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場扭曲是過去不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樣，近期要素市場的變化也是促使中國經濟向“常規發展”轉變的主要原因。

　　要素市場扭曲與“中國經濟之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表現有時被稱為“中國經濟之謎”，其核心是指這樣一種獨特現象：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被譽為“中國奇跡”；另一方面，不斷增大的結構性風險則讓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不可避免，認為中國的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的”。比如，改革之初投資占GDP的比重為25%，而國際金融危機后，這一比重已上升到接近50%。這一比重也不可能一直增加下去，因此這種情形是不可持續的。在此期間，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經常賬戶盈余不斷擴大，但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收入不平等惡化。

　　經濟學家提出了多種分析框架來解釋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間的變化。盡管視角和觀點有所差異，這些經濟學家都同意其關鍵在于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并不全面。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之謎”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間采取了非對稱市場自由化的做法。產品市場的自由化確保了生產決策符合供求狀況，因此資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場的扭曲為經濟個體特別是企業提供了額外的激勵，有時還為克服市場失靈提供了途徑。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國政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免稅、無償使用土地、信貸補貼以及廉價的能源和水資源等要素投入。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的支持，也減少了法律體系對產權保護不足而帶來的問題。這些政策雖在普通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被視為政策扭曲，但是它們實際上已經取得了成功。截至2011年，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累計達到1.8萬億美元。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通過普遍地壓低要素成本，中國不僅為外國投資者也為本國投資者提供了“補貼”。

　　要素市場扭曲，包括限制勞動力在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流動的戶籍制度，對銀行存貸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機構對能源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的調節，以及向投資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費優惠等。多數情況下，這些扭曲壓低了要素成本。

　　然而，勞動力是一種特殊情況，因為勞動力市場分割到底會降低還是增加勞動力成本并不明確。豐富的農村勞動力為中國這一典型的劉易斯二元經濟體提供了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勞動力成本都較低。雖然廉價能源、資本和土地對推動制造業發展也很重要，但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可以說是決定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大部分產業集中于勞動密集型領域。

　　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國奇跡”，也引發了“中國經濟之謎”。一方面，這提高了生產利潤、投資回報以及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從家庭流向企業的特殊機制。多年來，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滯的工資率，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家庭收入，導致了結構性問題。第一，這種顯著的激勵導致出口和投資占GDP比重的不斷增加；第二，由于企業儲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儲蓄率，企業利潤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儲蓄率；第三，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賴工資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賴企業利潤和投資回報，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第四，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長慢于GDP的增長，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第五，能源、資本和其他資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導致浪費。

　　至此，我們看到，“中國經濟之謎”也許沒有那么特別。許多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如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都經歷過非常相似的變化。廉價勞動力和廉價信貸曾經很普遍。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各自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前，也同樣出現過投資、出口比重增加，消費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中國更加嚴重，因為中國不僅擁有更多剩余勞動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國經濟走向“常規發展”

　　近年來，中國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經濟增長趨勢穩步放緩和經濟結構再平衡。一些結構性變化，如經常賬戶盈余收窄，已經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得到充分體現；一些改善，如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目前在官方數據中尚未得到反映。而其他一些調整，比如收入分配的改善，雖然得到官方估計的肯定，卻遭到許多經濟學家強烈反對。我們認為，主要受要素市場變化，特別是受到勞動力短缺的驅動，經濟結構的改善是真實存在的。

　　經濟增長潛力下降

　　從2011年起，我國GDP增長開始減速，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緊縮政策。2012年3月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穩定經濟增長，包括支持正在開展的水利、電力和交通運輸等領域的基礎設施項目，但是GDP增長率仍從第一季度的8.1%持續放緩到第三季度的7.4%。增長減速引起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再度擔憂。

　　然而，由于三方面原因，政策制定者卻保持相對冷靜，而且似乎愿意容忍增長出現些許放緩。首先，實施了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后，許多政府官員不愿采取積極措施支持經濟增長。該計劃曾在2009年成功扭轉經濟增長下滑。然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該計劃增加了財政風險，制造了不良貸款，導致部分基礎設施領域產能過剩，并引發了通脹和資產泡沫。從2011年底起當增長再次放緩時，決策者們變得更為謹慎，避免再次過度刺激經濟。其次，對目前經濟增長潛力的估計大致都落在6%～8%這樣一個區間。世界銀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在2011～2015年為8.6%，在2016～2020年為7%；據蔡和陸揚2012年估計，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在2010～2015年平均為7.2%，在2016～2020年平均為6.1%。在一項關于經濟增長的跨國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測中國在2011～2020年每年增長6.1%～7.0%，在2021～2030年每年增長5.0%～6.2%。同樣，亞洲開發銀行與北京大學的聯合研究估計也認為，中國在2011～2020年的增長潛力為8%，在2021～2030年為6%。再次，盡管GDP增長減緩至低于8%的水平，就業和通脹等指標卻顯示沒有必要采取積極的寬松政策。2012年CPI通脹率率先放緩，從1月份的4.5%下降到10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又緩慢回升到高于2%。勞動力市場也具有驚人的彈性：2012年，盡管經濟增長放緩，勞動力市場仍創造了1270萬個新就業機會。農民工數量比一年前增加470萬，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民總數在一年內增加了980萬。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將全國平均水平提升20.2%。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比一年前增長11.8%。

　　因此，決策者不再熱衷于保8%以上的增長。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緊張，經濟增長潛力已經低得多。比如在2012年，適齡勞動人口下降了350萬。謹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看做是一種策略，以允許經濟增速處于新的增長潛力附近。當然，如果失業率意外上升，政府也可能再次實施更積極的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

　　經濟再平衡已經開始

　　近年來，經濟顯示出明顯的再平衡跡象。例如，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值從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見圖1）。據此，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稱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水平，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前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于2013年1月指出，人民幣低估程度已經小于五年前。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以及資本的雙向流動實際上已經出現。

　　經濟再平衡的另一個表現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見圖2）。這是農業獲得更強的政策支持、農產品價格更快上漲以及農村生產力穩步提升的綜合結果。此外，直到最近，中國改革的成功還主要是在沿海地區。然而，得益于政府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制造業企業的遷移，以及西部豐富的資源稟賦，目前內陸經濟增速已經快于沿海地區。

　　今年1月中旬，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數測算值，數據顯示,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間持續惡化；此后基尼系數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74，表明2008～201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見圖3）。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對這一結果仍持懷疑態度。例如，最近西南財經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2010年基尼系數為0.61。對國家統計局數據的一種批評認為統計局忽略了家庭財產收入的差距，如不動產；另一種批評認為統計局低估了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但是如果這一官方數據屬實，則可能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

　　官方數據還表明，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從2007年約三分之一增加到2012年的52%（見圖4）。我們近期研究也發現，消費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后開始上升。雖然這一趨勢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統計中。官方統計數據中2008年后零售額的提升和消費的減緩是矛盾的。如果用消費相關零售收入增速與服務收入增速的加權平均得到一種新的消費增長率，可以發現，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消費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這與官方數據表明的情況相同，但2008年以來消費占比則從48%反彈到2010年的52%，與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計值僅為47%。李稻葵及其合作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了類似的發現。通過重新計算中國家庭消費支出，他們發現，家庭消費的比重從2007年的36%反彈至2011年的38.5%。

　　促進新發展模式形成的關鍵因素

　　要素市場扭曲是過去不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樣，近期要素市場的變化也是促使中國經濟向“常規發展”轉變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的獨特表現，包括強勁的經濟增長和不斷增長的結構性風險，主要由低生產成本推動；出于同樣的原因，成本結構的逆轉也會讓中國更像其他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常規發展”模式包括經濟增長放緩，通脹壓力上升，收入分配更為平等，經濟結構更為均衡，產業升級加快和經濟周期更為動蕩。這些正是過去幾年所發生的現象。

　　目前，勞動力市場已經明顯顯示出供給短缺的跡象，近年來不斷上漲的工資就是證明。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為“事實上的利率自由化”敞開了大門 。政府也一直在試圖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資源的定價。簡言之，低成本優勢和改革政策是推動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成功的兩個主要貢獻因子，但前者正在急劇衰減。目前而言，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勞動力市場上，尤其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工資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在低端市場，直接降低了利潤率。因此，這就會使過去收入從家庭轉移到企業的再分配機制得到反轉。由于這些中國企業的隱性補貼減少，出口和投資活動會減弱，因此，經濟將實現再平衡。

　　也許，近年來增長潛力下降和通脹壓力上升比較容易理解。隨著經濟的發展，增長會放緩，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包括勞動力短缺和適齡勞動人口下降，進一步加速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出于同樣的原因，迅速上漲的工資也會造成通脹壓力，因為成本上升只能通過更高的產出價格、更低的利潤率或更快的生產率增長或者幾者綜合加以吸收。

　　那么，是什么推動近年來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當勞動力存在無限供給時，伴隨著快速工業化，工資率比較穩定，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會下降。這一趨勢會在勞動力出現短缺，工資迅速上漲以及工資收入在GDP中的份額開始增長時發生反轉。事實上，勞務收入占GDP比重也從2007年的41％增長到到2009年的47.1%，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消費占比。這也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在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現象，當它們各自經歷劉易斯拐點后，消費占比開始復蘇。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最近幾年來消費真正提高的原因，也是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條件和相應的工資上漲，而不是政府政策。這也符合我們的論點，即要素成本可能是推高結構性風險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調整要素成本也應有助于緩解一些結構性問題。

　　顯然，再平衡仍處于早期階段。例如，根據我們的估算，2010年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2%，大大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經濟體70%～90%的范圍。通過不斷調整工資，這種差距可能會縮小。預期的利率自由化，至少可能導致存款利率提高，會進一步促進經濟再平衡。徹底轉變發展模式還需要進一步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級收入分配來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會福體系，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教育，以及促進金融和資本賬戶自由化。

　　結束語

　　中國正在經歷從經濟奇跡到常規發展的重大轉變。年均增長率10%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目前增長率穩定在8%左右，但未來十年也有可能進一步下降。與此同時，通脹壓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終穩定在5%左右。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與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類似經濟發展階段的情況相比，這樣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率并不獨特。

　　盡管還沒有得到經濟學家、市場參與者和公眾的充分認識，轉向消費主導型經濟的再平衡早已展開，并已經清楚地反映在經常賬戶盈余收窄、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城鄉和地區差距縮小、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等方面的調整中。我們將這一持續轉型主要歸因于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尤其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當然，這些經濟結構調整大多數還處于早期階段。為了使中國成功轉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續的經濟模式，政府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政策行動。

　　盡管新的增長模式更具可持續性，但是也面臨諸多挑戰。比如，中國失去低端產業的競爭力以后，能否通過創新和產業升級以獲得新競爭力？在增加投入不再能夠擴大制造業生產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創造足夠的新就業機會？因此，即使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中國仍然面臨著重大的就業壓力。面對這些挑戰，中國經濟成功或失敗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勞動力質量，即教育、技能和經驗。目前，非技術工人占中國勞動力的主導地位，他們主要受雇于勞動密集的制造業和建筑業。盡管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損失可能會部分地被服務業就業增加所抵消，但仍有大量工人需要被高附加值產業吸收。因此，未來幾年內需要在支持教育、培訓和研究方面作出重大努力。

　　作者單位：黃益平、茍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蔡昉，中國社科院人口與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