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曾在各種場合強調，要加強黨的建設，必須要營造一個“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態，“自然生態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態也要山清水秀”。2016年6月28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了構建“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健康潔凈的黨內政治生態”[1]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不久前，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再次深刻總結我們黨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經驗，深入分析全面從嚴治黨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高屋建瓴，堅持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全面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健全黨內民主制度和黨內監督制度，為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和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提供了基本遵循。

　　近年來，“政治生態”已成為官方和學術界的熱門詞匯，關于“政治生態”或反腐敗治理的學術論著和新聞報道不絕于耳。最近，包心鑒等學者使用了“優化黨內政治生態”的說法，有其合理之處，但本文將仍然采用“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說法。那么，政治生態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當前中國黨內政治生態面臨什么樣的挑戰？新常態下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又需要把握好哪些辯證關系呢？

　　一、關于“政治生態”等概念及核心問題的探討

　　1.行政生態學、生態政治學和政治生態學

　　1961年，佛雷德·里格斯(Fred Riggs)發表的《行政生態學》被引為典范式的生態行政學論著。1989年，王滬寧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行政生態分析》一書，1998年又出版了《行政生態學》。但是，行政生態學和政治生態學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生態政治學和政治生態學源于生態政治運動，實際上是兩個涉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概念，涉及一個從“巫魅”（人類敬畏自然）、“祛魅”（人類征服自然）到“復魅”（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的轉型過程，是“人類中心主義”逐漸生態化的一種政治哲學反思。前者強調的是生態學的政治學，重心在“生態”二字，后者強調的是政治學的生態學，重心在“政治”二字。“生態”和“政治”二詞的前后置換，導致生態政治學和政治生態學的意義截然不同。西方政治生態學研究比較全面，比較系統，比較深刻；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則處于發展初期，比較薄弱，但發展迅速，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研究越來越深入、系統、全面。[2]對此，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張群輝對政治生態學的由來、定義、特征、國外研究案例和中國實踐進行了詳細介紹。[3]

　　2.黨內政治生態與反腐敗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是全面從嚴治黨、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內容和重要舉措,反腐敗體制改革建設實質上是關乎人性和制度、權力和權利、利益和價值觀等邏輯的歷史性課題和世界性難題。

　　俞可平教授及其團隊始終關注民主治理思想，“是關于中國式民主理論最有聲望的中國思想家之一，以及中國國內關于知識分子善治話語的最重要學者”，為中國的反腐治理也多有建言，成效顯著。何增科教授一直關注和研究反腐敗治理問題，著有《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反腐新路——中國轉型期腐敗問題研究》等10余部著作，提出了反腐敗“選擇性懲治”“法紀軟約束”“制度陷阱”“廉能政治”等重要概念。

　　劉京希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政治生態論——政治發展的生態學考察》，后來又發表了一些系統研究政治生態學理論的學術論文，其中，《政治生態學理論體系建構芻議》這篇論文被孫關宏教授認為具有代表性[4]。2013年，張國清教授的《社會治理研究》通過近十年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對社會治理理論以及中國社會治理的探索和實踐進行考察，提出了“全民監督”“微觀治理”等可資借鑒的反腐理念[5]（P570--585）。陳國權教授出版了《權力制約監督論》，提出了建立權力制約制度與權力監督制度的對策。2014年，夏美武在蘇州大學博士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當代中國政治生態建設研究》一書，此書借用了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當代中國政治生態建設的理論起源、實踐路徑、實踐成效評價進行了系統分析。2015年，包心鑒教授在《光明日報》上對“政治生態”“優化黨內政治生態”做了一個概念界定和區分。[6]

　　不久前，孫關宏教授的《政治生態視角下的反腐敗: 兼論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對“政治生態學”概念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對其核心問題做了比較詳實的考察。龍太江、李輝的《黨紀反腐: 價值、問題及其功能開發》、袁峰的《凈化公職人員從政環境的單位機制研究》、夏遠永的《小官大貪的產生原因和治理機制》則分別從黨紀黨規、從政單位環境以及基層政治生態等比較微觀的層面探討了凈化政治生態的機制問題。

　　3.對政治生態研究的必要評價

　　國內關于政治生態學和黨內政治生態的研究正在從宏觀走向中觀、微觀，從抽象走向具體，從學習國外概念走向中國特色概念，不僅在研究內容上得以深入、細化，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斷得以創新,為黨內政治生態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目前學界還存在混淆生態政治學和政治生態學等不同概念的傾向，需要加以警惕，嚴格區分，才能準確、科學地把握政治生態學的真正內涵。包心鑒教授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執政黨的具體情況，對政治生態學和黨內政治生態做了一個科學、精確的概念界定，我們對此表示贊同。孫關宏教授對政治生態學的概念梳理比較清晰，并有先見之明地指出政治生態學的核心問題就是“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政治均衡問題”，“反腐敗的最終目標應該是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進而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的正當實現”，這一判斷不僅精準，而且值得深思、拓展。俞可平、何增科、陳國權、劉京希、龍太江、李輝等學者對反腐治理機制多有建言，貢獻巨大。張國清、袁峰、夏遠永等學者則對基層反腐治理機制做了進一步細化和深入探討。基于此，本文將著重闡述當前中國黨內政治生態面臨的挑戰，進而探討在新常態下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到底需要把握好哪些辯證關系。

　　二、當前黨內政治生態面臨的挑戰

　　“反腐不是一場‘運動式’的革命，而是治標與治本的結合，腐敗行為在社會發展的一定時間內不可能完全根除，它將在很長的時間內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與行政過程中，對于此，履行監督檢查職能的相關部門和與普通公眾更應認識到我們的‘反腐肅貪行動’任重而道遠。因此，應當切實做好監督和檢舉的工作，切實履行好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監督權、檢舉權。同時，我們也應該理性地看待貪腐行為和腐敗現象。腐敗問題是全球性問題，也是社會高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如今的清廉指數較高的老牌發達國家，譬如瑞典、荷蘭等等，在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同樣面對過嚴重的腐敗問題。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腐敗現象是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的必然產物，就好像人在成長過程中必須面臨的挫折所引發的陣痛一樣。對于我國的政治生態，公民也應該對其抱有希望和信心，堅信任重道遠，道路曲折而前景光明。”[7]（P152）在這樣的政治意識前提下，參考當前學界研究成果，我們認為當前黨內政治生態主要面臨如下幾大挑戰：

　　1.制度性腐敗嚴重，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黨紀國法反腐制度建設依然困難重重

　　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官員貪污腐敗的案例有增無減，原本對反腐持樂觀態度的學者也開始反思，認為腐敗人數和案件的增多根源在于制度問題，可以說是制度性腐敗，而不是簡單的人性問題。當然這里所說的制度問題不是指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問題，而是具體、細化的制度問題，換言之，體制問題。

　　目前，紀委、監察、審判機關等反腐敗機構職能過于分散、重復，難以形成反腐合力，不少腐敗案件難以堅決查辦。加之中國幾千年傳統官場文化、潛規則和中國式人際關系大行其道，更是嚴重阻礙了黨內政治生態的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黨和國家也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視反腐倡廉與司法反腐制度建設，貪腐形勢雖然有所好轉，但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從“治標”到“治本”仍然需要“跋山涉水”。“中國腐敗在全世界尚處于中等水平，屬于比較腐敗的國家。目前，中國腐敗出現了‘特權腐敗’‘小官大貪’等新特點，其中，‘小官大貪’又呈現了‘集體作案’‘作案手段越來越掩蔽’‘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嫌疑犯越來越年輕化’等新特征。”[8]由此看來，黨紀國法反腐制度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2.對重要領域和關鍵崗位的防范監控懲治機制建設滯后，致使黨的社會治理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遭受部分公眾質疑

　　如何建立科學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尤其是如何做到候選人提名程序和信息的公開透明，始終是一個重大難題。群眾要行使民主權利，首先要有可能獲取公開透明的有效信息，防止被錯誤信息或無效信息誤導。在現實生活中，群眾往往無法獲取有效信息而做出正確決斷，對候選人如何提名產生和投票當選后的后果知之甚少，導致候選人一旦當選領導干部，其權力更加無法得到社會、群眾的全面監督。

　　目前，我國處于經濟政治體制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期，國內外形勢復雜多變，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發展面臨一系列難題和挑戰，尤其是“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 [9]一系列民生和發展問題特別突出，在這些重要領域的和關鍵崗位的防范監控懲治機制建設嚴重滯后，在有些單位和領域內還形同虛設，執行不力，消極腐敗現象處于易發多發期，嚴重危害黨內政治生態，容易致使部分社會公眾懷疑黨的社會治理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

　　3.政治主體責任尚未徹底落實，“大官巨貪”“小官大貪”等貪腐現象嚴重

　　目前，“大官巨貪”“小官大貪”等貪腐案件頻發，但責任追究卻十分困難，執行力度也遠遠不夠。政治主體責任尚未徹底落實，尤其是對“一把手”在單位內部幾乎處于監督缺失或防范失控的境地，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設置在單位內部的紀委監察機構完全沒有能力與其相抗衡，一定程度上還要受節制于或聽命于“一把手”，如此一來，部分黨員干部特權腐敗也就不足為奇了，隨之而來的是權錢、權色、權權交易頻發，不少官員侵吞國家資產，侵害民眾利益，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來，以周永康為代表的黨中央高層領導干部公然在黨內發生特權腐敗行為，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產生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嚴重有背于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最高信仰。和“老虎”特權腐敗案相比，小官貪腐案件顯得比較隱性，直到最近幾年因為小官貪腐案件牽連人數較多，貪腐數額巨大，危害群眾權利和利益更為直接、更易被察覺、更讓人難以容忍，釀成不少“小官大貪”[8]案件，才日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

　　這就需要我們不斷“警惕反腐新挑戰，家族式腐敗、反腐年輕化、群體性腐敗、‘清水衙門’式腐敗等問題的出現為當前的反腐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因此，在‘尋虎找蠅’的過程中，更要注重制度創新和完善監管，厘清權力和利益的邊界。官員腐敗映射官場生態，從舉薦不當到考察失真，從因人設崗到帶病提拔，從裸官漏斗效應到長官意志拍腦袋，集體負責形同虛設，異化為‘集體不負責’，因此，只有落實主體責任，驅散腐敗霧霾，才有風清氣正，才有令行禁止。”[7]（P170）

　　4.過分夸大從政風險，將其和回歸良性黨內政治生態混為一談

　　自十八大鐵腕反腐以來，“民不聊生”的說法悄然改成“官不聊生”的說法，很顯然是一些受政治體制改革影響的官僚集團的牢騷，往往抨擊中央高層的反腐措施過于嚴厲，嚴重侵害了官員的私生活和個人權利，從而過分夸大了官員從政的風險，將其和回歸原本就該有的良性黨內政治生態混為一談。實際上，群眾對黨中央的反腐措施是擁戴有加，歡欣鼓舞。不久前，西安市市委黨校“領導干部從政風險及其化解路徑研究”課題組歷時一年多時間，調研444名領導干部，梳理出權力風險、職務犯罪風險、決策失誤風險、問責風險、粉色風險、媒體輿論風險、交友風險、從政道德風險等八大從政風險。[10]此論一出，更是激起學術界和民間的千層浪。

　　以上四大挑戰構成了當前黨內政治生態的主要挑戰，不得不迫使我們認真對待這些挑戰。因為我黨深知這樣一個道理，如果繼續對黨員領導干部和基層黨員的貪腐現象放任自流，搞運動式反腐治理，勢必會前功盡棄，死灰復燃，嚴重破壞黨內政治生態，危及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執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