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制圖：張芳曼

　　開欄的話

　　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

　　為了更好地領會、貫徹十九大精神，本版今起推出“聚焦十九大報告·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系列報道，圍繞相關問題約請專家展開討論，敬請關注。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歷史性論斷。

　　為什么說中國經濟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與高速增長階段相比，新階段會呈現出哪些新變化、新趨勢？我們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程中如何抓住機遇，攻關奪隘，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兩個一百年”目標挺進？

　　如何理解“轉向高質量發展”？

　　強調質量而非速度，強調發展而非增長

　　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再一次做出明確的路徑選擇。

　　——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集約型經濟增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轉向高質量發展’這一論斷的本質含義，就是我國經濟已經從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實現的粗放型高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實現的集約型增長。”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看來，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劃時代的變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再糾結經濟增速快一點還是慢一點，而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抓手，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鄭新立強調。

　　2016年，我國“百強縣”以占全國2%的土地面積、6%的人口創造了超過全國11%的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165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6.5%；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1萬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9%。縱觀“百強縣”的發展要訣，無一不是從原有資源、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迎來了全新的發展契機。

　　“‘高質量發展階段’表現在產業結構上，是由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在產品結構上，由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產品為主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為主轉變；在經濟效益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轉變；在生態環境上，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環經濟和環境友好型經濟轉變。最終將體現為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居民收入得到較快增加。”鄭新立說。

　　——充實發展內涵，以更充分更平衡為目標，增進人民獲得感。

　　從結果導向看，“高質量發展階段”更突出百姓的獲得感。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指出，“高速”指向數量或規模，往往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目標，用以標注“快不快”；“高質量”則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會有的目標，強調質量和效益，是回答“好不好”。

　　“增長僅指經濟總量的擴張；發展的內涵則更為豐富，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高培勇說，我國已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因此，經濟發展要從單純追求總量擴展，轉變為適應人們更高標準的、更加多樣化的需求。

　　為何現在提出“轉向高質量發展”？

　　直面新時代矛盾，突破發展瓶頸

　　歷史地看，經濟發展在重復“繁榮—衰退—復蘇—增長”波浪式前進的同時，以科技、人力資源等要素進步為新動能，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實現向上的總趨勢。“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我們直面新時代主要矛盾，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必須選擇和緊迫任務。

　　——現階段的主要矛盾要求我們放棄速度偏好，重視發展質量。

　　高培勇認為，“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重要論斷，是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一致的。

　　目前，我國能源、原材料消耗總量偏大，單位GDP能源消耗偏高。“粗放型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這樣的增長模式難以持續。”鄭新立指出。

　　近幾年，華北、華東地區出現大面積霧霾天氣，一些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發生率上升。“如果發展需要付出人民健康的代價，那就違背了發展的初衷。黨的十九大提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就是回應百姓關切，直面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問題。”鄭新立說。

　　“中國經濟保持了連續幾十年的高增長，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中國人從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巨大的實惠。但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分配制度不夠完善等原因，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社會經濟問題，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等仍然存在，人民群眾對協調發展、均衡發展的訴求不斷提升。”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汪玉凱認為，必須關注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轉換生產方式、調整利益格局，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從而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突破發展瓶頸的現實選擇。

　　“我們要適應經濟增速換擋的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必須淡化速度‘執念’，強化質量意識，優化要素投入，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認為，依靠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以創新驅動來消解全球化紅利和我國人口紅利不斷下降的不利影響，突破資源能源、環境等要素的瓶頸制約，盡快實現發展新舊動能的轉換。

　　該如何“轉向高質量發展”？

　　已經初戰告捷，未來仍應堅持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們有底氣、有經驗。”白景明指出，目前，傳統產業煥發生機、新產業勢頭強勁、新經濟加速成長，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正逐漸走出陣痛期、步入收獲期。“2016年前三季度工業企業所得稅5843億元，增幅僅為0.6%；而今年同期工業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21.3%，增幅特別明顯。這里面有去年基數較低、今年價格上漲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企業主動調結構，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大幅增長的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發展釋放強勁動能，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協調發展補足短板，讓發展更趨穩健；綠色發展堅定推進，人與自然更加和諧；開放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發展天地更加廣闊；共享發展增進人民福祉，社會公平正義更加凸顯……實踐充分證明，我們已經初戰告捷，站在了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平臺上。

　　不過，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們還面臨著許多挑戰。

　　比如，當前仍有相當數量資金、土地、勞動力資源，沉淀在嚴重過剩產能、高污染產業中，拖累了經濟轉型和效率提高。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這些要素資源逐步轉移、注入新興、綠色產業中去。

　　又如，簡政放權成效顯著，企業輕裝上陣，但各部門、各級政府之間的信息系統互聯互通工作亟須提速。“應該形成全國統一政務服務平臺，才能讓企業和群眾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除煩苛之弊、施公平之策、開便利之門。”汪玉凱說。

　　再如，綠色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從近兩年中央環保督察組曝光的案件看，一些地方為了金山銀山犧牲綠水青山，要速度不要質量的頑癥、陋習仍然存在。

　　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可逆，高質量發展任務不能等，需要擼起袖子加油干。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六大戰略舉措，包括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推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轉型升級；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以自主創新的技術帶動質量效益提高；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有利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體制機制，增強經濟發展活力；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場和資源。

　　“未來仍應堅持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高培勇指出，未來經濟發展仍要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的深度調整；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這些任務同十八大以來所形成的經濟政策框架是一致的，即：建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基礎之上的，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經濟政策框架。接下來，要在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過程中，將這些政策持續深化、細化，并予以剛性落實。”高培勇說。

　　《 人民日報 》（ 2017年10月31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