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光(鄭州大學歷史系1977級學生、博士生導師)
知識改變命運。在明知上大學幾乎無望的歲月里,我依然保持著讀書學習的習慣,也正因為如此,在緊閉十年的高考大門重新敞開的時刻,我才能緊握那把開啟知識和命運之門的“鑰匙”,走入鄭州大學,開始新的人生歷程。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距離我高中畢業已經四年。這四年里,我已經在工廠里做過磚瓦工、鑄工和車工。
終于有機會實現我上大學的夢想了!興奮之余,我卻又有點半信半疑。這么多年都是推薦上大學,這次真的通過考試就能上大學?
和其他同學相比,高考的機會對我更難得。“文革”期間,父親被打成了“反革命”。擱在當時,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女,是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的。然而,想讀書上大學的念頭,卻一日未曾放下。這次,只管考考試試吧。
作為“被歧視的對象”反倒成就了我學習的機會
家庭成分不好,盡管學習努力,成績優秀,我的初高中求學路程一直歷經坎坷。初中時還可以在縣城上,到了高中,只能求人到一個離家十來里的農村中學——位莊高中讀書。二年的高中,每天早上六點多,我背上干糧從家出發上學,放學后直到傍晚才能到家。
因禍得福。恰好當時很多縣一中的優秀老師不能回城,被下放到這個高中“鍛煉”,他們中不僅有開封師院、新鄉師院畢業的老師,甚至還有一個老師是南京一所大學畢業的。在這個農村中學,我遇到了我們縣最好的老師!
當時農村環境寬松,學習努力的我,格外受到老師“偏愛”,我中午不回家,老師們就給我“開小灶”學習,包括教我學外語。又恰趕上“教育回潮”,學校重新開始抓學習,再加上剛辦了圖書室,有不少圖書可以借閱,中午不回家的我,讀遍了圖書室的藏書。那時候,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推薦,不會有大學上,學習倒是沒有任何壓力,讀書只是求知的本能。
作為“被歧視的對象”,反倒成就了我學習的機會。
母親從小教育我,有知識別人才能看得起你
如今想來,當年自己那么努力學習,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也不無關系。從小我母親就教育我:“人窮志不能窮,只有自己有知識,有本事,別人才能看得起你。”我也暗下決心,好好讀書,增長知識和能力,將來在社會上站住腳。
我一直覺得,學習知識讓自己感到很充實,忘卻了世間的煩惱。盡管當時屬于“黑五類”子女,我依然有一種對命運的不服,并認識到,要想改變處境,就要比別人做得更好,這些離不開勤奮讀書。
在工廠當工人的幾年里,盡管我年齡不大,但是干一行,愛一行,刻苦鉆研技術,想辦法找一些鑄工、車工的書來看,時常搞些小發明,曾革新刀具,效果極好,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工作兩年后就帶了徒弟,他的年齡比我還大。
我在語文試卷上還寫了首詩抒發激動心情
自從決定參加高考,我就找親戚朋友借來了一些初、高中的書,過上了半工半讀的日子。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在家自習,甚至跑到以前的母校請教高中老師。雖然復習時間很短,但因為初中和高中基礎比較好,內心里,我還是有些底氣的。
那年的12月26日,我在獲嘉縣的一個小學參加恢復高考制度后的首次考試,現在家里還保存著40年前那張準考證。就是這張巴掌大小、顏色泛黃的小紙片,讓我最終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考試的科目有政治、數學、史地和語文。
如今,我依然記得當時的作文題目“我的心飛向了毛主席紀念堂”,當時我的寫作狀態應是激情澎湃。答完語文試卷,時間還很充裕,我在試卷上還寫了一首詩,抒發對恢復高考的激動心情和感慨,對有機會實現自己夢想充滿憧憬,其中寫道:“激動的心啊,此時在沸騰;歡喜的淚水,滴濕了試卷;看著這張試卷,我看到了黨的信任,時代的期望,人民的召喚!”
“改變命運的時刻來了”,在考過試的一段時間里,我還常常到田野里呼喊,用自己創作的詩歌來打發那段難挨的時光。
我最熱愛的是文學,卻選擇了歷史專業
說起來,我最熱愛的是文學。
中學時,我的作文經常受到好評。至今仍記得有一次自命題作文,我寫的是《雪》,在全班傳閱,以至于畢業30多年后,當年教我語文的王俊儒老師還夸道:“那精美妙曼的文句,總能在我們的耳際回響。”平時我還經常寫一些小短文、人物速寫等。就算是參加文娛活動,代表學校去慰問解放軍、到農村演出,我都是自己創作詩歌和快板。剛當上工人,盡管工資很低,家里生活非常困難,母親還支持我訂閱了《朝霞》、《學習與批判》及《思想戰線》3份雜志,這在全縣也是少見的。在工廠四年,我經常參加辦板報、寫專欄,寫作的功底一直沒有丟。
然而,又是家庭的遭遇和自己的經歷,使幼稚的我一心想要遠離政治,喜愛文學的我,高考報志愿選擇了自認為遠離政治的歷史專業。
終于放榜了,我的名字排第一個
放榜是在過完春節后的2月下旬,獲嘉縣當年考上大學的有幾十人。縣委大門口的墻上,貼著大紅榜,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個,那種興奮的心情,有一種“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之感。
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一天,我欣喜若狂,此時,當初那種忐忑的心情才真正放了下來:我的命運要改變了!
當年是先報志愿再考試,我只想著能上大學就行,我報的最高志愿就是鄭州大學。后來才知道,有比我分數低的同學還考上了中山大學等名校。但不管怎樣,我的大學夢終于圓了。
大學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
1977年恢復高考,改變的不光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更是國家的命運。恢復高考,人才培養和選拔納入了正軌,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對我來說,真正是改變命運的重大轉折。
“重塑自我,把耽誤的青春補回來!”這是當年莘莘學子的我們發自內心的呼聲,在大學校園,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充滿了昂揚向上的激情。我們是時代的幸運者,進入大學后,感覺趕上了時代發展的潮頭,自應成為時代的先鋒。當時那種奮發學習的勁頭現在是難以想象的。
大學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我們如饑似渴地學習,自發組織了多個學習小組。我自己就參加了美國史和中國生產工具史兩個學習小組。讀本科時,我就得到了著名學者荊三林教授的賞識,從那時起,就開始了我一生研究科技史的道路。
□東方今報·猛犸新聞記者 張靜 整理 邱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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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前后,家里的月餅像“開會”一樣聚堆了,無論港式風味、潮州品牌還是湘楚傳統風味,對我都沒有多大的誘惑力,但是我每每見到月餅,就想起老爸與月餅的故事。
縣長笑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在蘇木(公社)糧管所上班,你(農轉非)的糧食關系,就是我辦的。多少年了,我一直感激著這一次“啥事沒有”的相見,感激著無邊的濁水里忽然淌進來一脈清澈的細泉。娘說,村里的狗都打死了,就把哈妞留下來了。
1977年9月,中國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已經停止了10年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以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式選拔人才上大學。
1966年,甘福保高中畢業,當時已經填報了高考志愿,因大學停止招生,甘福保參加高考的愿望未能實現,之后進入一家工廠,成為了一名工人。南昌市民 甘福保:這當時就是1978年的高考試卷,當時試卷就是長條形的,1978年第一次考外語,1977年沒有考,考外語總分是100分,全部做對了,總分給你記10分。
江西南昌市蓼洲街社區70歲老人甘福保從1978年開始收藏高考試卷,至今已經有38個年頭。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時年30歲的甘福保參加了考試,并成為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大學生,就讀于江西大學(現為南昌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