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談《一九四二》，劉震云神采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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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震云，1958年生，河南延津人，著名作家，電影《一九四二》的編劇，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此前有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劉慶邦，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著名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煤炭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其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國文字，其中小說《神木》拍成電影《盲井》。　

　　“好電影是由好作者決定的，《溫故一九四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說，震云又創造了非常好的劇本，使我看到就有拍的欲望。”

　　1942年，河南遭遇“水旱黃湯”，導致300萬人被餓死、300萬人流離失所。然而，幾十年后，即使是當年親歷者也對此喪失了記憶。為此，河南作家劉震云寫成調查體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發表在1993年的《作家》雜志上，隨后由劉震云編劇、馮小剛拍成電影《一九四二》，并將于11月29日公開上映。本報記者赴京對此進行專題采訪，為您解密有關“1942”從小說到電影19年艱辛成長的背后故事。

　　劉震云托河南日報給家鄉父老帶話：

　　河南讓我知道了大小多少東西南北

　　11月24日下午5點，河南日報一行記者如約來到威斯汀酒店采訪劉震云，我們轉達了朱夏炎社長的問候，并邀請劉震云方便的時候到我們河南日報做客，劉震云爽快地說，一定去，年底之前就成行。

　　我們拉了會兒家常后，劉震云跟記者談起了“1942”。

　　記者：您寫作《溫故一九四二》的初衷是什么？

　　劉震云：與“1942”相遇非常偶然，它根本不在我的寫作規劃，作者和作品都有生命，二者相遇具有偶然性。1990年，我看到錢剛寫的《唐山大地震》，才知道1942年河南餓死了300萬人，個體死了，是生命，會有感覺。而300萬只是數字，與二戰奧斯維辛集中營死了100萬比較，才感到很震撼。

　　后來在采訪1942年的那些親歷者時，發現他們都忘了。遺忘比沖擊力更大，我再次受到震撼。之所以忘，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不重要，再一個是，重要，但太頻繁了，災難像家常便飯。

　　記者：那么為何后來又考慮著把它拍成了電影？

　　劉震云：當1993年，小剛（馮小剛導演）提出要把《溫故一九四二》改編成電影時，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調查體小說，就是材料的堆積。是電影元素之外的東西吸引了小剛，他喜歡它的味道、態度、幽默感成分。嚴肅的態度面對災難已經有了，比如《辛德勒名單》。冷幽默對付生死特別獨特，體現出民族面臨災難頻繁時的態度。態度比故事、情節、細節更重要，這是小剛拍攝最為關鍵的因素。

　　記者：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

　　劉震云：當時復雜的政治、社會及國際環境等比300萬人更重要。1942年災難出現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之外，跟戰爭、政治、積貧積弱都有關系。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入中國，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才正式對日宣戰。就好像一群流氓闖到家里，打一巴掌躲一下。當時的國民政府準備把河南作為負擔拋給日本，日本對此也不提供救濟。這是一個大和小的哲學問題，放棄河南是“小”，亡國是“大”。

　　面對死亡，歐美人會問誰讓我死的？河南人的態度是什么？中國式幽默！這也引起我的思考：電影之外的態度。

　　雙方討論，我們決定在逃荒路上找。我們重走了當年逃荒的路、白修德（當年調查報道河南災情的美國記者）的路、日本進攻的路。

　　什么樣的態度是最好的態度？那就是沒態度！你的態度就是災民的態度，災民的態度就是你的態度。

　　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角落，人生都有被遺忘的角落，而遺忘的角落，則隱藏著歷史，散發著人性微弱的光芒，蘊含著真實的歷史、過去和明天。

　　記者：《一九四二》想告訴人們什么？想傳達一種什么樣的意義？

　　劉震云：這個電影投資了2.1億元。觀眾要看的是一個好電影，無論是喜劇或者史詩性作品，都不要低估觀眾的智慧，觀眾觀影習慣超過作者的期待。

　　小剛對《一九四二》有信心。試映時，有各個類型的觀眾，但看后都會有一個變化，變得善良了、感動了、被震撼了。

　　記者：小說和電影有著不同的運作模式、邏輯和訴求，您似乎跟電影很密切，當二者發生沖突時，您是如何平衡的？

　　劉震云：我沒有平衡。第一，我跟電影不密切，只是跟幾個導演朋友密切；第二，我只懂小說，我是一個好作者，但不是一個好編劇，之前合作也會有爭論，但沒有一個導演堅持19年拍這個電影。

　　我的小說都不適合改成電影，小說和電影完全不同，小說像大海，下面暗流涌動；電影像奔跑的河流，像瀑布，方向和目的不同。電影《一九四二》達到了一種新的高度：真實，創作者沒有態度，表演到無我狀態。

　　記者：據了解，作為當年災難發生地，電影外景卻沒有一處選在河南，多是在山西省選的外景。家鄉延津的人民很期待，說您小說里好多事、好多人都是老家村里的事、村里的人，“震云為啥不在老家拍呢”？

　　劉震云：沒有在河南選外景，是因為我們重走災民路，發現河南的發展日新月異，找到1942年的房子確實很難。將來拍《一句頂一萬句》了，就在老家拍。

　　記者：您的小說和電影都是對人性的探討，魯迅是對國民性的批判，您卻是對人性的包容，為什么？

　　劉震云：批判里面也有包容，批評性就是建設性，因為歷史的真實在里面。批評就是不能干什么，這就是建設性。19年間，隨著年齡的增大，我也慢慢地變得比較平和，人人都是哲學家，我收獲的更多的東西，就是無我的創作態度。

　　記者：前一段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很多評論認為，您也是諾獎的有力競爭者，您怎么看？

　　劉震云：莫言是我的兄長。我不知道，莫言獲獎，為啥都跑來問我的感受。就像哥哥娶了嫂子，他的洞房花燭夜，卻問我有啥感受，我只能說祝他幸福。其實，獲不獲獎是外在的東西。莫言應該獲獎，對中國文學而言，應該娶個嫂子。

　　記者：有媒體就小說里面“日本進攻中國，老百姓繳了國軍的槍”等細節，再次提出河南人形象問題，您怎么看？

　　劉震云：跟很多文明一樣，河南依河而居，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問問母親來自哪里，母親從這里來，因此具有包容性。

　　不覺間，原定40分鐘的采訪時間過去了。工作人員不斷催促結束采訪，劉震云都會笑著向她解釋：“沒關系，沒關系，這是家鄉的媒體！”后來，由于其他約定媒體到場，我們不得不結束采訪。劉震云笑著大聲說：“我最后再專門給家鄉媒體說幾句話。”他滿懷深情地說，河南對我的影響至關重要，我的作品有2/3與河南有直接關系，包括地名、人名，電影《一九四二》的開頭就打上了河南延津；家鄉給了我世界觀和方法論，比如“東西南北、大小多少”；河南人非常幽默，有羊肉就會做成羊肉燴面，而陜西卻做成了羊肉泡饃；河南人很包容，比如燉菜、比如“喝酒先敬你三杯我再喝”！

　　【記者印象】劉震云非常健談，也非常善談。劉震云很詼諧幽默，也很睿智深刻。劉震云對家鄉的感情很深，這尤為讓人感動！

　　名動京華的“北京三劉”河南占其二

　　細聽劉慶邦談“劉震云與1942”

　　11月24日上午，河南日報一行記者如約來到原煤炭部家屬院劉慶邦的家里，我們轉達了總編輯趙鐵軍的問候。見到家鄉人，劉慶邦顯得很激動，拿出1993年《作家》雜志刊發北京“三劉”（劉恒、劉震云、劉慶邦）的作品小輯，在那里首發了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劉慶邦的話題就從這里開始。

　　“1942”，為民族保留了記憶

　　震云的這部小說似乎不太像小說，像資料調查一樣，即使算是文本調查，也不是很深入，對當時的情況說得很少。

　　當時聽說要把它拍成電影，我覺得電影難拍，因為它沒有故事、沒有貫串性的人物。但重大事件值得記錄、值得拍攝，這不光對河南有意義，對整個歷史也很有意義。人喪失了記憶，就像一個傻子；一個民族如果淡忘歷史、喪失記憶，那就更可怕，尤其是對重要記憶的喪失。

　　作家有責任為民族保留記憶，震云寫《溫故一九四二》就是為民族保留了記憶，現在又拍成電影，通過藝術記錄“1942”，傳播更廣泛，讓全國甚至全世界重新記起沉痛歷史。

　　肚子餓了，是最大的問題

　　你問很多老人1942年的事，他們大都說不知道，但你要說民國31年，他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我沒有經歷1942年的災難，但母親給我講過，我印象很深刻。

　　我母親是開封尉氏人，1942年那里也是重災區。母親說當時鬧蝗災，吃飯碗里都能落螞蚱（蝗蟲），用麻袋隨便一弄就是一麻袋。我祖父就差點餓死，全身浮腫、奄奄一息。當時財主也趁機買地，我家就一畝半地，財主給了一斗高粱，就把地買了去。

　　1942年大旱，糧食沒收獲，尤其是冬天餓死的人特別多。傳說街上有賒飯吃的，救濟喝粥飯。冒著大雪，很多人就往街上去，餓得走不動，就在雪地里爬，有的爬不到地方就死了；那些最后爬到街上的，卻發現根本沒賒飯吃這回事，就更絕望了。

　　我也吃過柿樹皮，用火烤，烤黃咬著吃，柿子不熟是澀的，柿樹皮也很澀。其實，任何時候，對人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

　　1942年苛捐雜稅重，當時又沒啥工業，靠老百姓交糧支撐軍隊。當時國民黨當權者如果能體恤民情的話、不磨蝕生命的話、有人文精神的話，不至于在自然災難之上雪上加霜，使人民得不到救濟。

　　保留記憶，通過批判、回顧和揭示，讓人們記得沉痛的苦難，以避免重蹈覆轍。

　　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不同，震云在《溫故一九四二》中所揭示的是在饑荒狀況下的一個人性狀態，生存最本能的部分是要活命。在這種狀態下，一是弱肉強食，二是家族的根要傳下去，所以賣閨女、留兒子，被逼到絕路了。

　　我一做夢，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根，魯迅的根在紹興、沈從文的根在湘西等，一個作家只有牢牢地扎“根”，才有記憶，尤其是少年的經歷對作家尤其深刻，少年時的記憶是一張白紙，印象就深刻得很。

　　這種記憶是改變不了的夢境，我一做夢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人可以到處走，去煤礦、去城市，環境會有很多改變，夢卻改變不了。為什么少年時代的夢都是老房子？少年的記憶特別頑強，一寫作就會想到故鄉的人和故事，想到故鄉的自然環境，這可以說是作家的創作規律，每個作家都是這樣。

　　當然作家也四處采風，但看到的都是別人的東西。而回老家則會激活記憶，創作源泉也就源源不斷。

　　我在北京已經生活了34年。北京是文化中心，站位比較高，上來就是和全國對話、和世界對話，對開闊作家胸襟、境界有幫助。

　　相對來講，故鄉文化則是對農業文明的回望。城市文化相對封閉，農村文化中的人心、人性則是開放的。比如在農村，有個啥故事，全村人、甚至四鄰八村都會很快知道。在城市，人與人之間則比較隔膜、封閉、戴著面具，即使對門，也互不認識。

　　農村類的東西，自然風景、民俗風情體現了很多東西，寄托著一種鄉愁、一種鄉思。

　　喚醒人的記憶

　　對作家來講，對閱讀文本，只有更多人看到才能夠體現出它的價值。我也希望將自己的小說拍成電影、電視，因為它們是強勢媒體。我的小說《神木》拍成電影《盲井》，就使得作品被國際上所認識。

　　但寫小說不能想著為了拍電影，好多作家就因此“回不來了”。小說創作和電影創作不是一個路數，小說是心靈化的東西，電影則會多少影響文學品質。我還是要好好寫小說，能改（成劇本）就改，不能改就不改，人命不強求，強求不行。

　　電影《一九四二》會有很大影響，但對1942年的災難，有小說、有電影等“軟”的紀念就夠了，不一定非要用硬件的東西，類似的災難太多，不太可能都建博物館。小說和電影能喚醒人的記憶就夠了，積極的作用已經有了，并不比“硬件”的影響更不為久遠。

　　保留記憶，不要忘記歷史，任何時候都要勇于面對歷史，民族才能不斷強大起來，同時付出更少的代價。

　　19年結緣“1942”，馮小剛昨日答本報記者問：

　　我終于把不可能的事變成一種可能

　　談起電影拍攝的初衷，馮小剛說：“我和這個題材有一個緣分。”這個緣分要回溯到將近20年前。

　　1993年，王朔把劉震云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拿給馮小剛看，馮小剛一口氣讀完，感覺“很有意思”，但這個小說沒有故事、沒有人物，也沒有情節。

　　談起讀后感，馮小剛說：“對我的觸動非常大，覺得非常吃驚，完全不可想象中國人的生活是那樣的。”并且，現實是“餓死這么多人的事似乎很少被人提及”。這使他開始重新想“我們的民族性問題”：我們是從哪兒來的？

　　隨后，馮小剛幾次給劉震云提出要把小說拍成電影，“震云都不接這個茬”。2002年春節的一個晚上，兩個人在馮小剛家喝過酒，劉震云說：“我今天來有件大事，我想把《溫故一九四二》這苦孩子正式托付給兄長了。”

　　于是開論證會，結果不出所料，所有專家不約而同否定了拍電影的想法，理由很簡單：沒有故事、人物和情節。

　　馮小剛卻認為，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事，那才有價值，劉震云對此也深表認同。

　　然而，因各種原因，電影拍攝還是幾度擱淺。

　　2010年，電影《1942》拍攝以2.1億元的投資再度啟動。馮小剛率領他的團隊，橫跨7地、拍攝了135天，“艱苦卓絕，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努力，吃了難以想象的苦”。在拍攝過程中，馮小剛“重新審視了民族性問題，我們在災難中會淪落出一種奴性”。

　　2012年11月29日，《1942》將在各大院線公映，歷經19年艱辛，馮小剛“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很高興，這么多年，終于把電影拍成了，能把理想實現了。”馮小剛喜不自禁。

　　與其他災難片不同，電影結束后，觀眾沒有掌聲，這意味著什么？馮小剛說：“之前我們做了很多試映也是這種情況，觀眾看了電影，很長時間走不出去，這說明對觀眾觸動很大。”馮小剛說：“觀眾需要不同的電影，有快樂的、有宣泄的，《1942》有自己的觀影感受，觀眾覺得有收獲，沒浪費錢，就是值得的。”

　　對《1942》，馮小剛說：“希望觀眾看到一個好的、打動人的故事，同時也能引起一些思考。”他尤其希望年輕人能靜下心來，到影院看看這部電影，“還是很有價值的”。

　　在張國立看來，這種“價值”就是“人的尊嚴是從肚皮開始的”。

　　對劉震云，馮小剛還是一如既往地推崇：“好電影是由好作者決定的，《溫故一九四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說，震云又創造了非常好的劇本，使我看到就有拍的欲望。”（□文／本報記者 閆伊默 圖／本報記者 史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