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總是處于一種深刻的困境中：總想預知未來，卻很少如愿以償。經驗表明，即使是頂尖的經濟學家采用最好的技術模型，預測未來的表現也比普通人的猜測好不了多少。其實，“未來會如何”的問題，特別是涉及中長期的不確定性問題，最好的方法不是預測，而是準確捕捉那些最能決定遠景的關鍵因素。在這里，洞察力和判斷力比計量模型重要得多，專家與普通人、專家與專家間的眼光有著很大的差異。

　　關鍵在于看什么：什么才是未來遠景的決定性因素？當下的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的巨大希望和艱難挑戰并存的新時期。許多人高看多看了大風險，低看漏看了大機遇，悲觀主義和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因而大行其道。其實，僅就經濟本身而言，中國需要全力應對真正挑戰只有兩個：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和經濟體制系統轉型——轉向市場決定型和民營經濟主導型體制。相比之下，推動遠景向好的大力量、大機遇至少有四個：

　　規模優勢。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潛在的市場規模能夠與中國相提并論。足夠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才能持續支撐龐大多元的產業結構及其演化。中國經濟早已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但市場規模本身蘊含的重要潛在優勢仍遠未發掘出來。中國對海外市場的依賴程度，比其他國家都要低。任何一個產業和企業，只要抓住了國內市場，都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小國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第四次產業革命。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與前三次產業革命提供的歷史性機遇都擦肩而過，但這次完全不同。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中國制造2025》以建設“制造強國”就是明證。盡管為創新創造適宜環境的努力仍然遠遠不夠，但創新的意識和種子早已播撒開來，正在逐步生根發芽。想想1.0版產業革命開始時的18世紀末、2.0版產業開始時的19世紀末、3.0版產業革命開始時的20世紀60年代，中國在做什么；再看看當前以智能技術（無人駕駛汽車與智能機器人）、新材料和圍繞3D打印發展的制造技術為基礎的4.0版產業革命中國在做什么，我們就會對“這次不一樣”產生足夠信心：不會再錯失彌足珍貴、攸關國有前途與命運的歷史性機遇了。除了體制因素，沒有其他任何力量比市場規模、然后是科學技術更能推動經濟巨輪奮力前行了。

　　中產階級。歷史上，中產階級提供的消費能力正是推動經濟和創新最直接、最主要的能量之源。只有足夠多的人買得起足夠多、足夠好、足夠有吸引力的產品與服務，才會為足夠多的企業家提供“開發它們、滿足需求、賺取利潤”的刺激。低估中產階段的重要性將犯下大錯，這種重要不只是反映在經濟實力和消費能力上，也反映在推動政治體制創新的意義上，這反過來將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目前中國的經濟階層形態依然呈現“花生型”（財富分配兩極化）而不是“橄欖型”（中產階級作為財富主力），但向著橄欖型社會發展的趨勢不可遏止并呈加快之勢。

　　親商主導型治理模式。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治理范型更逼近親商型：政府發展經濟的動力和意愿非常強烈，一度甚至壓倒了親民（服務交付）。政績考核和官員問責制清晰地顯示了這一傾向。親商型（增長或資本友好型）模式有其固有局限——主要是對公民需求的回應性不足以及容易滋生腐敗，但就做大經濟蛋糕而言，這個模式很有吸引力。中國需要在親商-親民型治理模式之間適當平衡，這也是當務之急。這種平衡可以在不犧牲親商型模式的內在優勢下達成。

　　除了以上四個可清晰辨識的大趨勢決定因素外，短期因素也不全是消極的。寒冬中總有暖流。在產能過剩、成本與杠桿高企、創新（尤其是破壞性創新）不足等“寒冬”因素背后，還要看到也有偶發的好事（意外收益）可以助力經濟。近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跌就是如此。據估計，中國從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中年均節省達4600億美元。除了大幅降低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和消費者費用外，還會帶來許多間接好處：包括抑制通貨膨脹從而有更大空間放寬貨幣政策以支持增長，擴大貿易順差從而有利減緩資本外流給人民幣造成的壓力，以及提振國內投資。

　　以上決定遠景向好的力量和機遇，需要通過諸多努力才能轉化為現實。盡管如此，與風險和挑戰相比，更值得關注的事實和機遇的存在，本身就足以給那些唱衰中國經濟遠景的論調潑冷水。（作者：王雍君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財經研究基地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