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2月4日電 近來，中央等有關部門要求嚴查公款吃喝。“新華視點”記者采訪發現，茅臺等名酒價格應聲下跌，跌幅普遍達20%至30%。

　　專家指出，以往某些名酒價格“只漲不跌”并非“市場原因”，而是公款吃喝在為其“撐腰”，不僅導致了國內酒業的畸形發展，而且還助長了奢侈浪費之風的蔓延。

　　禁令“一劍封喉”，高酒價“扛不住”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全國不少地方下發了“禁酒令”；剛結束的各地方“兩會”上，“公款禁酒”也成為代表委員的一致呼聲……

　　隨著“嚴查公款吃喝”的風聲越來越緊，失去公款“撐腰”的某些名酒終于“扛不住”，紛紛降價促銷。

　　在上海一家茅臺酒專賣店，指導價1519元的茅臺最低打出1360元的“促銷價”。而去年同期，同樣一瓶酒，竟被炒到2200多元，還一瓶難求。

　　另一名酒五糧液的情況類似，記者在上海五角場一家百貨店看到，指導價1109元的五糧液以不到900元的價格出售。名酒“只漲不跌”的泡沫似乎已被“擠爆”。

　　“以往這段時間主要做單位生意，現在有關禁令一出，生意明顯下滑。”一位高檔白酒代理商告訴記者，“實際上一些酒企試圖利用提高出廠價的辦法"保價"，但已經不管用了，高檔酒零售價跌破指導價的比比皆是。”

　　白酒專家鐵犁認為，嚴查公款吃喝的情況下，酒價無法再靠公務消費支撐，高檔白酒價格普遍降了兩三成。

　　一位長期從事高檔酒營銷人員說，公款采購是國內酒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支柱，一些紅酒企業的銷售，單位或公款采購占30%至40%，而知名白酒企業，公款采購超過50%的也不少，可以說中國酒類市場的一大“引擎”就是公款消費。

　　《酒海導航》總編張勇認為，“管住公款喝酒，是打到了國內白酒市場的"命門"，加上前段時間塑化劑風波，酒業尤其是高檔白酒價格下滑是必然的。”

　　記者采訪發現，近來公務接待中，喝酒確實收斂不少，有的將白酒改為紅酒，就是喝白酒，上千元的高檔白酒也有所減少。

　　官場追捧啥酒，啥酒就會熱銷

　　一位酒業銷售人員表示，領導干部喜好喝啥酒，啥酒就可以賣得火。而且在酒水市場上，促銷人員喜歡施展“饑餓營銷”的伎倆，即人為地制造短缺，以此推高價格。實際上，“公款喝酒”一旦被遏制，所謂的“一瓶難求”，很快變成了“吆喝促銷”。

　　這些年來，一瓶600元的茅臺酒最高被炒到2400多元；原先不到1000元的小拉菲，也炒到8000元以上；1982年的大拉菲，則從一萬元飆升到六七萬元。一位業內人士坦言，如此瘋狂酒價背后的一大“推手”，就是公款消費，或曰官員喜好。

　　據這位銷售人員分析，抽煙喝酒是典型的虛榮性消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場酒風可以說是酒業“風向標”，官場上流行喝什么酒，市場上隨之效仿這一風氣，將其價格推高，甚至有人投入巨資炒作這一品牌。

　　除了茅臺、五糧液、國窖、劍南春、水井坊等酒備受“喜愛”之外，更有一些“天價”酒也上了餐桌。記者見過一種用中藥材釀制的東君酒，售價兩三千元一瓶，號稱81度，實際上醫用酒精才75度，酒業發展非理性程度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當好縣長、抓好酒廠”的思維方式也不斷發酵。“一些地方經濟與煙酒產業關系密切。”一位從事酒業30多年的專家說，查詢酒類銷售網站，列入知名白酒的品牌多達上百個，從省、市、區縣到鄉鎮，大多有自己的酒廠，可謂“酒氣沖天”。

　　“公款吃喝推動了酒業超常發展。”卡斯特酒業總經理潘汝顯說，抑制公款消費，虛高的酒價馬上“打回原形”，“畢竟每瓶800元以上的酒不符合多數人消費水平，實際上沒幾個人自己掏腰包買高檔酒。”

　　遏制公款吃喝，亟待制定規范

　　這幾年來，某些單位公款吃喝愈演愈烈，公務活動中“酒桌議事”“酒桌拍板”等現象，甚至成了一種“潛規則”。

　　長期關注“三公消費”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余南平說，相比于公款出國、公車出行，大吃大喝尤其喝高檔酒，更是社會不能接受的，“誰都知道喝酒誤事，群眾對公款喝酒反映強烈。”

　　與此同時，公款喝酒容易滋生腐敗，譬如經辦人員收取回扣等。另外，高檔酒也是官員收禮的重要方式，因為變現比較容易，實際上“收酒就是收錢”。

　　在北京回收煙酒的錢先生說，白酒中“茅臺、五糧液、國窖1573、劍南春”等酒回收量大，“其實都是別人送的禮品，收禮人一轉手就可變現。”

　　從事商業地產的李先生專門建了一個酒窖，用以購買儲藏高檔紅酒，他坦言：“最便宜的小拉菲、小拉圖至少幾千元一瓶，大拉菲、大拉圖、武當王皆上萬元一瓶，而且市場上有回收變現的渠道。”

　　專家建議，針對公款吃喝問題，應該盡快推出成文規定，明確公務接待中能不能喝酒、喝什么檔次酒、喝多少等，要有具體的規范；還要制定相應的懲戒辦法，完善公務采購制度，細化財務審計。另外，還要加強輿論監督。（記者　陸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