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監督的權力必將導致腐敗，對人的制度性約束成為當前反腐倡廉的重點。同時也應看到，除了將腐敗歸因于缺少監督，還應關注包裹在體制之外的文化因素。

　　熟人社會、人情社會是我們傳統的文化氛圍，在這塊土壤上，播撒著我們稱之為互惠的種子，今天的利他往往蘊藏著明天的利己。當互惠這一熟人社會的傳統仍然被視為美德，給親朋好友幫忙等各種尋租行為都找到了道德合法性。在對職務犯罪的研究中發現，所謂潛規則大多依附于人際關系，人際的友情發揮著溫水煮青蛙的效果，在“助人為樂”的道德行為中容易突破法律底線。

　　“面子文化”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人最怕被人看不起，有面子成為得到贊賞的標簽，沒面子也就成為失敗的符號。如何獲得面子，除了個人努力獲得社會聲譽之外，更多的人贊同用權力、金錢、社交圈等資源的擴張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當特權在競爭中獨占鰲頭的時候，它與面子實現了完美的統一，以權力為中心的單一社會共識性目標不僅加劇競爭，而且理所當然地在社會比較中令急功近利者失去了罪惡感，僅強調動機和目的的合理性，忽略手段的違法，而近乎于群體極化的逐權逐利行為，往往與貪污腐敗相生相長。

　　還有一種“過度補償現象”，與我們文化中講求未雨綢繆有關。很多人不理解，不少貪官的財富幾輩子都花不完，何必要繼續冒著法律風險去貪。研究表明這與缺少安全感有關。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它可能來自于曾經貧困并被人歧視的親身經歷，因過度自卑而追求財富，用以彌補過去的欲求不滿，讓自己生活得“踏實”；還可能與觀察學習所獲得的經驗有關，特別是身居高位者一旦失勢就可能門可羅雀，榜樣的作用讓有權者領悟到“機不可失”的道理。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分享權力也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在今天它既表現為我們對權力者的角色期望，也體現為一旦獲得權力對家庭的回饋。一方面，普通人在發展道路上需付出的成本越大，“權力分享”就越可能演變成心理綁架般的責任；另一方面，權力分享也可能異化為拉幫結派、結黨營私，貪官有如被推上了金字塔尖，想要穩固長久，就必須服務于金字塔的基礎。

　　社會轉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它不是單純的經濟轉型和簡單的利益重組，還是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熟人社會向生人社會的轉型，還需要在經濟轉型的同時完成上層建筑特別是價值觀、文化傳統的轉變。反腐倡廉同樣如此，制度建設固然不可或缺，廉政文化同樣至關重要。文化存在著極大的慣性，批判地繼承傳統中可為我所用的廉政文化優秀成果，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法律上定性為職務犯罪的行為，在我們的文化中仍然具有道德、人情、互惠的標簽；如果特權在我們的生活中依舊是面子的最高體現；如果社會競爭還是建立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基礎上，那么反腐倡廉之路會仍然任重道遠。

　　（馬 皚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