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在湖北黃岡采訪時發現，教育部三令五申的義務教育階段禁止補課令下達后，沒有配套措施及時跟上，已經對留守兒童的教育與管理產生了不利影響。

　　據今年2月召開的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的數據，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適齡留守兒童約為2200萬人，小學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約為1440萬人，初中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約為760萬人。其中，中部是我國留守兒童最多的地區，留守兒童約占農村在校生的1/4。

　　地處我國中部的黃岡是勞動力輸出大市，有150萬人常年在外打工。黃岡市教育局局長王建學介紹，黃岡市的學校中，留守兒童普遍占30%以上，部分學校留守兒童比例甚至達50%以上。

　　從2006年開始，教育部嚴令禁止補課。在當年下發的《關于貫徹〈義務教育法〉進一步規范義務教育辦學行為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學校和教師不得占用節假日和休息時間組織學生上課和集體補課，不得要求和統一組織學生參加各種學科輔導班和學科競賽。

　　禁令一出，在學校層面上組織的補課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黃岡的多名教師和家長向記者反映，禁止補課的初衷是好的，能夠給孩子更多自由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卻對留守兒童不利：在課外時間，他們普遍面臨“家里沒人管、學校沒法管”的狀態，被“放羊”的時間延長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機會養成不良習慣。

　　在黃梅縣一中校長陶有剛看來，取消補課是好的，但不贊成“一刀切”。他認為還要考慮各地的實際情況。留守兒童的父母在外打工，基本上都由爺爺奶奶或親戚撫養，這種撫養大多僅限于物質層面上，幾乎沒有精神層面的溝通和交流。加上縣、鄉鎮一級的公共娛樂場所管理松弛，留守的孩子中，沉迷于網絡游戲、賭博甚至違法犯罪的大有人在。

　　在縣級小學和鄉鎮小學做了20多年教師的團風縣思源學校校長豐必文說，在他待過的學校，留守兒童比例超過60%。對于補課，大多數家長的態度是贊成，原因只是“希望孩子在學校待得時間長一些”，因為把孩子放在學校“托管”，比放在家里更放心。而對于孩子來說，補課最大的收獲也不過是“能和同齡人在一起好好玩一玩”。

　　“站在校長的角度，我反對補課；但站在家長的角度，有時候能理解他們希望孩子補課。”豐必文說，補課的確背離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規律，而且使得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功利化；但取消了補課，在學生離開學校的時間如果疏于管理，很有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這座位于長江邊的城市，離開學校的時間里，農村孩子最大的愛好是玩水。此外，在市內、縣城里的大街和河堤上，還能看到不少未成年人集體飆車的身影，車禍事故也頻頻發生。除去這些戶外活動，孩子還容易沉迷于網絡游戲、電視節目，放學后，縣城里、鎮上的網吧、游戲廳常常人滿為患。

　　在一所鄉鎮小學工作的6年里，豐必文的學生中就有7人在假期溺水身亡。在課余時間里，對留守兒童來說，安全是最大的隱患和問題，這不僅包括人身安全隱患，更在于因長期與父母缺乏交流而產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不少留守兒童都表現出內心封閉、行為孤僻、情感冷漠等特征，不同程度上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礙。

　　思源學校是一所寄宿制學校，留守兒童占2/3。其中不少都是被其他學校開除一次甚至多次的“問題孩子”。家長隱瞞情況、托熟人將孩子送來“托管”。為了幫助孩子和家長加強聯絡，學校每周都會組織學生和在外地的家長視頻通話；平時，還會給學生和家長布置遠距離交流的“作業”——讓孩子寫信寄給父母，并要求父母回信。然而，視頻和信件的交流畢竟作用有限。

　　面對“禁補”留下的隱患，學校在課余時間該如何作為？思源學校正在試驗用給學生“補興趣課”的方式，來填補“無補課”時代的課余活動時間。

　　在每天的早晚自習和周末時間，學生會自動分成兩支隊伍：大部分學生鉆進藝術樓的教室。這里是各個課外興趣小組的活動場地，有象棋班、圍棋班、書畫班、舞蹈班、合唱團、英語班、武術班等，由各科老師兼職任教，供學生自由選擇參加；另一部分不愿意參加活動的學生則要泡在圖書館里讀書、學習。

　　很多興趣小組的教學活動并不專業，在武術班里，體育老師和學生一起對著陳氏太極拳的教學光碟學習，邊學邊教，但學生興趣很濃，在不到一年里，已經學會了三種套路，并多次在市里登臺表演，武術班在今年也由一個班增加到兩個班。

　　學校為了鼓勵各科老師多參與興趣小組教學，將小組活動也計入教師的工作量。目前，豐必文自己也是圍棋班的兼職輔導老師，還擔當兩個音樂老師的二胡教練。器樂班有50多人參加，由于學生的樂理知識有限，學校可投入的經費也有限，主要訓練的樂器是便宜且易學的葫蘆絲，音樂老師一邊進行樂理的基礎教學，一邊教學生用比較熟悉的老歌來練習演奏。

　　在這些課外活動的陪伴下，不少留守兒童課外“有事干了”，還培養出了興趣愛好。有一名父親坐牢、母親迫于生計在外打工的六年級孩子，此前惡習不斷，還常常打架、勒索同學，現在經常參加小組活動，并逐漸改掉了壞習慣。

　　在記者看來，在目前的政策背景下，用“補興趣課”的方法來對留守兒童進行管理和教育，或許可以為更多的基層學校借鑒。畢竟，與“禁補令”后大城市孩子的課外培訓愈演愈烈、應試壓力巨大的狀況不同，龐大的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可能面臨更長時間的“失管、失教、失衡”現象。對待城鄉學生的措施不宜一刀切。誰能承擔在“三失”中留守兒童所付出的成長的代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