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出現一系列亂象。很多國際人士，包括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知名學者如沃勒斯坦、尼爾·弗格森等，都在探討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和制度性衰退問題。資本主義出現系統性危機的根源何在？有哪些具體表現？將對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產生什么影響？我們應如何看待和應對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本期觀察版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探析。

　　——編者

資本主義制度劣質化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曾對人類歷史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斷顯現和加重，周期性經濟危機頻現，并演化為時下的系統性危機。深入認識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有助于我們堅定“四個自信”，對于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有重要借鑒意義。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醞釀和爆發

　　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并在上個世紀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恢復性的快速發展，同時其內在矛盾和問題也在加速積累。20世紀末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至今未見起色。2002年，擁有上千億美元資產的美國安然公司在幾周內即宣告破產。此時，美國房地產領域的次貸問題已導致新的危機，積累著更具破壞性的負能量。這場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發的金融風暴，從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近10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市場混亂、經濟增長乏力、社會不公平現象加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難以解決，就打著反對恐怖主義的旗號，試圖通過對外干預轉移國內民眾視線，造成阿富汗、中東等地的混亂。反過來，對西方干預的憤怒則轉化為仇視性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一些恐怖主義組織頻繁在西方社會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戰亂導致的難民潮使歐洲各國疲于應付、不堪重負，加深了西方國家之間以及西方各國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分裂。近年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高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來精心描述的價值觀和所謂“政治正確”遭到底層民眾的質疑、嘲弄和挑戰。從這些現象可以判斷，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不是局部的、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制度性、系統性危機。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特點

　　波及的范圍廣。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為了自己先“上岸”，長期采取“量化寬松”政策等各種轉嫁危機的做法。這不僅不能消除危機，反而讓危機進一步擴散開來，威脅到世界各個經濟體。首先是冰島銀行癱瘓，接著是愛爾蘭金融紊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發生經濟困難，隨后發生了震動歐洲和世界的希臘瀕于破產事件，歐元區面臨解體的危險。在這種困境下，歐盟顯然難以保持團結一致：匈牙利等國對歐洲難民政策公開唱反調，英國因一次倉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歐盟。出于自保的考慮，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貿易的幌子，公開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設立各種壁壘。這不僅使資本主義的危機波及新興經濟體，而且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糾紛。過去，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大肆向發展中國家傾銷商品，把發展中國家當作其商品市場和初級原料來源地；而當發展中國家有了一定的競爭力時，西方世界卻想方設法進行貿易保護，這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虛偽性。

　　涉及的領域多。當前，資本主義危機不僅表現在金融領域，而且涉及制造業、國際貿易，進而影響到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以致出現價值觀危機和文化危機。美國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斷轉嫁危機，這不僅導致歐洲經濟出現紊亂，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貿易萎縮和經濟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一些東歐國家經濟先后出現困難，希臘經濟更是一瀉千里。美國雖然最早脫離險境，但只是解決了表面問題，對造成危機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束手無策，更無法解決失業率高企和貧富分化的難題。這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的退化，即曾經使美國保持穩定和強勁發展的中產階級出現縮小的趨勢，同時中產階級收入整體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國2014年總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43%，比1970年的62%顯著下降。”處于資本主義世界邊緣的國家處境更加困難。比如，巴西經濟已連續多年負增長，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國也開始進行結構性調整。

　　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爆發的根源

　　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壟斷資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導致經濟生活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進而導致經濟鏈條斷裂。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大亨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收益，不僅任由經濟泡沫泛起，更將劣質資產包裝成新的金融產品再賺一把，導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機越來越深。實際上，危機的根源不是生產力過剩，而是供需結構不匹配。供需之間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起因則是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方式。法國學者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指出，因為資本的收益率遠遠高于生產力的增長速度，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必定日趨嚴重；貧富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造成社會的結構性危機。資本主義社會難以從系統性危機的泥潭中走出來，是資本演進的邏輯使然。此外，資本主義發展所依托且不斷強化的個人主義和爾虞我詐，不僅不能讓大家攜手走出困境，而且進一步惡化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質化密切相關。西式民主曾在歷史上發揮過進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這首先表現在重競選、輕執政。為了攫取權力，政客們往往許諾許多超出客觀條件的福利，結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額虧空、加重財政負擔。其次表現為民主政治被資本綁架，成為資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學者調查發現，左右美國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財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演講中毫不避諱地談道，美國的政治體系看起來往往“傾向于富人、有錢有勢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第三，表現為以執掌政權為唯一目的的競選，日益惡化了政治生態。美國學者胡安·林茨在《總統制的危險》一書中警告，美國的總統制民主天生不穩定，容易癱瘓和垮掉。他認為，美國民主政治應該存在“適度共識”，即存在兩大政黨達成妥協的中間地帶。如果沒有這樣的地帶，就無法避免權力爭斗和兩敗俱傷。問題是，這一中間地帶已不復存在。

　　與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有利于新興資產階級爭取權利，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資本的逐利性和這些價值觀的理想性之間就開始出現裂痕。西方國家的政客不斷高調宣揚所謂“普世價值”，但一遇到利益沖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國學者查爾斯·M·布洛認為，美國的理想主義已經終結，進入了“后理想主義”時代。在“后理想主義”時代的現實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實力比原則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實可靠。民粹主義的出現，就是這種文化邏輯發展的結果。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粹主義固然存在種種弊端和不確定性，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自詡“政治正確”的西方政治精英已無法有效把控大局，資本主義社會治理已陷入“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對立的危機中。（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韓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