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傳》中就借黃蓉之口對范蠡有過很高的評價，范蠡甚至成了他短篇小說《越女劍》的主角，以真實歷史人物而成為主角，在他的武俠小說中是不多見的。他筆下的范蠡為人倜儻，不拘小節，所作所為，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臨大事，決大疑，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最后攜西施泛舟太湖。他的好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臺灣“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開幕式致詞說，范蠡曾為“帝王師”，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吞吳復越的大業，然后擁絕代佳人西施歸隱江湖，還聚財無算。可惜他只實現了范蠡的后兩個理想，卻沒有機會像范蠡那樣為“帝王師”。他一生沒有功業，想做個外交官都鎩羽而歸。寫武俠、辦報是他不經意撞上的，甚至帶有一點無奈。《大公報》的同事、畫家黃永玉也覺得，“他應該干別的事，他怎么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寫武俠小說呢？他應該做比這個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愛的人，很溫和的人，而且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完全是無心插柳，既然沒有機會做“帝王師”，他便將滿腔的抱負，寄托在報紙和小說中。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甚么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只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里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他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么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岳不群、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無限權力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里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吳靄儀語）

　　從1959年到1989年，30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 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只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只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大陸出刪節本。他年輕時代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歲月，直到1948年才離開大陸，多次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生沖突，在中學時代，一次被迫轉學，一次上了開除名單，大學時代在中央政治學校又被迫退學，他不喜歡蔣介石和國民黨，卻沒有成為激進青年，這是值得關注的。1972年1月29日，他在《明報》發表的社評《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說，自己從來無意做革命家，但他一直對政治充滿關心：

　　我們在香港辦報，只是經營一件企業，并無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無此本事，也沒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對任何中國政府。但因為我們的讀者都是中國人，人人關心中國的事務，而《明報》的讀者又比較是關心政治的，因此我們有義務作為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將中國的消息向讀者報道，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各種情形表示意見。

　　他曾做過外交官之夢，自1950年北上，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與香港公共事務，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咨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歷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么。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1985年，他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草委。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余政治。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只是視為牛刀小試，聊勝于無。他說：“我一直存了這個‘報恩思想’來做這件事。香港人待我極好，我除了寫幾部小說，辦一張報紙和幾份雜志之外，報答遠遠不夠，在我晚年退休之前，盡力協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雖仍不足以報答，總之是多出了一份力。”

　　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愿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一度有傳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后，他在湖南說：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1967年的“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面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制安排上，他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他都不為所動，這里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歷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個階段他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面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里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兩岸三地游刃有余。有一種看法，他晚年日趨保守，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么簡單。他畢竟是個復雜的人物，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

　　他極力在兩岸三地之間保持平衡，他多次對《明報》記者李廣榮等人說：“《明報》的立場，要以香港市民、大陸人、臺灣人和華僑的利益為依歸。”他身上的“大中國主義”情結，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血與火的洗禮、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難體會的，他們對國家統一的向往，對國家強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對他們早年人生的動蕩和飄零海外的處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們很難準確把握他們的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國將與緬甸就邊界問題展開談判，他在1月29日的社評《向中共提一個意見》說，“劃定邊界乃千年大業，不要為了遷就一時的外交策略而對緬甸過分讓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屬于中國的疆土卻一寸也不能退讓。”中國與印度、越南發生戰爭，他都是站在中國一邊，肯定、欣賞北京的方略進退，并不斷發表預測性的評論。1962年10月，中國與印度邊境發生武裝沖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對印度領土進行“不顧原則的挑戰”，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動”，10月23日，他在《明報》發表《美國聲明是非顛倒》社評，予以駁斥。

　　在上世紀70年代初的釣魚島事件中，他麾下的《明報》和《明報月刊》都是勁旅。他的大中國立場極為清楚，《中國應即派兵上釣魚島》（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評傳遞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評《保衛主權 不可節外生枝》說：“參加保衛釣魚臺，不必附有任何條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純正，階級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動機正確……任何條件的附加，都會引起爭執，削弱了力量。”對于這個立場他一直很自豪。

　　中、蘇交惡，他一直稱頌毛澤東和中國的立場。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評《這次要贊一贊中共》說，“中共以強硬態度對付這北方之熊，那是好漢子的行徑。”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澤東去世》社評中說：“他對于中國國家人民的功過，則依各人的政治立場，而會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勞，全國人民都必須承認，那是他領導中國，堅強不屈的抗御蘇聯對中國的侵犯。自從開始對蘇聯斗爭以來，他這堅決反蘇的立場始終沒有絲毫動搖。”

　　他一直主張兩岸統一，反對臺獨，反對“兩個中國”，1964年1月23日法國與北京建交，到2月11日半個月中并沒有與臺北斷交，他在1月29、30、31日接連發表《法國正式搞“兩個中國”》、《法國“陽謀”，天下共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社評。

　　即使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明報》社評猛烈抨擊“跋扈”的林彪、“算老幾”的江青之時，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肯定、贊美和同情，只是當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當成了對立面。他并不反對社會主義，只是反對“文革”時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義的本意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有誠意的，只是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滲入了雜質而已”。他多次說共產主義、三民主義可以公平競爭，誰把人民的生活弄好，就好。

　　1981年7月，他應邀訪問大陸，享受國賓式的“最好待遇”，細讀他返港后發表的談話，會感到他對鄧小平和大陸政權有一種絕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認同與回歸感，他坦稱對鄧“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這都是真心話。有人評論：

　　數十年來，讀他的報章，或有一種舉頭望月的感覺，其陰晴圓缺，視節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樣。

　　而按他的解釋，又或可用另一個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讀他的報章如在一日之間仰觀天日，可見日頭于晨在東，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墜，而未知轉動的是觀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陽本身。理想與宗旨，應是畢生追求的精神太陽，永為光與熱之所寄的恒星。望月與觀日的兩派理論，各有所據，最后的公論，大概要交給歷史去仲裁。

　　他本人卻認為，“我的立場，就像一雙筆直的筷子，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桌子上擺放食物的圓盤。”

　　其實，他對大陸的看法，是有思想脈絡可尋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報》社評一直沒有引起注意：

　　我們并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而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增加全體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會減少。我們熱切盼望中國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和平演變。

　　我們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陸和臺灣雙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分別改進，逐步成為類似北歐各國 （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國情結不僅是民族主義的選擇，同時也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他認為，“平等的社會主義、自由的民主主義、仁愛的人文主義，這種三結合，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他“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種常見的弱點，在憂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斷和危機感，并有所承擔，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持，……”

　　香港專欄作家陶杰比較他與張愛玲、高陽，同樣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他跳出了舊中國的窠臼，得益于英國殖民地香港的獨特條件，右手寫小說，左手辦報紙，把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電影娛樂結合，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華文傳媒辦成了現代企業。他其實同樣受到這個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國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語，讀過大量外文書，并翻譯過羅素等人的著作，有機會接觸先進文明，但他終究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他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懷”。“查良鏞常被人推崇為學貫中西，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有優異外語能力的報人卻潛心于古代題材的武俠小說創作近二十年，……他對明報的治理并無多少西方企業精神可言……”已故文學評論家胡河清一語洞見：

　　2005年1月記者在杭州問他，你晚年經常出席各種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有評論說是“翩然一只云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對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說我和高層的人還是有很多交往，是吧？這句詩吟得很好。還有句話是說，隱士你隱在哪里？終南山。為什么隱在終南山？因為終南山離長安近，說明你心不忘朝，還是跟大官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