、審計制度。領導干部在離開某一崗位，或者在新任某一職務之前，有關部門應該對其本人及其相關人員進行仔細考察、審查，對其負責的部門或者分管的領域，進行徹底審計、審查。我國在 1995年出臺了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又出臺了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以后，類似文件不斷修改、補充、更新，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充滿彈性，還不周密，不到位，不徹底。

　　一是報告要全面。不僅報告本人情況，而且要報告全家及相關人員的情況(包括家屬經商辦企業的情況)；不僅報告全部收入，而且報告全部開支；不僅報告所有貨幣和銀行賬戶收支，而且報告家庭及相關人員的住房、投資、就學、從業及所有財產財物。二是情況要核實。在建立健全嚴密的信息統計體系的前提下，賦予有關專門機構特殊權力，使其有條件、有職責對領導干部報告的情況一一嚴格核實。三是信息要公示。領導干部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其有關信息應暴露在陽光下。對于領導干部申報的信息，要及時在單位內部或社會媒體公示，爭取和鼓勵公眾監督。四是處理要及時。如果發現個人申報與事實有差異，甚至瞞報，應及時追問、追查、處理。對于即將離任或新任的領導干部，其個人報告事項的核實和信息的公示應作為重中之重，更加嚴格。這樣，作為“終極反腐”手段，盡量把好最后一道關。

　　第四，重點監督“一把手”。所選案例中，多數案主作案時，或主要作案時段，都擔任著地方或部門黨政“一把手”。我們的體制設計，使“一把手”，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很大，容易形成“獨立王國”，同時對“一把手”的監督相對較弱，往往是下級不敢監督，上級沒法監督，或者說，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

　　有學者建議，在黨內將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給不同部門行使，黨代會決策，黨委執行，紀委監督，這不失為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思路。目前，紀委由于受同級黨委書記的領導和牽制過多，難以有效行使監督職責。因此，我們認為，應賦予紀委獨立行使監督職責的權力，讓紀委直接對上級和同級黨代會負責，而不是對同級黨委負責。

　　中紀委領導同志曾表示：發現許多高級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是建立和完善巡視工作的成效。我們認為，對于“一把手”，上級機關應該采取定期派巡視組等形式，重點考察，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反映，其個人報告的內容，應重點核實、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