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作為政策建議，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趕快改了，匯率政策不應該保持現在對美元的持續升值。另外利息是不是要降一下，特別是在資金緊張之后可以降低企業成本，對實體經濟會有非常有效的幫助。財政政策是不是能夠更積極一些，應該投資的地方就要去投資，雖然說中國的投資在某些地方是過剩的，但是如果看人均資本占有率，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近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北京召開年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宏觀政策建議進行研討。會議由論壇主席、國務院參事夏斌主持。

　　魯政委(興業銀行)：建議人民幣貶值

　　當前地方政府和企業面臨的問題都是負債偏高，問題在于，即便把利息都免掉，誰敢說債務本金就能還得起？所以重要的是讓企業能掙到錢。對于企業，無非是內外兩個市場。2009年四萬億刺激，通過國內市場讓企業掙到錢，現在不準備刺激了，就應該讓企業合理利用外需市場。我認為，如果不調偏高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國經濟無望走出困境。

　　目前幾個省的壞賬水平，江蘇已和廣東差不多了，浙江是第一。為什么今年江蘇有這個問題？江蘇的產業結構和韓國基本相似，光伏、鋼鐵、造船、制造、電子都是和韓國重疊的。過去韓國東西太貴，我們有競爭力，可是現在韓國的東西不太貴，韓國產品變得有競爭力了。中國官方承認2010年我們正式成為全球造船第一大國，為什么是2010年？因為韓國的出口商品價格指數漲得太快了，2011年我們繼續維持這個地位，2012年就把這個位置還給韓國人了，因為韓國的匯率掉得快。

　　面對最近幾個月的出口下降，官方說法是外需不足。但今年3月份以后，越南出口增長一直在15%~20%；日本出口也是一直往上走，中國臺灣出口也是往上走。為什么中國大陸有問題？唯一的解釋就是人民幣匯率有問題。目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所有新興經濟體中最高的。

　　現在由于日元貶值導致韓元低迷，已經使得中國的產業爬不上去了。這一次是由于日元的大幅度貶值，包括美元的反彈帶動了整個亞洲新興貨幣的回調，直接給我們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這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歷史非常相似。

　　1997年，我們當時說由于外需不足，可是我們知道，從1997~2000年，美國經濟非常強，為什么中國出口那么差呢？簡單原因就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太高。當然那一次堅持不貶值，我們還算是走運的。2002年，美國匯率開始貶值了，我們在2001年加入了WTO，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下降，由此中國經濟獲救了，走出了通縮。

　　這一次中國不會如此幸運，因為這一次我們站在一輪美元強勢升值的起點上，如果繼續盯住美元不貶值的話，我覺得這次比1997年會更困難，死的企業比1997年會更多。

　　劉利剛(澳新銀行)：人民幣匯率不應持續升值

　　我對魯政委的觀點非常認同，在我的一些文章里面也早說過。特別是日本量化寬松之后，我們的貨幣政策應該與時俱進。上半年中國出口數據為什么是假的，很簡單，就是人民幣持續升值，我們的利差跟海外非常大，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使中國資本賬戶也更加開放，引起資本大幅流入。作為央行當時應該盡快降息，使人民幣雙邊波動起來，同時加強資本管制。如果那時候這樣做的話，現在所面臨的外貿窘況可能就不會出現，我覺得政策方面調整過于遲緩。

　　在日本量化寬松政策里，有很重要的國際援助政策。就是今后3年中，日本政府大概有790億美元外援，用這筆資金支持日本企業到東南亞和其他國家去投資。日本有一個“中國+1”的戰略，意思就是在中國設立一個廠，同樣這樣的廠在東南亞也會有。如果中日之間因為政治問題使中國日資廠停產，它在東南亞的這些廠可以照常營運，這樣使整個產業鏈不會受到影響。日本的國際援助會使日本企業更多地走向東南亞，在今后一段時間，中國的競爭力可能會逐漸消失。

　　我們現在是不是跟1997年危機時的東南亞情況非常相似？似乎有一些類似情況。日元開始大幅度貶值，東南亞的各種貨幣開始貶值，這些國家沒有因為日元的貶值而升值，其競爭力在今后將會得到大幅的提升。而中國在今后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貨幣匯率，同時又要進行更多的結構改革，如果在國內金融改革和資本賬戶開放方面出現問題的話，很有可能在今后3~5年會重復亞洲金融危機的狀況，下一個危機可能是在中國發生。

　　作為政策建議，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趕快改了，匯率政策不應該保持現在對美元的持續升值。另外利息是不是要降一下，特別是在資金緊張之后可以降低企業成本，對實體經濟會有非常有效的幫助。財政政策是不是能夠更積極一些，應該投資的地方就要去投資，雖然說中國的投資在某些地方是過剩的，但是如果看人均資本占有率，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最后，國內金融改革和資本賬戶的開放怎么配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在今后一段時間，如果資本賬戶開放過快，同時國內金融改革滯后的話，我們一定會重蹈東南亞國家的危機。應該使國內金融市場化先做起來，然后慢慢再允許資本賬戶的開放。用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開放的手段來推國內的金融改革，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路子。用升值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想法。日元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一個大幅升值的貨幣，但為什么日元沒有變成一個國際化的貨幣？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連平(交通銀行)：貶值有多方面制約

　　人民幣貶值確實對改善目前狀況會有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貶值也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約。

　　要推動它貶值，貨幣政策一定要寬松，我們現在有沒有可能這樣做？大家一直在討論貨幣存量比較大，未來通脹的壓力。所以通過較大力度的貨幣擴張導致貶值有很大的制約。

　　還有一個就是資本流動。這個時候如果匯率形成一個貶值趨勢，比如說長于一年、兩年，可能對資本流動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崔歷(高盛)：大幅增加匯率彈性

　　我認同人民幣不應繼續大幅升值，最近的升值對經濟短期會帶來負面影響。

　　但匯率問題又比較復雜。第一，中國的利息比國際利息高，就算有外匯管制，國內企業也想占這個利差，熱錢就要用各種渠道流入。第二，中國中長期想要再平衡，應注重發展內需。從出口角度講，可以期待全球市場份額相對比較穩定，不要失守我們目前的市場份額，但是像以前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中國現在的市場份額是全世界的11%，韓國是3%~4%，中國比韓國大那么多，是不太容易完全依賴出口去拉動經濟的。所以利用匯率貶值作為主要工具來拉動經濟從操作上來講，可能有困難。

　　我覺得關鍵的問題，是不是在未來的匯率操作上要更大幅度增加彈性，讓熱錢進來的人沒有那么穩定的預期，這樣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就會更大一些。

　　投資作為第三駕馬車并不是那么差，尤其是基建投資。但這些領域對GDP的帶動不會那么大。一是基建投資現階段可能只看到了負債，不一定馬上產生現金流。二是這些投資包括了很多土地成本，不計入經濟增加值。所以主要不是金融是否支持了投資，而是投資對實體經濟的效率問題。

　　政策建議，一是政策信號問題。政府對于政策目標、底線應當有明確的信號。二是從周期性的政策來講，多用財政手段，結合稍緊的貨幣增長和高一些的銀行間市場利率把金融風險控制一下，這可能是目前比較好的政策組合。從貨幣政策角度來講，降息不太適合，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已經在擔心杠桿的問題，你再去降息，可能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又增加了其他的一些問題。三是結構型政策，政策應針對投資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投資量。

　　這個問題可能也要跟城鎮化思路結合起來。提高投資的效率應當基于對土地的集約使用，減少無效的城市擴張。我不大同意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過分強調增加土地供應，因為過去十年的城鎮化，土地總供應增加40%，城鎮人口增加30%，人可能確實進城了，但是城市也擴得很大，沒有達到更有效的集中。其實我們如果再退一步想想，為什么要城鎮化？如果在農村給農民蓋一個樓算不算城鎮化？城鎮化最大的好處還是把人聚集在一起，而我們的城市比較散，就沒有聚集。我曾經做過測算，比較中國和美國的城市，合理的聚集效應可以讓未來中國潛在增長增加1個百分點。所以要進一步城鎮化，我覺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土地的集約性使用。

　　我們的鄰居像日本、韓國，都是人比較多、耕地比較少的國家，也都是城市化比較集中的國家，對中國來講，應該朝著這個思路去考慮。如果有這個，相對來講需要的基建可能可以少，而你得到的回報里面有一部分是通過聚集效益中得到增長效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出。這一步對中長期來講，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

　　陳興動(巴黎銀行)：中國經濟將出現3~4年調整期

　　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必然要出現大概3~4年時間的調整期，也就是從2013年開始到2016年，中國必然經過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調整期。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面對三四年的時間，真正把改革推行下去，然后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方式，這個過程要承受經濟增長適度的放慢。

　　在華盛頓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有政府官員談到可以忍受6.5%增長的底線，我覺得這不是空談。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速的底線是7%，如果低于7%，財政、就業和社會都受不了。現在討論6.5%，可能是經過計算的。新華社有一篇評論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低于7%，那是從中長期而言，十八大提出GDP、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比2010年翻番。我建議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調下來，不能在7.5%，而且未來的目標不能設定在單一數值，應該是設一個區間，比如說明年甚至未來三年的目標設在6.5%~7.5%，如此市場就會改變預期，政府也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壓力。

　　按說你設定目標是7.5%，理論上說也應該是7%~8%，可是中國政府過去所設定的單一目標，市場上對它的理解是什么？始終都是一個底線，所謂的增長目標就是最低增長目標。這個觀念要改過來，政府未來要管理它的預期，預期管理好了，市場就不會出現恐慌。

　　最后一點，管理預期不僅僅是管理中國的預期，還要管理外部的預期，因為全世界現在對中國非常的悲觀，各種悲觀的文章不斷出現。其實我們如果把這個底線講清楚，中國不是一個后工業化社會，而是一個正在工業化繼續、城鎮化在繼續的國家。增長潛力還很多，需求和供給雙方的力量都相當強。我們要花三四年的時間真正調整結構、升級產業，讓大家有一個預期，2017年以后中國經濟將進入新一輪的增長周期。這樣的話，全世界就會保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

　　朱海斌(摩根大通)：現在金融風險比以前嚴重很多

　　談幾個觀點。第一，今年的改革我個人理解有三個突破口，一是金融改革，二是財稅改革，三是土地改革。這是目前經濟結構轉型最要害的三個部分。如果三中全會開完，市場上并沒有看到更清晰的路線圖或者改革方案的話，可能會出現新一輪關于中國悲觀的觀點。

　　第二，現在談經濟結構轉型時，大力強調要鼓勵消費、刺激消費，增加消費占GDP的比重。其實這種提法有偏差。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在于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和投資效率問題。所以，我們下一步最主要的抓手就是要提高投資效率，增加有效投資。現在過度強調消費造成的不良后果，在上半年的經濟數據里已經看得比較明顯。在一二季度消費增速出現明顯下降。

　　第三，在目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不做大的變動情況下，有沒有空間給穩增長創造條件，關鍵在于提高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不是進一步擴大支出，重要的是著重于在財政支出的結構調整。

　　第四，關于金融體系風險問題。目前金融體系面臨著最大的三個風險點。一是企業的高債務，目前估算已經達到GDP的125%左右，在過去四年內上升了30多個百分點，這是第一個大風險。二是地方政府債務。三是影子銀行存在的問題，一旦爆發之后也會往銀行體系傳導。

　　現在金融風險比以前嚴重很多，而且解決起來難度更大。與兩年前相比，現在有三個不同。一是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尤其是名義GDP增速，這影響到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二是實際利率水平大大提高，還款付息壓力更大。三是最近的金融風險更多與影子銀行業務相關，監管相對不足，信息也更不透明。

　　這個危機可以怎么轉化？我覺得，一個突發性的危機在未來兩三年可能性不是很大，從政府掌控的資源和能力看，目前還是有一些有利因素可避免這一風險。現在比較擔心的是中國會不會重復日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情況，也就是說金融體系的風險一直長時間存在，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經濟增速再持續下滑，陷入中等國家收入陷阱。如果我們仍然在結構性改革上猶豫不決，在金融體系仍然通過貸款不停地滾動進一步拖下去，以后會形成很多僵尸銀行、僵尸企業，這是我們現在更加擔心的風險。

　　金融體系改革順序的問題，我非常同意剛才劉利剛的意見，國內的金融改革要優先于資本項目開放。尤其是目前國內金融體系風險高企的情況下，在未解決這個問題前過于倉促開放資本項目，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方面要慎而慎之。

　　劉煜輝(華泰證券)：以“寬貨幣、緊信用”應對金融脆弱性

　　目前貨幣金融領域有幾個變化。一是外匯占款供給基礎貨幣的體系系統性瓦解。二是整體經濟的流動性錯配累積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三是龐氏狀態的出現，由于大量的資源錯配至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的項目和低效率的部門，這些長期資產的現金流已不能夠覆蓋短期負債的成本。

　　今天中國金融體系的最大脆弱性來自于政府配置資源權力過大所導致的嚴重的道德風險和債務失控。由此形成的大量僵尸企業和資產難以滅亡，占據和無謂消耗著大量信用資源，導致生產率顯著衰退。

　　在中國現行體制沒有本質變化的情況下，我以為比較有效的方式還是借助行政手段來定向抑制信用端體制內主體的行為(影子銀行、平臺和地產)。如此，在貨幣端，央行就沒有必要將短端利率保持在一個緊張的高水平，相反，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條件下非常有利于推進債券市場和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從而修正全社會流動性錯配的風險。這是堵疏相容的政策組合。

　　如此，我們將看到一種良性狀態的出現：M1、M2和社會凈融資增速呈現有序收斂態勢，而貨幣市場利率也是下行的。貨幣政策這種狀態在1998~2002年的經濟結構調整期曾經出現過，即“寬貨幣、緊信用”，我稱之為“衰退式寬松”。

　　要實現全社會整體利率水平下行，從而降低整個債務體系滾動的成本(去杠桿的貨幣環境)，不僅要抑制高杠桿部門的增量需求，可能更有賴于要主動清理和終止一部分僵尸狀態的存量信用，讓它們不再無謂消耗增量信用資源。

　　邵宇(東方證券)：升級“三駕馬車”

　　在保持經濟溫度同時，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改革預期。傳統投資、消費、出口都漸漸熄火，要升級中國經濟，得靠新三駕馬車。

　　如何升級投資引擎？關鍵在于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深度城市化將替代原來的半城市化成為新一輪增長的抓手，老版本GDP錦標賽有一個重大缺陷，它是縣競爭制度，參賽隊員太多，必須升級為城市群之間的競賽。

　　如何升級消費引擎？關鍵在于合理分配收入和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一是全面減稅，企業方面，服務業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面實施，制造業則應降低增值稅稅率，并對小型低利潤企業給予大幅稅收減免。個人方面，所得稅應按家庭收入加總征收，并根據實際贍養情況進行減免調整；二是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并劃撥國有資本歸全國社保基金管理，彌補資金缺口，這些改革將提升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

　　如何提升出口引擎？一在于形成新市場，二在于以重新入世心態提升產品質量和科技含量，三在于輸出貨幣，加入貨幣競爭。

　　從GDP構成的需求端來看，升級三駕馬車并重新啟動增長引擎，就是我們理解的所謂“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在升級了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基礎上重啟系統，將驅動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再次有力擴張，這會是一個中長期可持續的向上趨勢。

　　湯云飛(方正證券)：明暗兩手策略刺激經濟

　　出于穩定經濟增速，不使經濟跌出下限，建議用明暗兩手策略，從供需兩端一起刺激經濟。

　　明的策略是財政政策方面對新興行業、服務業、保障房建設、城市基礎建設和中西部交通設施(鐵路、公路等)定向扶持，具體手段可以是定向信貸輸送和技術改造貼息。

　　暗的策略是默許房地產價格的適度增長，釋放房地產的活力，維持土地交易市場的活躍。這也是化解金融體系內緊張狀態的根本之道。

　　如果經濟復蘇繼續乏力，第四季度初可出臺支持唯一自住住房的信貸政策。為支持年輕人首套自住住房，將首套自住住房的首付從三成降低為兩成。未來還可以參照日、美等國的做法，考慮讓有五年以上連續工作和交稅記錄的首套自住住房購買者享受首付一成的優惠，以及唯一自住住房貸款利息抵稅等潛在優惠政策。考慮到人口在不同地域的流動帶來的住房更換剛需，以及家庭成員增加帶來的住房改善型剛需，應該采取看房不看貸的政策，將賣掉原有住房更換為新房用作唯一自住住房的同樣享受首套自住住房的貸款政策。同時可適度增加房產稅試點城市數量，完善租賃房市場法規建設，加強對租客的權益保護，以之疏導民怨。考慮對試行房產稅的二線城市解除限購。

　　陸挺(美銀美林)：切割審慎監管政策和宏觀政策

　　談幾個觀點。第一，審慎監管政策要和宏觀政策有一定的切割。6月份的資金緊張對利率市場化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利率市場化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新的基準利率建設，國際經驗基本上是銀行間利率，我們不能在談利率市場化的同時，把我們之前在銀行間利率方面的努力給摧毀了。

　　審慎監管要和宏觀政策做一定的切割。要讓銀行收斂一些，要達到這個目的，我相信這是能夠達到的，但是我們能不能用其他的辦法？國際上過去多少年還是非常強調有些是應該交給審慎監管的，有些應該是宏觀政策，不能把宏觀政策用來審慎監管方面。

　　第二，現在講去杠桿，有人覺得一定要采取休克療法來處理；還有一種也許還是一個主流的辦法，就是以穩為主。我個人看法，問題確實很多，但千萬不要覺得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目前的情況如果中央財政能夠加大支出力度，中國經濟能夠軟著陸。我們過去2008年、2009年，刺激政策并不是特別過分，真正的問題出在讓地方財政向銀行借錢這個問題上。如果現在要去地方政府的杠桿，又能保證中國經濟穩定，就是應該增加中央政府的杠桿。

　　對地方政府來講，目前的負債大概是GDP的30%，的確比較高，并不是說接下來一定要把它降到20%、10%，我覺得接下來維持30%也可以，但是這個比例不能再高了。最關鍵的一點是把債務的結構改變，比如說這里面大概一半是商業銀行貸款，是不是可以考慮變成中長期債券。

　　第三，股市很重要，實際上現在中國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股市融資的功能不能說徹底喪失，但已喪失大半，如果要保增長的話，必然要靠債務融資，這使得杠桿惡化，又導致大家對中國經濟很擔心，又不敢讓IPO放行。所以，目前來講，要盤活這一盤棋，搞金融改革的話，應該啟動股市融資，這也是去杠桿。

　　沈明高(花旗銀行)：加需求三策

　　我講一下花旗對外部環境的看法。總的來講，全球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趨勢還是向下的，大家對新興市場未來的走向不像過去十年那樣有信心，全球的經濟增長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對中國來講，這是一個全新的外部環境。

　　第一，發達國家從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在去杠桿，但新興市場幾乎都在加杠桿。第二，全球金融危機后，“去全球化”趨勢明顯，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下了一個臺階。今年1~6月份，全球貿易基本上是零增長。第三，美聯儲量寬可能退出，或引發新興市場資金外流。這個預期在逐步形成當中，對資金的外流已經產生很大的壓力。這意味著新興市場內部的資金成本或將上升。

　　這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新興市場經濟總體放慢。今年印度GDP的增長不到6%，金磚國家里面，俄羅斯和巴西的增長速度甚至都快趕不上美國了。從2010年到現在，金磚國家股市表現在G20中抱團墊底，僅比意大利稍好一點。

　　這個新環境，中國能不能在新興市場經濟中有所突破，或者是在投資者放棄金磚四國的時候，把中國還留下來作為一個投資的目的地，這主要取決于中國的內部因素。所以，下面就國內經濟走向討論三個議題。

　　第一，我個人主張經濟不應以保7為目標，中國經濟需要彈性，到2020年實現2010年GDP翻一番，平均增長7%就可以達到目標，有的年份低一點，有的年份高一點，并不會影響目標的實現。所以，我們的建議是將GDP增長目標定在6%~8%比較合適，平均在7%左右。進而言之，如果中國的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果，失業率很難不突破5%，或者說為確保失業率不破5%，改革就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真正意義上推動改革，就需要容忍GDP增長甚至放慢到6%，失業率上升到6%。

　　保增長能不能保就業？值得懷疑。據我們觀察，現在信貸資源的配置越來越向杠桿率已經比較高的部門繼續集中，比如說地方政府，比如說大型企業、國有企業，比如說中西部地區，這三個部門有重疊的地方，但都是目前杠桿率比較高的部門。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如果信貸繼續支持這三個部門的話，可以想象，一塊錢的信貸投放，產生的投資甚至會不到一塊錢。重要的是，這三個部門拿到更多的信貸資金以后并不創造等量的就業，創造就業仍然需要依靠中小企業。可以想象，未來我們要保增長，更多的資金向效率低的部門傾斜，私營部門、消費部門得到的信貸資金份額更少，很難繼續承擔創造就業的重任，所以保增長和保就業可能會有沖突。既然就業重要，為什么不直接保就業，而要迂回通過保增長來保就業呢？從就業來看，哪些部門需要支持，就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積極支持，管它GDP是7%還是6%，甚至是5%。

　　第二，資金成本將繼續上升。6月份資金緊張的結果就是中國資金成本的上升，再配合美聯儲可能退出的預期，或導致下半年國內資金成本比上半年提高1~2個百分點。金融能不能支持實體經濟，除非把資金成本降下來。所以，如果中國今年真要保7.5%，降息是不可避免的。

　　資金緊張的原因是什么？資金緊張最根本的原因是影子銀行和金融市場創新與利率市場化嚴重滯后產生的矛盾。中國人民銀行可以通過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方式，縮小投機套利的空間然后壓制同業市場與影子銀行的過度擴張。但是，人民銀行選擇的工具是錯誤的，通過收緊流動性的方式，最后打擊的是風險偏好，提高了風險溢價。資金緊張之后，要改變的情況沒有得到任何改善，投機套利依舊。

　　第三，如何看待改革？現在我們的感覺是，政府又要改革又要增長，最好是在改革的同時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但現實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要保增長，改革空間就很小，要改革，經濟可能就保不了7%，在這兩者之間必須有所取舍。當然，改革也不一定導致經濟放慢，因為改革可以有兩個路徑，一個是去杠桿化，中國經濟杠桿率到目前這個水平，繼續加杠桿，只能導致未來更大的硬著陸的風險。最好的方法是逐步去杠桿，但去杠桿的過程就是經濟放慢的過程。既要去杠桿，經濟增長又加快，這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對去杠桿化采取一個對沖措施，即加需求。加需求是改革的另外一個方面。在加需求的同時去杠桿，這樣一個政策組合，有可能在改革的同時防止經濟增長下滑過快。

　　加需求靠什么呢？三個建議：應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開放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業。改革只有較市場預期快一步才能改變預期。很多海外機構客戶跟我們說，寧愿看到因改革而經濟放慢，也不愿意看到因刺激而經濟加快，也就是說市場寧愿看到短痛不愿意看到長痛。

　　（丁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