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近年的反拐行動對偵破現案成效明顯，現案發生也逐年減少，破案率較高。拐賣積案因時間長、環節多、跨度大、沒有現場且缺乏線索，成為反拐行動亟待解決的難點

　　●自2009年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建庫以來，公安機關已通過DNA數據匹配，幫助至少4700多名被拐兒童找到親生父母。某市福利院收養的53名疑似被拐兒童，全部采血入庫，卻沒有一例DNA比對成功，打拐民警為此呼吁走失孩子的父母通過采血入庫的捷徑尋找親生骨肉

　　●兒童被拐、失蹤后，父母或孩子未能及時采集血樣錄入全國DNA信息庫，是雙方后續難圓團圓夢的主因之一

　　兒童在被拐、失蹤的最初幾小時，是查找和發現犯罪線索的黃金時期，而這一時期，孩子往往會被犯罪分子快速轉移，因此找尋成本會大幅增加。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學院副教授周俊山針對近年反拐與尋親工作形勢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稱，拐賣犯罪本身十分復雜，人販子分工明確，被拐兒童大都會被多次轉手，任何一個環節線索中斷，警方都很難再偵辦下去。

　　一些拐賣、失蹤案件發生在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因條件限制形成積案。

　　積案中的被拐、失蹤兒童如何早日與家人團聚？與以往在電線桿上貼尋人啟事收集信息的方式大不同相同的是，利用科技打拐、尋親正成為一種新趨勢。

　　9月5日，國際慈善日當天，阿里巴巴集團以“天更藍、心更暖”為主題，與中央電視臺、團中央、全國婦聯、民政部等部門，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發起首屆“9.5公益周”行動，并向社會發出“人人3小時，公益億起來”活動倡議，呼吁每人每年貢獻三小時用于踐行公益。

　　圖說：公安部刑事偵查局打拐辦主任陳建鋒在“95公益周·心更暖”論壇現場發言。

　　其中，“心更暖”分論壇上，由公安部刑事偵查局與阿里巴巴集團安全部共同開發的“團圓全民打拐”系統宣布增加新功能：通過高德地圖精準定位功能，幫助更多沒有找到家人的孩子與父母，就近找到附近警方DNA免費采集點，及時采血，及時將DNA信息錄入庫中，充分發揮DNA技術優勢幫助兒童尋找親生父母。

　　失散11年男孩萬里尋親與母團聚

　　吳家蘭未曾想到，有生之年還能與失蹤11年的兒子廬臘權（現用名）重逢。在安徽省公安廳一樓大廳，她激動得邁不出發抖的雙腿，望著眼前這個比自己個頭高大的男孩，她哽咽著叫了一聲“兒子”，也許是天生的血緣關聯，廬臘權迎上前將吳家蘭擁入懷中，抱頭痛哭。

　　見養子廬臘權終于與生母團聚，站在身后的養母瑪麗一家不禁淚流滿面。

　　“這是一個不幸的家庭，也是一個幸運的家庭。”一位打拐民警透露，能在七天內促成這次特別的團聚，過程可謂一波三折。

　　即使找到了兒子，吳家蘭內心仍充滿自責。她回憶說，廬臘權是2006年1月31日在合肥市南七區其租住房附近失蹤的。

　　廬臘權、其生母和養父母，此前都以為他是被拐賣后與親生身父母分開，待11年后安徽警方復盤了事實真相才發現，廬臘權當時只是走失了，而且他就在距離失蹤地很近位置的福利院生活過一年，由于當時的信息不夠發達、失蹤兒童與父母DNA未被完全采集等因素，一家人從此咫尺天涯。

　　當天下午，吳家蘭正忙著挽留一位前來串門的朋友吃晚飯，等她折回身，才發現兒子不見了蹤影。報了警，但苦于沒有線索，尋子多日后，此事擱淺。

　　誰都未曾料想，廬臘權當時離家并不是太遠。據福利院刊登的尋親信息顯示，廬臘權失蹤當天，在合肥市常青街道附近被人發現后送至福利院。一年后，沒有人來認領，他被荷蘭夫婦瑪麗一家收養離開合肥去了荷蘭。

　　直到今年7月20日，廬臘權在養父母一家陪同下從荷蘭萬里飛回合肥尋親，事情才有了轉機。

　　安徽警方先是采集了廬臘權血樣檢測DNA，通過全國打拐DNA信息庫數據比對，半天時間就從庫中找到了10多位疑似親緣關系的匹配對象，其中比中位點最高的是一位來自云南名為王家金的男子。王家金是2009年公安部建立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后錄入的個人DNA信息，警方難以判斷他丟失孩子的具體時間。

　　根據全國人口戶籍信息檢索發現，王家金已于2015年去世，妻子下落不明，唯一有價值的線索是該男子當年租住在合肥市南七區某居民樓。

　　這意味著，通過DNA三聯體（父親、母親、孩子）比對來確認廬臘權是否與之有血緣關系的工作，再次遇到困難。

　　警方幾番追問與王家金相關的人員，都未能得知王妻的信息和住址。最終，安徽打拐民警通過王家金戶籍地公安機關，獲知王家金的妻子吳家蘭在深圳打工。

　　吳家蘭的DNA采集回來，對上號了。

　　有打拐辦案民警分析稱，如果當年廬臘權能及時采集DNA數據信息，他與家人團聚的時日不會遲到這么多年。

　　公安部打拐DNA信息庫7年幫助4700多名兒童找到親生父母

　　與廬臘權一樣，因未能及時采集DNA致使尋親難的并非個例。

　　河北省邯鄲市80后女孩張娜自成年后就開始懷疑自己并非現在父母親生，苦于沒有直接的證據。

　　張娜從小就跟身邊的同齡人有不一樣的經歷，其他小孩都在上學時，她早已輟學進了工廠，成為一名螺絲工。她時常聽到左鄰右舍議論自己非親身的聲音。

　　“我也懷疑過，但不是太相信這些非議，后來去問了年齡比我大十幾歲的鄰居朋友，才獲得一些有關小時候的信息。”張娜說。

　　鄰居朋友說，張娜大約是在1998年的春節被賣至邯鄲，當年河北天寒地凍，張娜大約只有兩周歲，腳上一雙小單鞋，身上一件小絨衣，頭發臟亂，全身凍得冰涼。

　　知情鄰居透露，拐賣張娜的人販子是一男一女，留短發，南方口音。同時被拐的還有一名幾個月大的小男孩。

　　張娜會時常做夢，夢境里總會出現一處南方土院的景象，她在院子的臺階上玩耍。隨著年齡增長，張娜想找到親生父母的念想越來越強烈。為了不讓現在的父母知道傷心，她悄悄在寶貝尋親網發布了自己的信息，但一直沒有音訊。“我不想讓自己留下遺憾，畢竟血濃于水，父母的年齡應該也不小了，怕永遠地錯過。”

　　8月18日，她和另幾位同樣懷疑自己身世的女子在志愿者陪同下，一起來到邯鄲市叢臺區刑警隊采血錄入DNA，希望能盡快確認身份，與親生父母團圓。

　　一位資深打拐民警分析介紹稱，要解決“張娜式”和“廬臘權式”的打拐與尋親困局，無論當事人還是與之有直接血緣關系的親人，及時前往公安機關采集DNA顯得尤為重要。

　　為此，2009年公安部就建立了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免費為“已經確認被拐賣兒童的親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蹤兒童親生父母”、“解救的被拐賣兒童”和“來歷不明、疑似被拐賣的兒童”以及“來歷不明的流浪、乞討兒童”等五類人員，采集血樣進行DNA檢測。

　　圖說：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情報信息技術處長劉冰在“95公益周·心更暖”論壇現場發言。

　　據公安部刑事偵查局打拐辦主任陳建鋒介紹，目前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已幫助4700多名被拐多年的兒童與家人團聚。

　　團圓新增功能定位3300多DNA采集點

圖說：團圓系統上線就近搜索采集DNA采血點功能演示圖。

　　如今，承擔血樣檢測任務的各地公安機關DNA實驗室早已全部聯網，全國范圍也已有3300多家可收集DNA的采血點，這些采血點多分布在各地縣級以上公安局。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學院副教授周俊山則分析稱，如果被拐孩子和父母三方的信息都輸入到打拐DNA信息庫里自動比對，比對成功系統即會自動提示。這方面的信息收集，對幫助被拐孩子與父母早日團聚尤為關鍵和重要。

　　但現狀是，仍有些失蹤孩子與家長不知道DNA庫的存在，也沒有到公安機關采集DNA。他說，社會各界都應該加大對失蹤兒童DNA信息庫的宣傳，使更多失蹤兒童及家長主動采集進行DNA數據比對，更快、更準更高效地找到失蹤兒童。

　　為解決歷史積案中兒童與父母未及時采血錄入DNA的庫存問題，由公安部與阿里巴巴集團安全部共建的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臺——團圓系統在9月5日阿里巴巴發起的“95公益周”“心更暖”論壇上宣布，阿里將聯合高德地圖，在地圖上標注出全國范圍內的3300多個可收集DNA的采血點，沒有找到家人的孩子與父母，可在高德地圖搜索“尋親”，可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機關的DNA免費采集點，及時采血，及時將DNA信息錄入庫中，盡早和家人團聚。

　　“我們內部把這個新增功能叫做‘滴血尋親’，升級團圓系統，是為了幫助未及時采集血樣錄入DNA信息庫的孩子父母能更快更高效的找到彼此。”互聯網安全志愿者聯盟盟主魏鴻介紹稱，團圓系統2016年上線，截至今年9月1日，團圓系統共發布1918條尋人信息，幫助全國各地家長找回1847名兒童，未結案71件，找回率為96.30%，其中解救被拐賣兒童41名。

　　今年7月份，阿里團圓志愿者團隊還受邀參加了美國西部總檢察長會議（The Conference of Western Attorneys）前往舊金山交流。雙方達成意向，將基于“團圓”系統在技術和運營模式上的成功上線團圓國際版，在打擊跨國婦女拐賣案件方面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建立合作機制。

    圖說：公安部打拐辦負責人、阿里巴巴集團首席風險官劉振飛、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余偉民等共同發布“團圓”新增功能。

　　阿里巴巴近6萬員工將全員加入幫助失蹤兒童與尋親父母采血錄入DNA信息庫的公益行動，還沒有找到家人的失蹤兒童與父母，都可以通過團圓系統和高德地圖定位到就近的采血點，免費采集DNA。

　　“我們希望全社會聯合起來，共同幫助失散家庭，用科技創新能力打通被拐、失蹤兒童與家人團聚的最后一公里。”魏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