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 當前，我國經濟出現了產能過剩等重大結構性失衡，首先是供給結構出了問題，即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嚴重過剩，而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品供給不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因此，我們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 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是一個對立統一體，過分強調哪一個方面，都會顧此失彼，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我國多年宏觀調控的經驗證明，在經濟偏熱時，適當踩一下“剎車”，在經濟偏冷時，適當踩一下“油門”，以熨平周期性波動，是宏觀調控的藝術。

　　■ 城鄉發展差距拉大是當前國民經濟中的一個主要矛盾。我國已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但距離高收入國家還有一個大臺階。許多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為難以跨上這個臺階。能否跨上高收入臺階，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考驗。

　　■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既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又相互促進、相互制衡。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把握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對于避免經濟波動、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至關重要。

　　■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我們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認識上的重大突破。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就是按價值規律辦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對外協調。

　　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明確了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對于統一全黨認識、做好今年經濟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全面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必須按照黨中央確定的思路方法，把握好幾個辯證關系，抓住關系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保實現既定經濟發展目標。

　　一、努力把握好供給與需求的辯證關系

　　供給與需求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研究供給時必須考慮需求的總量和結構，按需生產、適銷對路，產品的價值才能通過市場交換得以實現，社會再生產才能持續進行。研究需求時也必須考慮供給的可能性，使需求與供給能力相適應，避免需求膨脹引發通貨膨脹，抑或需求不足引發通貨緊縮。

　　當前，我國經濟出現了產能過剩等重大結構性失衡，首先是供給結構出了問題，即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嚴重過剩，而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品供給不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因此，我們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此同時，需求不足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投資率不斷攀升，“十二五”時期投資與消費的結構雖有改善，但其失衡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變。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的增長嚴重滯后于生產能力的增長，是造成當前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是國民經濟最基本的比例關系，這一結構失衡，必然影響經濟全局，使經濟的持續發展受阻。

　　我們必須努力把握好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辯證關系，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去產能、去庫存減少無效供給，加快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優化升級，補上供給短板。與此同時，適度擴大總需求，特別是擴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動力，在結構轉換中實現穩增長。在內需與外需的關系上，應以擴大內需為主。2016年上半年，海外投資比2015年同期增長67%，國內投資僅增長8%，在國內投資增長放緩特別是民間投資增長低迷的情況下，海外投資暴增，是不正常的。只有堅持以擴大內需為主，才能對穩增長、惠民生直接發揮作用，并為擴大外需提供實力支持。

　　二、努力把握好短期與長期的辯證關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保持經濟的長期平穩健康發展，必須把長遠戰略目標和近期行動計劃有機結合起來，既要有明確的中長期目標也要有短期目標，既要有長遠戰略也要有短期對策。實現中長期發展目標、實施長遠發展戰略，主要通過財政政策促進供給總量的增加和供給結構的優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短期目標、實施短期調控，主要通過貨幣政策調節需求總量，保持總供求的大體平衡，以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

　　在宏觀調控的實踐中，必須把長期與短期有機結合起來。要通過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年度計劃和專項計劃，提出不同階段的發展目標、戰略、方針、政策，為運用財政、貨幣等手段調控經濟提供依據，保持計劃、財政、貨幣三大調控杠桿的協調配合。要圍繞經濟增長速度、居民收入、物價、就業、財政、貨幣、投資、國際收支八大指標的平衡制定年度調控計劃，努力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避免大起大落。其中，投資指標尤其重要。投資需求屬于中間需求，投資增長速度和投資結構關系到未來的供給能力能否適應需求的增長和需求結構的變化，關系到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長期增長能力。因此，需要加強對社會資金和信貸資金投向的政策引導，使之符合中長期發展規劃要求。

　　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是一個對立統一體，過分強調哪一個方面，都會顧此失彼，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我國多年宏觀調控的經驗證明，在經濟偏熱時，適當踩一下“剎車”，在經濟偏冷時，適當踩一下“油門”，以熨平周期性波動，是宏觀調控的藝術。這些成功的經驗都是長期有效的。當前中央強調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中長期發展目標，特別是實現產業結構由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為主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主的轉變，不是三四年或一個五年計劃就能完成的。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緊密相關，調整產業結構必須按照經濟成長的客觀規律，不懈努力、循序漸進地推進。因此，在宏觀調控中，要認清哪些事情是短期可以做到的，哪些事情是需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做到的。在此基礎上，按照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引導資金投向，既滿足即期增長的需要，又促進結構的優化。

      三、努力把握好城市與農村的辯證關系

　　城鄉發展差距拉大是當前國民經濟中的一個主要矛盾。我國已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但距離高收入國家還有一個大臺階。許多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為難以跨上這個臺階。能否跨上高收入臺階，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考驗。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幾乎都成功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大體相同，城鄉居民收入基本拉平。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城鄉差距問題往往長期得不到解決。目前我國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不足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1/3，由此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7:1，如果不能改變這一狀況，很難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城鄉結構調整需要改革來推動。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正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這一重要論述精準對接了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指明了方向和要求，必將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提供更大的新動能。

　　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部署，當前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改革有五個重點：一是落實農戶對土地的法人財產權。為此，需要對農戶的承包地和宅基地進行確權頒證，并完善對土地用途改變的監管制度。二是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我國正處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進程之中。由于勞動力的流動是全國性的，必須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現不動產能夠隨著人口的流動在空間、價值形態上轉移。三是打開城鄉資本市場之間的“堰塞湖”。“十三五”期間，如能以農民對土地的用益物權為質押，撬動銀行貸款和社會投資的20萬億元投入到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城鄉差距必將迅速縮小。四是為進城落戶農民提供與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使農民進城后可享受市民養老、醫療、住房、子女入托入學等公共服務。五是把特色小鎮作為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突破口。在中心城市周邊的一小時生活圈內，發展一批各具特色的小鎮，實現要素集聚，既有利于緩解中心城市房價上漲、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矛盾，又有利于帶動城鄉發展。

　　四、努力把握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辯證關系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既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又相互促進、相互制衡。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把握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對于避免經濟波動、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至關重要。

　　從國際經驗來看，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主要是由于一些亞洲國家外債負擔過重，超過了經濟的承受能力，一旦出現償債困難，外資出逃，便釀成金融危機。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主要是由于金融衍生產品泛濫，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某些金融機構出現到期債務不能清償，導致債務鏈斷裂，最終引發全局性的危機。經驗還表明，虛擬經濟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總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日本上世紀80年代以房地產為抵押的銀行貸款膨脹，因為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經濟一蹶不振。

　　具體到我國，主要有兩個潛在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一是企業債務率明顯偏高，償債付息壓力過大。主要原因是我國金融體制以間接融資為主，企業融資主要依靠銀行貸款。應當加快發展資本市場，通過擴大股權融資來降低企業債務率，以規避債務風險。二是少數中心城市房價過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應當通過增加住宅用地供給、疏散城市功能、發展特色小鎮等措施，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五、努力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我們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認識上的重大突破。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就是按價值規律辦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對外協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前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城鄉統一的全要素市場體系。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需要有完善的市場體系。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全要素市場體系，特別是抓緊建立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的全要素市場，激活農村資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促進農村發展的強大作用。要打破區域之間的行政壁壘，加快生產要素從沿海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流動。完善生態環境保護體制，建立環境價值補償機制，形成促進環保產業發展的市場機制。

　　二是兩手并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在需求結構上要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主要依靠消費拉動轉變；在產業結構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向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轉變，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在要素結構上，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轉變。這是一個全面戰略性轉變，只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政府引導的共同作用，才能取得成功。產業政策要從選擇性政策向功能性政策轉變，即由確定若干重點發展產業并賦予其特殊扶持政策，改變為圍繞經濟轉型升級要求，實施普惠鼓勵政策。如鼓勵技術進步和節能減排，應不分行業和企業性質，凡是有利于實現這些要求的經濟活動，都應給予鼓勵和支持。

　　三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以實現共享發展。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始終是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把共享發展作為重要內容，是針對當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提出來的，目的在于通過強化共享發展，縮小收入差距。應當在不損害效率的前提下加大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使廣大中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的收入增長更快一些。重要途徑是通過加強對中低收入者的培訓，提高其勞動能力，并創造更多較高收入的就業機會，鼓勵創新創業。對弱勢群體應給予幫扶。要通過教育上的公平來實現分配上的公平。

　　（作者：鄭新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