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3年，北京、陜西、浙江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按照上調過后的數據，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為15.2元。而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仍然是深圳，為1500元。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信息顯示，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包括北京、陜西、上海、廣東以及深圳在內，共有23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基本工資，且大部分省市調整幅度超過10%，部分省市調整幅度甚至高達20%以上。

　　目前的數據顯示，深圳以每月1500元的最低基本工資標準領跑全國，緊隨其后的是浙江每月1470元的標準和上海每月1450元的標準。以小時最低基本工資標準計算，排在前三的依次是北京、新疆和深圳，其標準分別為每小時15.2元、13.4元和13.3元。

　　從地域分布上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其基本工資標準普遍要高于中西部地區。例如甘肅和江西最低基本工資標準尚不到每月1000元。

　　2012年6月份，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提出，要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設定的年增長目標則為13%以上。

　　而自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計劃以來，各省市調整最低基本工資的步伐也顯著加快。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也在2012年12月18日的全國工作大會上表示，2012年，中國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穩步推進，過去的五年間，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幅為12.6%。

　　事實上，調整最低基本工資，已成為各省市的一項規定動作。根據2004年勞保部頒布的《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這一方面是提高勞動者特別是低收入勞動者勞動報酬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應有之舉。

　　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的測算，到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不再增長，隨后會進入負增長狀態，這也意味著狹義上中國人口紅利時代的結束。這種趨勢反映在最低基本工資上，則是標準的不斷上調，以及對勞動力需求不同的各省市之間的差距。

　　蔡昉認為，在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的當下，勞動者工資上漲是必然趨勢，由此引發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迫在眉睫，但劉易斯拐點到來并非意味著勞動力供給的絕對不足，中國還可以通過一系列措施，來開發人口潛力。

　　而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化或將發揮巨大作用。

　　2011年末，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6.9億人。但學界認為，以“居住在城市超過半年時間”為口徑的統計辦法，將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統計在內，但是這些常住農民工沒有獲得城市戶籍或市民身份，所以，他們作為穩定的勞動力供給、新增消費需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社會保障制度貢獻者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顯然，對于希望能夠盡快融入城市的勞動者來說，僅僅調整最低基本工資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