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2 去國還鄉：尋找重返傳統文化家園之路

　　內容推薦

　　“碧山”系列圖書的主旨是試圖尋找重返傳統文化家園之路。“碧山”并無確切地名指向，她是一個象征，象征哺育我們的自然和中華文化原鄉，青碧的山巒和村莊將永遠是我們來自于斯、并心歸于斯的所在。《碧山》系列圖書在繼續原來品質的基礎上，更加集中于探討傳統文化在當下的處境、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對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的批評。

　　《碧山》第二輯主題為“去國還鄉”。成為一位改良主義者的同時，也并不妨礙你成為一位個人主義者。救活鄉村，其實就是救活自己。去國還鄉，在我看來，正是走在尋找我們傳統家園的路上。我們的家園在哪里？最重要的還是在每個有著傳統文化精神且富有創造力的人身上。去國還鄉，實際是在尋找我們自己，只要前仆后繼的人還在，我們的家園就不會消亡。

　　作者簡介

　　1970年11月生。策展人，出版人，《碧山》雜志書主編。現居黟縣、北京和合肥。2002年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個三年展——中國藝術三年展（后更名為南京三年展）。2006年底創辦《當代藝術與投資》雜志。2011年和歐寧發起碧山共同體計劃，開始致力于鄉村建設。他曾擔任南視覺美術館（南京）執行館長、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藝術總監。作為藝術教育者，他在安徽大學教授紀錄片和當代藝術課程；作為獨立電影的推廣者，他曾擔任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和中國紀錄片交流周的策展人，并發起、創辦“藝術空間放映聯盟”（ISAAS）和“中國獨立影像檔案館”（CIFA）；他曾經策劃過很多當代藝術展覽，其中包括“未來考古學”第二屆中國藝術三年展、“詩意現實：對江南的再解讀”、“趣味的共同體”、“在瓦倫西亞55天：中國當代藝術展”、“我的大學：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等，并為藝術家顏磊、王音、董文勝、高世強等策劃過個展。他曾應邀在奧地利、西班牙、智利、日本、巴西和挪威的一些藝術中心和博物館策劃展覽。他還曾主編《工作坊：藝術家是如何工作的》、《另類的表述者：他們的行為、舞蹈和錄像》、《紀錄何為：對大師與他們作品的凝視》等等。他目前的工作領域包括鄉村建設、獨立電影和當代藝術。

　　精彩試讀

　　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運動的歷史回顧與現實思考 錢理群

　　編者按

　　本文是錢理群先生2001年11月為“西部陽光行動”青年志愿者進行的一場講座的談話稿。文章重點梳理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五次“到農村去”的運動。錢先生在文中點出，中國知識分子需要農村更甚于中國農村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前赴后繼前往農村真正的內在動因，是為了尋找自己的生命之根。而必須要思考的是，為什么知識分子代代下鄉，農村落后與貧窮的狀況卻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征得錢先生同意，文章收入《碧山02》。由于原文較長，限于篇幅，本刊進行了刪節，敬請作者和讀者原諒。

　　也許是因為我研究現代文學與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看到諸位，就覺得似曾相識。你們的言談，說話的姿勢，眼神里流露出的熱情與困惑，初到農村時的驚喜，第一次走進農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談的窘態，工作無法深入時的焦慮與無休止的競爭，平靜下來的自我反思與質疑等等，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都曾出現過，而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這里有著一個代代相傳的精神譜系，一個持續了一個世紀的“到農村去”的運動。

　　五四的先驅者是第一代；三十年代的共產黨人與鄉村建設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是第三代；建國后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識青年是第五代。而今天的你們，是第六代。我們不得不思考，整整一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國青年可以說是“前仆后繼”地奔赴農村，走向民間。這是為什么？另一個重要現象是，盡管知識分子每一次到農村去，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這樣的影響大都是“雨過地皮濕”。于是，幾乎知識分子每一代人的下鄉，都要面對前一代人所面臨的幾乎相同的問題，即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落后與貧窮狀況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這又是為什么？

　　一、 一個世紀五代人的“下鄉運動”

　　（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青年與農村》和新村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是“人的覺醒與解放”，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婦女、兒童與農民的獨立價值的發現與肯定。魯迅后來曾說：“我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里，從小就受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在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著壓迫，很多痛苦，和花鳥并不一樣了。”“五四”的先驅者們已經意識到，農民不是“花草”，而是有自己的價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獨立的“人”。

　　而從民族解放的角度來理解農民解放的代表是李大釗。他在《青年與農村》中指出，作為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如果不解放，就是國民全體不解放，而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社會，知識階級就要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由此他發出“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的號召，并在文中提出了三條理由。第一條，是農村黑暗的現狀。“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愿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卻不愿再去工作……把那清新雅潔的田園生活，都埋沒在黑暗的地獄里面，這不就是我們這些怠惰青年的責任，哪個的責任？”而第二個理由，在于立憲。“立憲的青年呵！你們若想得個立憲的政治，你們先要有個立憲的民間；你們若想有個立憲的民間，你們先要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把那專制的農村，變成立憲的農村。”如果農村沒有開發，農民沒有覺悟，沒有自由的判斷力，如果真的實行普選，那些“練習了許多的詭詐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積下了許多的罪孽金錢”的城市強盜，就會來騙“他鄉里的父老”，如果把這些人選上了，“立憲政治、民主政治，那有絲毫的希望？”

　　再來看他的第三條理由，是鄉村的幸福。他說，“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卻不見有青年的蹤影”，“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們要曉得，城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里有許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結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李大釗對農村的理想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現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時也受到了拋棄家庭幸福，跑到鄉下農村宣傳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俄國民粹派的影響。俄國民粹派對中國“到農村去”運動有積極的影響，但其也造成了對農村與農民的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