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8日，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室、光明網理論部聯合主辦的“紛繁復雜世界環境下的中國機遇與中國擔當——銳評2016：中國外交與世界局勢盤點與展望”研討會在中國社科院召開。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劉貞曄參加會議并發言，以下為發言內容摘編：

　　2016年可以說是新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以來世界局勢發展最為獨特的一年，變與不變交織重疊，勾勒出了世界格局發展的最主要色彩，全球治理也由此進入國家主義與全球主義之爭的徘徊和艱難跋涉之中。

　　世界格局的軟件與硬件：變與不變

　　從總體上來說，2016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大盤，或者說一系列支撐當今世界格局的硬件——世界政治秩序及其政治基礎、全球經濟秩序及其主導力量結構，并沒有發生實質性和根本性變動。但是，主導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一系列軟件——一系列政治意識、經濟主張和主要價值，卻在發生重大甚或是根本性的變化。

　　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及其核心機制規范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建立起來的，其基礎是以美國為首的戰爭勝利國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政治共識和核心價值。支撐其運轉的主導性政治力量，即美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群體在世界格局中所占據的軍事優勢和經濟優勢地位還沒有被其他力量替代；支撐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一系列核心機制和價值規范也還沒有被其他機制規范所替代。在世界經濟的大盤子中，按照IMF在今年十月份對世界各國經濟總量的預測，美國2016年GDP總量將達到18.56萬億美元，中國將達11.39萬億美元，中美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這說明，支撐當今世界格局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一系列硬件在2016年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但是，與2015年甚至是與1990年以來的世界相比，2016年的確又是發生變化最大的一年，在硬件不變的情況下，一系列支撐世界格局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軟件卻發生了重大變化。

　　政治上，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長期占據優勢和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的政壇上，民粹主義、右翼保守主義甚至是極端右翼政治力量紛紛登臺亮相。2016年可以說是西方發達國家政治舞臺上右翼勢力全面崛起的一年。德國地方議會選舉從年初3月份持續至今，不斷爆出右翼和極右翼政黨贏得地方議會選舉。9月初，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自己的家鄉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的議會選舉中，其領導的執政黨基民盟的地位也被反移民政策的右翼政黨選擇黨所取代。在此背景下，2016年6月英國的公投脫歐就更成為了排外和反一體化的強心劑，歐洲國家的右翼政黨紛紛在選舉中登臺。在奧地利維也納，以前黨魁的納粹背景和反移民主張著稱的右翼政黨奧地利自由黨在10月份的選舉中一舉成為維也納市議會第二大黨；在北歐，丹麥和瑞典右翼和極右翼政黨分別成為議會第二和第三大黨；在中東歐，極右翼政治力量早已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占據了主要政治舞臺；在南歐，持強烈民粹主義主張的意大利五星運動黨在6月份的羅馬和都靈等城市市政選舉中大獲全勝。2016年年底，繼歐洲風起云涌的右翼化政治風潮之后，特朗普更是以排外主義、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國家利益優先等一系列極端主張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經濟上，反全球化、反一體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在2016年由各種社會情緒轉化為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并最終演變成政治行動。2015年5月脫歐進入英國下議院政治議程，2016年6月，經過一年的政治醞釀，英國終于公投脫歐。英國脫歐凸顯了彌漫歐洲的對歐盟、歐洲一體化及歐盟移民政策的疑慮和不滿。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勒龐也在近日放言，明年的法國大選如果獲勝，一定推動法國脫歐并退出歐元區。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更是以廢棄北美自貿協定、退出TPP和TTIP以及對進口商品課以重稅等反一體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而贏得選民青睞。據有關專家統計，近一年多來，世界各地大約平均每天誕生一項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條款。

　　在價值導向上，全球主義、多元主義、文化平等與包容精神等面臨各種沖擊，狹隘民族利己主義、排外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種族平等、性別平等、自由開放精神等等傳統政治正確性的一系列價值原則在政治上成為被懷疑、被批判甚至被大加鞭撻的對象，世界各地出現了各種極端主義、排外主義甚至仇恨主義的價值潮流，普遍權利、文明兼容、多樣包容、自由開放等價值的地位正在動搖。

　　2016年，世界格局中的軟件與硬件變與不變的錯位情景令人回想起1989年的世界。回到冷戰結束前夜的1989年，當時世界格局的硬件不變——主導世界格局的仍是美蘇兩大家，二者間的軍事實力對比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世界格局的軟件卻變了。只不過，當年的那次軟件變革是蘇聯東歐國家集團裝載的軟件變了，多元化、新思維、全面的人道主義等等代替國際革命，成為蘇東國家集團的主要價值軟件。但是，2016年世界格局的軟件變化與1989年不同，這次是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和西方國家集團裝載的軟件變了！現今面臨的關鍵性問題是，2016年美國和西方國家換裝的軟件是否能夠與世界格局的硬件相匹配？總體而言，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硬件核心更像是全球主義、多元主義和貿易自由開放主義，但這次美國和西方國家換裝的軟件好像是與此相反。也難怪美國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在今年主編的一本書里發問：究竟誰才是今天的全球自由開放主義者？

　　全球治理的未來：國家主義還是全球主義？

　　如果回望新世紀以來的歷史，2016年世界格局發展中出現的這種“逆全球化”和“逆全球主義”現象，其實早在新世紀初就已經伴隨著全球化和全球主義的發展而存在。人類在應對和解決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挑戰的進程中，一直面臨著國家主義還是全球主義的抉擇。

　　其實，自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與全球化和全球主義的發展一直相伴，并爭取任何機會強勢回歸。早在新世紀初的9.11事件發生后，全球反恐就呈現著強勁的國家中心主義取向；新世紀頭十年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傳統大國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面臨危機，單邊主義和自我保護主義盛行；發展中國家集團隨著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快速增長，經濟自信也快速地衍生出民族主義傾向；經濟全球化中遭受沖擊的人群和國家，面臨福利受損和經濟條件惡化的威脅，也積極擁抱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有這些反全球主義和“逆全球化”潮流，已經成為當前解決全球問題與治理全球公共事務的新障礙。

　　然而，面對21世紀的全球危機和跨國問題，人類已不可能再退回到領土范圍內來解決問題。全球問題和人類公共事務治理的價值導引，不可能立再次基于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價值基點上。況且，立基于國家中心主義基礎上的治理機制和措施，也已經喪失了獨立應對挑戰的能力和效力。21世紀的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只能立基于全球主義的價值基點上，各種全球問題和人類公共事務的治理也只能放到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互動的開放框架上，才有獲得解決的可能。

　　21世紀的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一定必須是開放性治理。這種開放性有兩大支點：一是必須以全球意識、全球思維、全球主義、全球責任等為價值基點；二是全球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必須向各種非國家行為體開放。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包括從基層公民、社區組織、自治團體和非政府部門，到跨國公民網絡、全球行業組織、國家與次國家間組織和超國家機構。主權國家政府必須有這樣的理性認知：國家政府雖然一直是并將繼續是人類公共事務治理的最重要組織，但是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萬能政府”；國家雖然一直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政治單元，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政治體，但是任何國家組織形態也都與歷代先哲們祈望的“上帝之城”、“地上天國”和共產主義社會等存在距離。因此，接受和認可全球主義的基本價值，秉承開放主義的治理理念，吸納、包容國內和國際的各種治理行為體參與到人類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治理行動中來，這應該是21世紀人類改善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基本策略。

　　（本文根據作者在銳評2016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劉貞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