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的“國慶節”，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怎樣看待我們走過的路？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回答，以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此路不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失敗

　　甲午戰爭的中國慘敗，宣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和政策的破產，日本成功的經驗證明了中國不僅需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還需要從制度上學習西方。隨后掀起的戊戌變法及其失敗，則反映出封建頑固勢力仍然把持著政權和不愿意全面徹底學習西方的制度。但是在相繼出現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的雙重危機壓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實質上是瓦解封建政權基礎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在戊戌變法失敗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雖然在資產階級中對改變現有政治體制上始終存在著“革命”與“改良”的爭論，但無論在政治上主張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在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卻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國名義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個政權卻把持在帶有封建性質的軍閥手中，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曹錕賄選以及不斷的軍閥混戰，使得社會黑暗到了極點；而巴黎和會成為分贓會議則進一步暴露出帝國主義的丑惡面目。這些都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比資本主義更好的制度。在這個背景下，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也最終促成孫中山“以俄為師”和國共合作。

　　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也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發動戰爭、重新瓜分世界的時代。就南京國民黨政府來說，其目的還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種目標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擠壓：一是來自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等舊勢力的擠壓，他們反對真正意義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來自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數眾多的工農的擠壓，他們因貧困、甚至沒有活路而對現政權嚴重不滿，要求進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實行“耕者有其田”；三是來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歐美綏靖政策的擠壓，它們不能容許一個獨立完整的中國存在。這三個方面的力量和影響都很大。

　　由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腐敗，其獨裁統治不僅遭到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的反對，也遭到了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對，因此在抗戰勝利后爆發的內戰中，貌似強大的國民黨很快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被趕出大陸。歷史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

　　突破“貧困陷阱”：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封鎖和戰爭威脅，使得剛剛建立的新中國需要建立起保障國家安全的現代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經過百余年戰亂、經濟上貧窮落后的國家，資金非常匱乏。因此，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以內部積累為特點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戰略的蘇聯創建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對新中國就具有了非常強的吸引力。

　　新中國成立時，一百多年的戰亂、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以及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使得中國本來就落后的經濟更加衰弱。以舊中國最好的發展時期1931—1936年為例，其消費率和投資率分別依次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這說明投資率極低，6年中甚至有4年為負數。因此，中國經濟學界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后探討戰后恢復和發展經濟時，幾乎一致認為僅靠中國自己不能解決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金匱乏問題。1949年，美國政府有關中國政策的白皮書也認為中國共產黨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1949年7月30日關于送呈《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致總統杜魯門的信中即說：“在形成現代中國之命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個因素是中國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對于中國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近代史上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政府是成功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人口眾多是基本國情之一，這決定了中國人均資源的相對稀少。由于中國歷史悠久，人口與耕地的矛盾由來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的增加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口與農業資源的矛盾，形成農業的過度開發。新中國成立時，中國有5.4167億人口，其中4.8402億是農民，靠傳統農業吃飯，而當時中國的人均耕地僅2.65畝，人均糧食僅209公斤，尚不能解決溫飽。

　　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資金和物資供給立即捉襟見肘，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選擇：要么放慢工業發展速度，由市場配置資源，按照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一般規律，先發展農業，再發展輕工業，最后大規模發展重工業。這在今天看來未嘗不可，甚至可能從長期看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慢，但是當時根據歷史教訓和朝鮮戰爭、臺海危機的現實，中國不能放慢工業化速度。要么盡可能地將剩余產品拿到國家手里，壓低和平均分配消費品，并采取行政辦法配置資源，使投資向重工業傾斜，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后者是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辦法。因此，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柳暗花明：中國開辟了社會主義新道路

　　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制度。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于那些資本主義發展受到阻礙的經濟落后的國家。而一旦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同時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依靠高度集權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和產業，那種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因替代市場而取得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高積累優勢，隨著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增加，就被計劃經濟的僵化和低效所抵消，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改革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成為必然，問題只是改革的目標和步驟怎樣確定，這種變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順利進行。

　　在20世紀后半期，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對內沒有解決好三個問題：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導致了經濟衰退和黨脫離了人民；在對外方面，也沒有處理好三個問題：一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中蘇分裂）；二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冷戰）；三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侵略阿富汗）。因此蘇聯內外交困，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初解體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來說，一開始是對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弊病的糾正。這種糾正是由于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和誘導：一是開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壓力；二是人民生活貧困的壓力；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自己的經驗教訓和整個世界市場化趨勢的誘導。

　　1978年以后的改革開放是建立在兩個重要認識轉變基礎之上的。一是對社會主義的判斷：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阻礙改革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當然，這也得益于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文革”錯誤的反思這個大背景。二是對戰爭問題的認識：鄧小平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

　　正是根據上述兩個重要認識和判斷，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到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認識到和平發展是世界主流，認識到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才使得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實現了經濟轉型與和平崛起。

　　四個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在擁有13億人口和人均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人均收入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200美元，達到了今天的8000多美元，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其中貨物貿易額世界第一，制造業產值世界第一，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不到4%提高到接近14%。2014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是在中國由自古以來的被動開放轉變為1978年以后的主動向西方世界開放的基礎上，第一次提出自東向西開拓交流通道和惠及沿途國家，這標志著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的歷史和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自西方向東方傳播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自從十七世紀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興起以來，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處于世界的潮頭，并擔負起引領世界發展的歷史責任，20世紀的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失敗了，21世紀的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不僅要解決自己的發展問題，還要回答和解決資本主義世界正面臨的難題。

　　“行百里者半九十”，雖然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還應該看到這最后沖刺的30多年里，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夠達到目標的。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還有很多困難需要我們去克服。

　　從經濟發展來看，如何實現“雙中高”目標，如何從世界產業鏈條中的第三梯隊上升到第二梯隊，以及在創新能力上與美國相比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解決“貧富分化”這個世界性難題面前，中國能否提出解決辦法并為全球提供榜樣，最終決定著社會主義能否復興。

　　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在城鄉關系方面，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乃至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方面，以及如何完善民主政治并充分顯示出比西方民主政治更具優勢方面，也都存在一些難題，解決這些問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由此帶動社會主義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

　　總之，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矛盾得不到解決并愈演愈烈，資本主義內部也出現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些是社會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動力，而社會主義徹底取代資本主義，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和全球來看，一方面是世界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無產階級還不夠成熟，還沒有真正掌握和駕馭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中國今天的發展就是在創造這些條件。

　　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不斷成熟的過程。中國的每一步發展，每一個階段目標的實現，都是社會主義在前進，中國可以發揚光大社會主義，并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就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歷史定力。（武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