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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蓉被委托攜帶至馬來西亞的行李箱。

　　馬來西亞的法庭。2017年5月，程蓉曾在此接受審判。

　　“love”的QQ空間里，不少人表示，他曾騙中國女孩往馬來西亞運毒。

　　趙涵出事后，尚曉嫻與Clitin的微信聊天截屏。

　　今年5月底，趙涵涉嫌走私販運毒品案將在馬來西亞沙阿蘭高等法院一審開庭，律師打算為她進行無罪辯護。

　　趙涵出生在四川。3年前的夏天，受朋友之托，她攜帶一箱服裝樣品從國內前往馬來西亞。剛在吉隆坡落地，馬方海關便在她托運的行李箱內發現大量毒品。趙涵稱，她對箱內藏毒一事并不知情。

　　等到事發后再從國內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并不容易。而在法庭宣判其無罪前，趙涵只能在當地的女子監獄中等待。

　　據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以下簡稱“馬華公會”）統計，2013年至2015年，有超過20名中國女性因攜帶毒品入境該國被捕。她們的經歷與趙涵非常相似。

　　她們中間，除極少數被判無罪已經回國外，大部分女孩仍在獄中等待著自己的一審、二審、三審判決。“馬來西亞是三審制度。走完全部三審程序，通常需要6-10年。”馬華公會公共投訴局法律顧問余家福說。

　　設計好的路線：廣州-香港-馬來西亞

　　2015年8月15日晚，24歲的趙涵從上海虹橋機場飛往廣州。在廣州，她到一處服裝批發市場取了一只裝滿衣服的箱子，然后乘大巴到香港，再從香港飛往吉隆坡。

　　趙涵此行的目的，是幫朋友從廣州帶服裝樣品到馬來西亞，自己順便旅游。托她帶貨的朋友承諾，不僅負擔她的機票、食宿費用，還會付她一筆三四千元的報酬。路線也是朋友為她設計的。

　　經過近30小時奔波輾轉，趙涵于8月17日凌晨降落在吉隆坡國際機場。但還沒走出機場，她就被馬來西亞海關扣下了。

　　原來，趙涵從廣州取來的行李箱中有個夾層。海關發現，夾層中藏匿了3.3公斤冰毒。

　　2013年，周彥的妻子曾在相同情況下被馬來西亞海關扣留，并因此結識了多名有類似遭遇的中國女性家屬。周彥發現，女孩們的行程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廣州就有直飛吉隆坡的航班，但是讓她們帶貨的人都要求她們先坐車到香港，再從香港飛到馬來西亞。”周彥認為，特定路線或許是為了更加方便、容易地通關。

　　一名在廣州海關從事多年緝毒工作的人士認為，周彥的分析不無道理。因為從機場出境和從陸路出境的人數量級相差較大，兩處安排的執法人員比例也不同。“每天從廣州和深圳去香港的人經常是排長龍的，而從廣州去馬來西亞的人相較之下就少很多了。對于販運毒品的人來說，前一條路線被查到的風險就降低了很多。”

　　至于香港，屬于自由貿易港。“（海關）對危害香港的違禁品查得很嚴，但對過境物品的執法力量相對有限。”上述人士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而且通關時，毒品緝查人員主要對重點人群、重點航線進行檢查，結合衣著、神態選取重點查驗對象。“無案底的中國女孩關注度較低，通關時成功率就高一些。”

　　在馬來西亞，毒品犯罪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根據該國1952年頒布的危險毒品法令第39B條，走私販運毒品超過一定數量，就可能被判死刑。其中，嗎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刑數量下限為15克。

　　機票、食宿、酬勞的誘惑

　　托趙涵帶服裝樣品的是外國人Clitin。趙涵的朋友尚曉嫻告訴新京報記者，趙涵與Clitin是在自己的介紹下相識的。

　　2012年至2013年，尚曉嫻幫Clitin往馬來西亞帶過3次樣品，和趙涵的待遇一樣，線路也都是Clitin安排的，但從未發生意外。尚曉嫻說，“我自己也去過幾次，都平安無事回來了。就因為這樣，我才放心介紹給朋友。”

　　尚曉嫻與Clitin相識于2010年。當時，26歲的Clitin在MSN上主動添加23歲的尚為好友。Clitin自稱來自尼日利亞，在亞洲做服裝生意。“主要是把衣服、鞋子、包包之類的東西從廣州賣到馬來西亞。”尚曉嫻說。

　　相識后的兩年，兩人幾乎每天上網聊天，Clitin對尚曉嫻關懷備至，多次表示喜歡她，還幾次提出請她幫忙從廣州帶服裝樣品到馬來西亞。

　　尚曉嫻沒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沒有幫他帶貨。直到2012年創業失敗，她才答應為Clitin幫忙，順便去馬來西亞散散心。

　　和尚曉嫻、趙涵一樣，在吉隆坡機場被查出毒品的女孩們要么親自與貨主聯系，要么通過中間人介紹結識貨主。她們中的絕大多數與貨主只是“網友”關系，既不知道貨主的真實身份，也沒在現實中與貨主本人見過面。

　　新京報記者采訪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屬，他們均表示貨主為黑人男性，自稱在亞洲做服裝生意，“嘴很甜”。其中，與4名女孩聯系的為同一人，其QQ昵稱為“love”，MSN昵稱為“Clitin”。

　　安徽女孩程蓉是幫“love”帶貨的4個女孩之一，出事時20歲。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館服務員，月薪2000元。

　　在網上，“love”不斷請求程蓉幫忙，并承諾為她支付機票、食宿費用，還會支付額外報酬。程蓉被他說動了心，從南昌飛到廣州。

　　在廣州中國大飯店旁的麥當勞，“love”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給程蓉一個很重的棕色箱子。“對方還囑咐她，到馬來西亞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館，把東西交給他的一個朋友。”程蓉的弟弟告訴新京報記者。

　　“他們會在你出發之前才把準備好的行李送來，很匆忙。而且貨主和送東西的人是不同的。”周彥告訴新京報記者，事后回想，每個環節都是套路。

　　和程蓉一樣，答應幫忙的女孩從江蘇、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達廣州。她們多來自小城市或農村，受教育程度不高，親友中很少有人長期在國外學習或工作。借著帶貨的機會，她們有的想出國旅游，有的想為創業鋪路，有的想去了解鄰國的服裝市場。

　　事發時，女孩們多在20歲至24歲，涉世未深。但對于陌生人的囑托，她們并非毫無戒心。在廣州取箱子時，程蓉檢查過裝衣服的箱子；趙涵也一再確認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隱蔽的地方，比如夾層、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輪子里。等到發現時，一切為時已晚。

　　有的女孩出國前，還曾受到家人勸阻。

　　“衣服為什么要你帶？直接托運過去不就好了嗎？”一名女孩的母親在電視上看過類似騙局，告訴女兒會有很大風險。但從小叛逆的女兒認為沒有問題，把母親的話拋在腦后。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還提醒她把貨主的電話、姓名留給我們，以防萬一。”女孩的母親告訴新京報記者。但女兒什么也沒有留，一個人走了。

　　難以提供的有利證據

　　2015年8月17日凌晨，還沒走出吉隆坡機場，趙涵就被馬來西亞海關扣下了。“直到這個時候，她才發現‘上了朋友的當’。”趙涵的父親向新京報記者轉述。

　　趙涵英語不錯，她告訴海關自己對此并不知情，東西也是朋友的。她愿意與海關配合，按計劃到酒店與取貨人接頭。

　　取得警方的同意后，趙涵一邊與尚曉嫻對質，一邊對Clitin謊稱已到酒店。然而，尚曉嫻轉而質問Clitin并要求其為趙涵提供幫助時，很可能引起了對方的警覺。趙涵的父親告訴新京報記者，取貨人并未出現。

　　“還是社會經驗太少。”趙父感嘆，如果女兒沒與尚曉嫻聯系，或許可以抓到取貨人。

　　趙涵被拘留了，至今關押在馬來西亞的一處女子監獄里等待開庭。

　　“如果能協助警方找到罪犯，對女孩免除刑事責任最有效。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證明自己不知情是無罪辯護成功的重要途徑。”曾為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四川律師胡本俊告訴新京報記者，因為行為人主觀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毒品犯罪的構成要件之一。

　　2015年9月，趙涵的家人前往馬來西亞。律師告訴他們，如果中間人尚曉嫻能證明趙涵對此并不知情，無罪的希望就會很大。

　　為此，尚曉嫻寫下宣誓書，簽字并按下手印。她簡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并特別寫明“查出毒品一事，我和趙涵完全不知情”。她還親自前往馬來西亞錄口供，為趙涵作證。

　　程蓉被捕后，她的姐姐曾在QQ上假扮妹妹與“love”聊天，想要套出毒品的事。但“love”堅稱毫不知情，如果有問題，可能是廣州的送貨人動了手腳。但程蓉姐妹并不知道送貨人的信息，再問“love”，他也不再回應。

　　在“love”的QQ空間留言板上，不少留言稱他變著花樣騙中國女孩，讓對方幫他帶服裝樣品，實際上是幫忙運毒。程蓉的弟弟曾希望留言的人能出庭作證，但被拒絕了。

　　此外，程蓉的家人還到廣州調取過程蓉取貨時的監控錄像，想證明箱子是別人給的。但監控錄像只能保存3個月，之后就會被新的錄像覆蓋。他們去調取時，距事發已過去四五個月。

　　其他女孩的家人，也在中國和馬來西亞律師的指導下收集證據，試圖自證清白。他們之中有的找到學校、居住地派出所、實習單位出具了女孩品行良好的證明；有的調取了女孩與貨主的聊天記錄。

　　“從聊天記錄來看，女孩也提出過質疑，說這些東西完全可以寄過去，但最終還是被對方以避稅的理由說服了。”為其中一名女孩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胡本俊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如果雙方溝通時反復提及帶東西的事，就很難確定主觀上100%無辜，“除非找出委托帶貨的人并證實被他欺騙。”

　　江蘇女孩鄭嘉嘉的證據中，還包括她在馬來西亞海關被查的監控。視頻顯示，鄭嘉嘉在海關檢查其藏有毒品的行李時表情淡定。當行李箱的夾層、輪子中被查出東西后，她的表情十分驚訝。“一點也不緊張，反而有些好奇，并且十分配合進一步檢查。”鄭嘉嘉的妹妹說，這些證據都對姐姐有利。而且隨后的血檢、尿檢表明，鄭嘉嘉只是短時間、遠距離接觸過毒品，排除了吸食、長期接觸毒品的可能性。

　　“但跨國案件搜集證據很難。”余家福告訴新京報記者，女孩們都是在馬來西亞落地后，才被查出毒品問題。而中、馬警方均不享有跨國管轄權，這就增加了案件偵破難度。

　　此外，“國內律師或家屬單方面取得的證據不一定有效，除非得到馬方的認可。”胡本俊說。

　　也有女孩家屬到馬來西亞，尋求中國駐當地領事館的幫助。“但領事館只能幫我們推薦律師，還能幫忙去監獄里探視。”程蓉的弟弟說。因為依據外交政策，中國公民在外國觸犯當地法律的，要按照當地法律處理，中國領事館不能干涉其內政或審判。

　　3名中國女孩一審被判死刑

　　趙涵涉嫌販毒被捕的消息，經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發至四川省公安廳，又層層下達到村里。接到消息時，趙涵的父親覺得“天都塌了”。

　　他不相信女兒會為了錢鋌而走險，花大價錢在當地請了律師，案件一審預計今年5月開庭。“為了這個事花了將近40萬，20多萬都是借來的。”趙父說，老兩口本已在家養老兩年，如今重新外出打工，只留下9歲的小女兒在老家上學。

　　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趙父的想法一樣，都認為自家孩子對帶毒之事全不知情。“多花錢在馬來西亞請一個好律師”，是他們的共識。

　　一名女孩的家人為其聘請了一位口碑頗好的當地律師，一審費用便高達30萬元。但她的家人最終只支付了10萬元，“因為她的事欠了太多債，實在沒錢了。”

　　對于此類案件，這位律師有過勝訴經驗。他和國內的法援律師共同商定了辯護策略：在國內收集有利證據，由律師移交給主控官；在女孩認罪的前提下，由主控官改變公訴罪名。“就是把罪名從39B的販賣毒品，變成39A的擁有毒品。”法援律師胡本俊說，如果硬打官司，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們選擇了認罪保命。”

　　2017年10月，這名女孩被判擁有毒品罪名成立，被處監禁14年。

　　在律師的幫助下，2016年12月22日，收集了多項有利證據的鄭嘉嘉一審被判無罪。但判決后，檢方有14天上訴期。“如果第14天下午三點半，律師沒有接到法庭的電話，那就代表我姐姐沒事了。”鄭的妹妹告訴新京報記者。

　　為了迎接鄭嘉嘉出獄，她的家人特意前往馬來西亞。第14天上午，他們便退了酒店，還為鄭嘉嘉備下水果和碘酒。“因為里面條件不好，她腳上又有傷口，在臟水里泡過后潰爛了。”

　　那一天，被判無罪的鄭嘉嘉已從監獄轉移至移民局下屬的扣留所。接近40度的高溫下，家人在扣留所門口等了一個多小時。直到下午三點左右，律師還是接到了法庭的電話：檢方繼續上訴，鄭嘉嘉走不成了。

　　2017年12月26日，鄭嘉嘉案二審開庭，3名法官再次判其無罪。“但中國是二審制度，馬來西亞是三審制度。只要檢方繼續上訴，就要走完三審程序。”余家福說。而鄭嘉嘉案二審宣判后，馬來西亞海關當庭提出上訴。

　　被捕至今，鄭嘉嘉已在馬來西亞的監所里生活了7年。據余家福介紹，如果全部走完三審程序，通常需要6-10年。

　　比鄭嘉嘉處境更為不利的是程蓉。她和另外兩名中國女孩一審被判死刑，目前正在上訴。

　　“頑固”的跨國犯罪團伙

　　監獄里條件不好。鄭嘉嘉在妹妹第一次去探望時，哭著乞求家人盡快救自己出去。“之前她吃的菜就是發臭的魚，或者咸魚，經常吃不飽。”鄭嘉嘉的妹妹說，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家屬每月可以交納650馬幣（約合人民幣1050元）為她們改善伙食。她只給姐姐買過幾個月。“平常的電話費加生活費，基本要千百塊馬幣一個月，實在很吃力。”

　　平日里，女孩們每周可以和家里通一次電話，家人付費，一分鐘3.5馬幣（約合人民幣5.66元）。因為家里的條件都不太好，每次只聊幾分鐘。

　　如果國內有朋友去馬來西亞，家屬經常會托他們帶去生活用品，再帶回監獄內的消息。一名女孩的父母從她的同學處得知，孩子剛入獄時曾有一段時間精神失常，“什么都不記得了。”

　　據家屬們介紹，最近，女孩們在監獄里學習佛學，每周一次課程。

　　佛學老師建起一個“家屬聯絡小組”微信群。每次到監獄講課后，她就會在群里轉述女孩們的近況。4月18日，佛學老師告訴大家某監獄中關押的4名女孩“都有來上課，看起來還不錯”。“程蓉每天高歌娛樂大家，每個人心態都很正面。”

　　據新京報記者了解，事發后，多名女孩的家屬曾在國內報案。

　　2015年8月，趙涵的父親在上海某派出所報警，稱女兒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人騙去販毒。但警方認為證據不足，未予立案。

　　2014年，一名女孩家屬曾前往廣州市越秀區緝毒大隊報警，并提供了黑人貨主的照片、電話、QQ號等信息。此后他去詢問進展時，警方均稱不方便透露，并說有了結果會通知他。如今三年過去了，依然沒有結果。

　　今年4月25日，新京報記者撥打廣州警方報警電話，針對家屬曾經報案但未接到后續反饋的情況進行了詢問。對方回復稱，已將問題記錄下來，將反饋給相關單位；接到相關單位信息后，會予以答復。

　　也有人得到過國內警方的幫助。鄭嘉嘉的妹妹報警后，廣州警方緝毒人員特意趕到徐州與她見面，稱如果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需要國內進行取證等工作，他們愿意配合，不過此后再無下文。

　　一名四川女孩的家屬在當地報警后，警方與法律援助律師一起制定了援助方案，并收集了女孩與貨主的聊天記錄等多項證據，還前往廣州幫忙調取市政監控視頻。

　　在前述廣州海關緝毒人員看來，女孩們遇到的販毒團伙“很頑固，具有跨國性和語言的特殊性”，想要徹底打掉他們，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國內緝毒警方能做的，就是把毒販找到。”

　　2018年3月底，女孩們的遭遇受到媒體關注。北京律師張雨聯系了20多名多年從事毒品案件的國內律師，希望為女孩們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