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教授

　　在BBC的最新調查報告中，中國國家形象出現明顯下跌；中國游客在盧克索神廟文物上涂鴉，引發"丟中國人的臉"的國民大討論；國產娛樂節目和動漫大量拷貝和抄襲國外節目創意……一系列關于中國文化形象和文化“軟實力”的話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6月5日，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在上海啟動。作為我國目前唯一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其基本任務是為我國開展文化外交和文化走出國門提供戰略研究和路徑研究。本報記者采訪了該基地的主任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陳圣來。在他看來，對外文化交流目前存在著種種不平衡，歸納為一點就是我們自身文化創造力、文化滲透力和文化感召力還不強，迫切需要在對外文化交流上，提高我們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結合的水平。

　　問：國家層面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與我國“軟實力”建設有著密切關系。把這樣的基地放在上海，主要是出于什么考量？我們的文化交流研究現狀如何？

　　陳：上海歷來是國際文化交流的樞紐和中心，已經具備了運營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自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央就提出了建設文化強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國家戰略。這是天時。而上海一直是站在改革開放最前沿，致力于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這是地利。而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知名學府和重要智庫的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積累了豐富的文化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這就是人和。

　　從創新發展的機制和思路來看。我認為文化不是一種擺設和點綴，它應該發展成我們的支柱產業，文化產業作為一種創意產業、朝陽產業和無煙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人們對于文化產業的關注度也在不斷提高。同時保障和豐富公民的文化基本權益也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內容，比如我們免費開放公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斷完善各項城鄉文化設施、政府對文化產品的公共采購，這都是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體現。另一方面，重大文化節慶活動，比如上海國際藝術節，可以在相當時間段內調動各種元素，讓百姓參與、百姓體驗、百姓互動。這種全民性節慶文化能夠推動文化創造和文化繁榮。

　　對于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建設來說，我們現在是文化資源大國，但還不是文化強國。

　　有統計表明，在全球的文化產值中，我們只占了3.4%，而美國占了43%，這個差距很大。在文化創新力、文化滲透力、文化感召力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從十七大到十八大，國家一直在強調“軟實力”建設，去年我國舉辦了中非文化部長論壇，有四十六個國家的文化部長和代表來參加。根據正在制定的 《駐外中國文化中心發展規劃》，到2020年我國海外文化中心總數將超過50個。在斯科爾科沃-安永新興市場研究所推出的2010年各國軟實力排名中，中國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排名居首位。我們現在比較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現在文化話語權都在別人手里，“文化軟實力”也是美國人提出來的，我們習慣把人家的話語拿過來用，缺乏在文化語境和語系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和地位。在傳播中華文化時，要表達一個什么樣的價值觀。有沒有為民眾廣泛認同的核心價值，過去有“三綱五常”，當然其中有封建糟粕，但至少這些觀念過去是有覆蓋的，現在我們要拿什么出來，去影響世界呢？去樹立我們的國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呢？

　　問：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近期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

　　陳：基地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分階段有序推進。第一階段，我們準備先把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平臺搭起來。目前亟需做的是，基地正式啟動，聘請一批基地專家、開好有關研討會，建立國家基地網站、維持網站的更新、建立基地與文化部正常聯絡和溝通渠道以及定期會議制度，協助文化部外聯局審核確定今年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課題，啟動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年鑒的編撰工作。確定基地今后為文化部研究的方向等。

　　第二階段，我們準備完善基地的體制機制，要將基地在平臺基礎上變成樞紐。開門辦基地，聯系有實力有資源的相關機構、企業和地方聯合辦基地。在第一階段聘請國內專家的基礎上，聘請第二批國外專家，形成基地專家庫的完整性。并結合時機召開專題性的國際文化論壇，以后把這些論壇固定下來，形成國際文化領域的“達沃斯論壇”這樣的盛會。同時把基地的研究外化，成為培訓資源，研究與培訓并舉，爭取成為文化系統外事干部的常態培訓基地，爭取成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的策劃基地和內容供應基地。

　　第三階段，在原有的平臺、樞紐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對外文化交流國際港口，從而做大做實國家基地，使基地虛實結合，既有研究平臺功能，又有國際交流樞紐功能，還有產業園區實務和示范功能，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研究的重鎮，國家設在上海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論基地和實驗基地以及孵化基地。

　　問：中國形象在國外的調查中，出現了某種負面的下降趨勢。盧克索神廟題字事件，讓國人反思文明素質問題。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普通人應該承擔什么角色？通過什么辦法來引導國民這方面的自覺？

　　陳：其實盧克索神廟涂鴉不是個案，很多名勝都有，包括我自己出國參觀一些古跡，也會看到我國同胞的留字。在痛心之余，我也要說明一下，這個壞毛病不只是我們中國人有，一些外國人也有，只不過在概率上中國人比較多。這也說明國民意識的重要性。國家這個概念還是要通過個體去展現，中國在哪里？就在你腳下。

　　提高人們的國民意識，首先就是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就好像拿中美對于“灰姑娘”故事的教案比較一下，美國老師引導學生去理解“守時”、“誠實”、“朋友”等品質的重要性，而中國老師講的是怎么去分段、哪里是明喻哪里是暗喻。所以說，國民素養是從基礎教育就得開始培育的。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對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問題。首先就是我們對外文化貿易處于逆差地位，當然上海是我國唯一在文化貿易上是順差的城市，但這并不能影響到我國在全球文化市場上占有率太低的現狀。還有政府和民間的不平衡，我們現在的對外文化交流中，政府是主導地位唱主角，但這方面的民間意識就不強。比如臺灣地區的云門舞集，它完全是一個民間藝術品牌，卻能夠成為臺灣本土的一張文化名片，不管放到哪個國家都是響當當的，可以讓人翹大拇指。可是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民間品牌。上海的盛大游戲有一些文化產品的輸出，但影響力還是很小。另外就是東西地區的不平衡。沿海地區對外文化交流比較多，但是在中西部地區就少很多，我們去內地一些地方，想要推介當地的文化產品到海外，卻發現這些機構連能夠說英文的人都找不到，這還怎么去對外交流呢？所以，國家成立對外文化交流基地，就是要研究這些問題，把研究成果提供給決策者和文化市場的各種主體，特別是為政府文化規劃提供前瞻性研究報告。我們聘請的專家，很多都是有著外來經驗，海外背景，他們從本土創業到國外奮斗，然后又回到祖國。他們對國際文化傳播規律、文化創新機制有著豐富的經驗，又熟悉中國。用好這些專家，為他們創建平臺，對我們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意義重大。比如，上海這個城市，可以發展什么文化品牌？我認為電影就是一個突破口，上海是中國電影的發祥地，有很深的電影文化底蘊，但是上海電影卻不能盡如人意。對于上海來說，引進各種優秀文化，包括世界各國的精品力作，除了滿足欣賞之外，還有一層含義，就是也可以提升和倒逼自己的文化原創能力，優化文化的創造環境，先是引進文化品牌，然后培育自己的品牌。

　　我在十年前辦上海國際藝術節時，邀請貝嘉洛桑芭蕾舞團來滬演出兩場《生命之舞》，大師級的表演轟動文化界。十年后，他們已經是主動要來上海參加藝術節，并讓我一個中國人為他們編寫舞蹈腳本，我為他們寫了《生命的誘惑》，他們編舞，并把這樣的“生命系列”首演放在上海，這是從沒有過的。這種文化交流是更高意義上的交流。

　　通過這樣的文化交流，開拓我們的國際視野，讓優秀文化的種子在本地生根開花。

　　問：我們現在在世界上設立了很多孔子學院，發展很快，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說這是文化侵略，當然這是在抹黑，但是如何發揮孔子學院作用，澄清誤解呢？

　　陳：在對外文化傳播方面，很多人說孔子學院發展很快，但我認為孔子學院的功能開發還不夠。為什么孔子學院能夠發展迅速，其實就是因為它提供了免費學習漢語的機會，外國人對中國越來越重視，想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這是正常的。但是我們如果把孔子學院僅僅當做學漢語的地方，那是不夠的。比如德國的歌德學院，它就承擔了很多文化傳播工作的功能。同理，我們正在推進設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目前也還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因為語言說到底還是一種載體，它承載的應該是我們的價值觀，并對世界產生影響，增進世界對我們的了解。

　　問：我們的文化產業在原創力上是否比較欠缺？對國產娛樂節目和動漫比較泛濫的拷貝和抄襲現象和如何去看待，我們的文化產業怎樣才能具有國際影響力？

　　陳：舉個例子，加拿大的太陽馬戲團，是國際馬戲界公認的第一品牌，但是你去看它的演員，很多都是中國人。同樣，日本動漫是世界領先的，但是它的從業人員中很多也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在技術上中國人的文化制造能力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少了一個從創意到營銷的連續產業鏈。

　　我們去研究文化產業就知道，國外是一種文化消費模式，我們分別邀請過美國國家藝術中心和林肯藝術中心的總裁來做演講，你去聽他們的內容，講的都是文化營銷。它是完全用營銷的方式來做文化，把市場研究做得很好。我們的問題就是這個過程不流暢，重視文化創作，輕視文化消費。有意無意地把消費終端堵塞了，文化創造的源頭也就流動不起來了。做好消費市場的研究再去創作，事半功倍。拿《泰囧》來說，一個小成本電影就因為摸到了平民的癢點，能夠賺得盆滿缽滿。但這個影響力是局限在國內的，你拿到美國、泰國去放就沒有國內這種效果。同樣，很多美國收視率很高的電視劇在中國就反響平平。所以這個規律對任何一個文化產品都是適用的，就是你要贏得國際市場，必須要研究國際市場，做到知己知彼。

　　其實，我們也不用過于擔心自己的文化原創力，比如我們的電視劇，經過這么多年的摸索和實踐，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如《甄傳》，不去管它的問題，從傳播上它是成功的，客觀上在美國等地方是有影響力的。再想想過去，我們連看到一般的墨西哥電視劇都會激動。我們應該去研究國產電視劇是怎么適應市場的，是怎么形成影響力的。這對我們的文化產業有重要的啟發和參考意義。

　　問：文化創新是一種需要多元化環境的事業。目前我們的文化產業對外來文化有一些限制，比如分賬大片配額制度、嚴格的國外動漫作品播放門檻等等，這種限制對我們發展自身的文化產業有幫助嗎？

　　陳：我以前在訪問法國RTL電視臺時，就碰到這么一個事情。當時他們的行政總監索德爾與總編輯都有點像熱鍋上的螞蟻，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獲悉法國國會有可能對廣播法國歌曲比例有新的法規出臺。如果這個規定通過的話，那就是在廣播里播放的歌曲必須40%是法語歌曲。他們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舉動，他們反對對歌曲定比例。索德爾說，我們不能強求下一代喜愛什么，這將使下一代人與立法人處于對立僵持狀態。文化與經濟一樣不能簡單劃比例。但是法國恰恰是歐洲限定最嚴格的國家。在法國規定電視臺播出影視必須40%是法國的，20%是歐洲的，另外40%才能自由配置。但是法國國家影視最高委員會主席亞克布代的立場就完全不同于電視臺，他贊成用法規來限定放映比例。他說，正是因為有這個規定，法國電影才能生存，現在法國電影銷售取得了第二位，如果沒有法規保護，法國電影早就被好萊塢擠垮了。影視最高委員會就是法國掌管影視政策的最高權力機構，它是由政府、國會、藝術家三方面組成的，工作就是監督，對違反規定的傳媒實施處罰。有一位母親投訴電視一臺播出的日本動漫過于暴力，檢查后罰電視臺自我檢討并處以三千萬罰款。他們還規定每家電視臺根據盈利按比例投入到廣播電視事業中去。這個影視最高委員會有9個委員，但是有260個工作人員為他們服務，每年經費上億。

　　所以說，對文化市場設置保護性門檻，這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措施。道理很簡單，美國的文化產業影響力太強了，整個世界的文化產值它占了43%，幾乎占半壁江山。如果沒有門檻，哪個國家能跟美國去競爭呢？當然，提升自身文化“軟實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