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黨內監督雖然也是政黨監督和政治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種監督更具有強烈的自覺性,監督主體與監督客體具有統一性,它主要是一種組織內部的監督行為。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總結了十八大以來黨內監督的新實踐、新經驗,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關于黨內監督的思想和智慧,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理論的新發展和新認識。修訂后的《條例》更加具體、明確,更具有現實操作性,尤其是對于黨內監督特點與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提出的進一步加強黨內監督措施也更有針對性和指向性,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規范。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有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黨內監督的和特點,才能增強黨內監督的針對性,取得黨內監督的實效性,才能真正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方針。
與一般的政黨監督不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具有特殊的內在規定性,這種特殊的內在規定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本質上是一種自我監督。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是指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指導下,在黨內政治民主和組織民主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依照黨紀黨規對黨的執政行為、領導行為和黨員的行為展開的檢查、督促和糾正活動。從黨內監督的主體來看,既有全體黨員、黨組織,也有專門的紀律檢查機關。從黨內監督的目的來看,主要是著力增強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永葆黨的先進性。因此,黨內監督雖然也是政黨監督和政治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種監督更具有強烈的自覺性,監督主體與監督客體具有統一性,它主要是一種組織內部的監督行為。
第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事實上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監督。中國特色的政治監督體系主要是由人大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政黨監督以及社會監督相互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其中,人大監督是最高層次的監督,也是最有權威的監督,但由于各種客觀原因,人大監督法律地位雖高,但其功能遠遠未能充分體現。司法監督由于受政府財政經費的影響,其對政府的監督很難形成;人民群眾是社會監督的主體,但是,由于監督的主體和客體存在力量不對等以及信息不對稱,社會監督的作用也未能充分體現。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監督本質上是一種權利監督,監督的有效性仍然有限。因此,由于現有各種政治監督的虛置,黨內監督更顯示出其重要性。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長期的執政黨,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主要決策者,也是政治資源的掌控者和分配者。基于中國共產黨特殊的政治地位,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監督自然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監督。
第三,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的特殊之處還體現在它事實上也是最難的權力監督。黨內監督本質上也是權力監督,尤其是對黨政領導干部的權力監督。由于權力的過分集中,黨政領導干部既是黨內監督的重點,也是監督的難點。黨政領導干部往往是腐敗的“高危人群”,尤其是十八大以來落馬的腐敗分子中,黨政主要領導干部、黨政“一把手”的比例逐漸增多,這恰恰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對黨政“一把手”監督力度不夠、效果不佳等問題。事實上,由于權力過分向黨政“一把手”集中,黨政“一把手”往往凌駕于集體之上,其權力也就缺少真正的制約,這也是黨內監督一直以來難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四,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的特殊性體現在它對當前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示范效應與引領作用。與西方國家的政黨內部監督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監督效應不僅僅停留在黨內,更多地與中國政治生活的規范、政治生態的凈化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者,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不僅體現在法定的制度安排中,還體現在對社會無形的影響和示范上。黨內監督的常態化和有效性,不僅有利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化,維護黨的形象,而且有利于產生良好的外部性,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特別強調,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與加強黨內監督是全黨的共同任務。因此,必須從政治生活的高度審視黨內監督的重要性。
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特殊的內在規定性,是為了更好地加強黨內監督的針對性,增強黨內監督的有效性。新時期加強黨內監督,必須從黨內監督的特殊性出發,從以下三個方面突出針對性:
第一,黨內監督必須立足基本點,加強黨規黨紀教育,樹立規則意識。從黨內監督的自我性來看,黨內監督除了應有規范的制度規定、強有力的政治措施外,自我監督的有效性更取決于監督對象的自覺意識。從現有的監督內容看,中共黨內監督的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宗旨監督、作風監督、紀律監督、廉政監督。在一定意義上,宗旨監督在黨內監督中更具有基礎性。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黨內出現的不正之風和消極腐敗現象,表面上看是作風監督、紀律監督和廉政監督的缺失,實質上和一些領導干部宗旨意識的模糊、缺失有密切關系。總體上,黨內監督存在定位模糊、形式單一等問題,尤其是忽略對黨員和領導干部的黨紀黨規教育。一些領導干部之所以漠視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群眾,本質上早就忘記了公仆意識。為此,全會強調,加強黨內監督,必須尊崇黨章,依規治黨,苦練內功,自覺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樹立規則意識,嚴守黨的紀律和政治規矩。
第二,加強黨內監督要突出重點,把監督的重點定位在少數主要領導干部,尤其是黨政“一把手”的監督。結合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經驗與成就,修改后的《條例》明確提出今后一個時期,黨內監督的和重點對象是黨的領導機關和主要領導干部,這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黨內監督問題的要害。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黨要管黨,更重要的是管理好黨內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黨政“一把手”。黨政“一把手”是黨政領導班子中的主要負責人,是所在區域政治資源的掌控者和主要決策者。黨政“一把手”的腐敗,往往引發所在區域“塌方式腐敗”,惡化區域政治生態,嚴重敗壞黨的現象。對于黨政一把手的監督,必須解決好黨政一把手的權力邊界問題,反對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同時,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加強集體領導,明確領導班子成員分工,強化對主要領導干部的民主評議。
第三,克服監督的難點,推進黨內監督的實效性。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非常重視黨內監督。在即將取得執政地位時,毛澤東與著名的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在窯洞對談中,就明確指出要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從而避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之初,就開始了黨內監督。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執政環境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快黨內監督的制度化、專門化建設,但許多法律法規對權力監督往往是規定性多,具體操作程序語焉不詳,致使具體的監督活動無章可循,流于形式。為此,修改后《條例》堅持問題導向,通過完善具體的監督程序來增強監督的實效。修改后的《條例》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及廉潔自律準則等黨紀法規,使黨內監督體系進一步完善,為新時期加強黨內監督提供了具體明確的依據和指南。當然,在具體的監督過程中,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監督的難點可能還會出現,這就需要我們立足現實,在黨內監督的時間過程中不斷發現問題,破解難點,真正促進黨內監督的有效性。
(陳文新 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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