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今年初，40多名中國工人的迪拜打工之路，最終演變為討薪的鬧劇。

　　張衛東原本指望用迪拜打工的工錢償還大部分房貸；王秋明答應給15歲快成人的兒子買一塊好的手表。

　　當兩年的工期縮短為三個月，張衛東等42人的迪拜“淘金”之旅，徹徹底底的失敗了，最后甚至演變為一場“生死攸關”的討薪鬧劇。

　　對于這批出國務工者來說，原計劃掙得20萬元的工資，最終只拿到三萬多。如果一萬五千元的押金和介紹費要不回來，這趟出國務工收入慘淡。

　　張衛東和工友們沒有想到，與勞務公司簽訂合同時被承諾的合法勞務輸出，卻成了“打黑工”。

　　2月21日，用工單位停工清場，工人無活可干。勞務公司老板失聯，食堂缺油少糧，最后工人自己湊錢買米買菜，幾近斷炊。他們發現自己被困在了迪拜，連機票都買不起，面臨著有國不能回的局面。

　　一個月的僵持，身上的錢很快花完了。“如果在沒有解決的話，最多再撐一個星期，真的就沒吃沒喝了”，一位工人坦言，他們甚至做過最壞的打算“寧愿餓死也要討回工資”。

　　△在迪拜的打工生活辛苦，常要在高溫下工作

　　去最富有的地方賺錢

　　建筑工人張衛東盤算著，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在迪拜的兩年工期結束，大概能掙20萬。“加班另算，在那邊也花不了錢。”每月四千多元的房貸和兩個女兒的學習費用一直壓在心頭。

　　2016年11月14日，張衛東告別了妻子和女兒，拖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打車去了合肥新橋機場。除了短袖的衣物外，包里還裝著藿香正氣液、防暑降溫藥。同一批16位工人在機場集合，他們和張衛東一樣，都為保底每月一萬元的工資而滿意。

　　迪拜，在新聞里和財富聯系最多的地方之一，甚至網絡上有了“迪拜乞丐富得流油，月收入47萬人民幣”的傳言。有人跟著在底下說：“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窮困潦倒，請把我丟到迪拜去撿垃圾。”

　　張衛東的旅途“曲折”，飛機先是輾轉了大半個中國。到達成都，然后轉機飛往銀川，稍作休整，15日凌晨正式飛往迪拜。他第一次坐這么久的飛機，差不多有9個小時，只能靠睡覺打發時間。

　　11月的合肥已經初冬時節，張衛東出發時穿著厚實的衣服。一天以后，熱帶氣候讓張衛東等人有些不適應，當飛機降落，熱氣撲面而來，“衣服就穿不住了。”

　　“我也忘記了，只記得有很長的名字。”飛機降落在迪拜的機場，張衛東記不清這座豪華機場的名字，只是聽說一天有上千架次的飛機在這里起落，幾分鐘就有一班。“那肯定好了，機場很豪華，比新橋機場不知道大多少了”。

　　透過機場的玻璃窗，可以看見佇立在遠方的迪拜哈利法塔，著名的世界第一高樓。張衛東想著，等哪天休息，要拉著工友去世界第一高樓看一看，八百多米到底有多高。

　　“你看合肥的車夠多了吧，但是和迪拜沒法比。”另一批到達迪拜的工人王秋明對第一印象就是車多，一下飛機，都是各種品牌的車，很多標志他甚至都沒見過。

　　在確定去迪拜之前，張衛東也曾聽哥哥提及，迪拜是全世界最富的地區之一。“我說那可以啊，最富的肯定有錢賺呀，是吧？”除了富裕之外，他也聽說了當地的炎熱，“熱也沒事，只要能干活就可以了，別人能受得了，俺們也能受得了。”

　　迪拜似乎總是能給人一種容易掙錢的期許。很快，張衛東的親戚朋友也知道他要去迪拜打工了，詢問跟著哪個公司、一個月多少錢。這些甚至不知道迪拜位于地圖上什么位置的人，會說迪拜是個不錯的地方，至少比一些窮國家要好。

　　△10平米的空間住著8名工人，食宿條件非常艱苦

　　高溫下的勞作

　　據不完全統計， 2013年在迪拜中國勞務總數約1.5萬人，占阿外籍勞工總量的1.2%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建筑公司承攬承包工程項目輸出的建筑勞務。

　　去年9月，張衛東和王秋明等人通過中介咨詢公司“合肥仁聚勞務咨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建公司在迪拜有項目，同意的話可以去那里干活。他們聽說是央企的項目，待遇也有保障，便答應了。

　　張衛東第一次出國是在2013年。當時他去了新加坡，同樣是去做建筑工人，這次出國讓他嘗到了甜頭，掙了大約有十幾萬，回國以后，在合肥市肥東縣買了一套房子，付了首付。

　　他成了職業的出國務工人員，在找工作的時候，明確讓中介介紹出國的活。“在家和出國掙錢的差距大著呢。”

　　體力勞動者對吃苦并不陌生。不過，相比于上次新加坡，張衛東覺得，這次在迪拜的活要辛苦的多。“晚上十一二點才能睡覺，四五點鐘就得起來，每天就睡四五個小時”。

　　工作地點位于中建硅谷產業園項目部，距離宿舍大約30公里，不堵車需要半個小時。在這個產業園，他們要將堆放的鋼筋、水泥、磚瓦材料，建成三、四層的工業廠房，共有十幾棟。

　　每天早晨，大約四點半至五點就起床，五點半必須要走，到了工地6點，天還沒亮就開始干活了，工地上大瓦數的照明燈點亮忙碌的身影。

　　沙漠地區，溫度上升的很快，上午便可達到30多度，在沒有遮擋的工地上，幾乎整天都S是汗流浹背，“動一動就出汗。”工人們自備水杯解決飲水問題。王秋明每天帶著1.75升的大杯子，一天至少要喝4杯水。

　　工地上經常加班，特別是碰到澆灌混凝土的程序，工人們往往需要熬上整宿，一直忙到第二天。雖然晚上加班的工資等同于白天的1.5倍，但是包括多數工人病并不情愿。“熬一夜，才1.5個工，第二天干不了活，就是多掙半個工。”

　　另一點讓工人吃不消的，是經常要餓著肚子干活。工地是中午十一點半開飯，由于和早飯間隔時間太長，有工人就買了大餅放在身上，但是勞務公司老板“不讓在現場吃”，被發現了就“回家休息”，休息便沒有工資。工人只能趁老板不在的時候悄悄吃上兩口。

　　中介曾經允諾的中午有空調房間供休息。這一承諾后來也成了空談。在被曬得熾熱的工地上，工人找房子后面、汽車底下的陰涼地方休息。

　　按照規定，每天是五點半下班，但通常都會拖到6點多。除了周五，當地居民要做禮拜以外，其他工作日道路擁堵，車輛難以前行，兩個多小時才能回到駐地。很多工人在車上就睡著了。迪拜的繁華，除了擁堵之外，似乎與他們沒有發生多少關系。

　　晚上九、十點鐘，回到宿舍的工人們才吃上晚餐。然后，十多個房間的70多名工人，排隊等待洗澡。在一個接著一個的催促聲中，用涼水簡單沖一下就出來讓給其他工友。 差不多夜里十一點半，全部工友上床，宿舍關燈。很快，鼾聲迭起，忙碌一天才算結束。

　　△在迪拜打工的日常生活也很單調，只能靠電子書和電視劇打發時間

　　10平米的“蝸居”

　　對于張衛東等底層勞動者來說，繁華的迪拜與他們沒有多少關系。“工時長，休假少，工資也不高，還難玩兒...”一名中國赴迪拜曾在網上吐槽。

　　到了迪拜以后，勞務公司的大巴車首先將他們送到駐地。勞工駐地名叫沙迦勞工營，位于城市郊區，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內，沙迦是第三大酋長國,橫跨阿聯酋東西兩岸。張衛東、王秋明等人住在沙迦，在迪拜干活。

　　根據工人簽署的勞務派遣人員出國勞務協議的規定：在沒有獲得項目部或者單位領導文字批準的情況下，不得離開生活營地和工作現場。

　　“不發工資沒有錢，語言又不通，不能亂跑”。勞工的生活半徑被限制在宿舍。10平米左右的格子間，放置4個上下鋪的床位，住8個人，除了一臺空調，沒有電視等生活娛樂設施。或許出于安全考慮，宿舍的窗戶被封了起來，陽光無法照入，空氣也不流通。“白天也需要開燈，一天到晚都是黑的。”

　　工作正常的時候，宿舍不過時每天四五個小時睡覺的地方。不過，等到項目突然停工，這群工人發現自己的生活似乎陷入了牢籠里面。

　　“要是沒有這些，那段時間，才無聊呢”。王秋明成了小說迷，“玄幻類的小說”，這位45歲的中年人說到這里自己也笑了，“魔戒”等一些詞匯還能從口中跳出。“好看不好看，不就是打發時間么，你像我們這個年齡，誰平常沒事的時候看那些東西啊。”

　　王秋明看了十幾部電子小說，曾一夜看完兩部。“休息這四十多天，我有大約一個禮拜沒有下過床，除了吃飯上廁所，其他時間都在床上，就是看電視劇睡覺。這么長時間，電視劇也都看完了，硬盤就那么多。”

　　他還喜歡看戰爭題材的電視劇，大漠槍神、黑狐、雪豹。“那個些怪有意思的、偷襲日本人，從他們手中救人”。

　　勞工營是一個由很多棟建筑構成的國際社區， 不止是中國勞工，其他國家的底層打工者同樣生活在10平米的格子間里。王秋明看見過棕色、黃色、黑色等不同膚色的工人。

　　由于語言不通，平時很少有機會接觸。王秋明只是經常看到，住在他們對面的外國人，在每個周五，跪在樓道里虔誠的禱告。

　　當然，也并非全無交集，“外國友人”也曾有償幫助過他們。出國之前老板口頭上允諾在宿舍安裝的無線網遲遲沒有兌現，后來，食堂廚師從巴基斯坦籍勞工那邊拉了根網線過來，每人每月支付25迪拉姆，偶爾網絡信號差，還直接會去對面外國勞工的樓下“蹭網”。

　　△工人們一直想去迪拜塔看看，但始終沒能如愿

　　與迪拜塔擦肩而過

　　張衛東一直遺憾，沒能去成迪拜塔。實際上，在迪拜的四個月里，他們只出去“玩”了一次，目的地還不是迪拜塔。

　　張衛東還記得，因為其他施工隊的工人罷工，一天相關部門要來工地查簽證。上午十點多鐘，組織他們來迪拜的勞務公司老板郭萬俊慌了神，趕緊讓沒有工作簽證的工人集合，乘坐大巴車返回駐地。

　　此時，有工人向老板提議，來迪拜這么長時間，也沒出去看過，老板便讓司機帶著他們去了迪拜的帆船大酒店。

　　帆船大酒店位于阿聯酋迪拜海灣，因外形酷似船帆而得名，酒店建在離沙灘岸邊280米遠的波斯灣內的人工島上，是全世界最豪華的酒店，被稱作波斯灣的明珠。

　　中午的海邊雖然很曬，一行三十多人“還挺開心的”，欣賞著海灣的景色，面帶微笑在沙灘上和不遠處的帆船酒店的合影留戀。

　　“海灣很漂亮，海水也很清，那邊建筑搞得確實好。”當時一部分“好水”的工友脫下衣服沖進了海水，王秋明和剩下的人坐在沙灘邊上，任浪花拍打過來。”王秋明記得，差不多玩了兩小時，海面要漲潮了，海灘的工作人員不給在里面呆著了。

　　按照計劃，迪拜塔本是出游的第二站，因為語言不通，和司機說不清楚，結果作罷。下午兩點多，司機把他們送回了家。

　　“他們都講，世界第一高樓就在迪拜，那肯定想去看看啊。”張衛東有些遺憾地說。

　　1月27日，中國農歷的春節，張衛東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兩條迪拜哈利法塔煙火表演的視頻，附上了“天地協和，萬火燈明，告別2016，展望2017”的祝福語。

　　有朋友留言說這是哪里？他回復說是世界第一高樓。不過，這也只是張衛東的轉發，他沒機會親眼看到視頻里的火樹銀花。

　　△工程突然停止后，工人無活可做，吃飯都成了問題

　　“無證”打工下的困境

　　從2月21日開始，中建公司因手續不合要求暫停了勞務公司承包的項目，工人陷入了無活可做的境地。

　　“黑心中介和老板把我們弄到迪拜、列帶（虐待）我們”、“迪拜中國建筑公司，還我們半年血汗錢”、“求助！被中國黑心老板詐騙，50人一個星期沒飯吃。”

　　為了能夠引起關注，張衛東開始在網絡發布視頻求助。“當時已經走投無路了。我在騰訊、快手、微博、秒拍上面都發過，但是沒有回應。”

　　此時，距離他們無活可做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我們來之前勞務公司承諾過，交了錢到迪拜后一切手續都由公司幫忙辦理。”但直到他們到達迪拜4個多月，工作簽證仍“不見蹤影”。

　　“沒有簽證，就和打游擊一樣，上面一來查，不讓去上班，我們就躲，一來就躲。”在工地上查過兩三次，原本說因為公司責任造成的誤工，每天補助兩百元，后來也沒給。

　　工人們的“淘金夢”破滅了。更糟糕的是，在與勞務公司老板郭萬俊一系列的“談判”失敗以后，他們希望結算工資申請回國，但沒有那么容易簡單。

　　郭老板開具了一張打印出來的“要求回國人員需扣除費用明細”，上面寫著：簽證費用9853迪拉姆（約合18500元人民幣），單程機票2800元人民幣，生活費20元人民幣每天，以及勞工營住宿費用等。

　　“有些人來這里才一兩個月，如果真的要扣錢，我們還得從國內打錢過來補上才能回國呢，所以因為這個，我們就不同意。”雖然現已回國，王秋明對此仍然很憤慨，想不通辛苦工作為何還得倒貼錢。

　　問題一直沒有解決。3月6日，情況進一步惡化，駐地的食堂開始鬧饑荒，幾近斷炊。“一開始是有米沒菜，過幾天連米沒有了。老板也不買了。我們自己就借錢買餅吃，或者大家湊錢去買米買菜。”

　　因為沒有發過工資，工人身上的錢很快就花完了。“如果在沒有解決的話，最多再撐一個星期，真的就沒吃沒喝了”。

　　張衛東去得時候，口袋里面裝了七八百塊錢。“我第一次去新加坡，到那里就發了兩百塊錢，所以我認為這次到了那里肯定也先發生活費，人民幣就不需要了”。到最后，身上的人民幣都花完了，還找別人借了三四百元迪拉姆。

　　王秋明也沒錢了，他抽著4元每包的當地煙，一個月得120元迪拉姆。后期沒有錢買煙，只能買別的施工隊離開剩下的煙絲，用報紙卷著抽。

　　僵持了一段時間，有二十多個工人熬不住了。他們找到領事館，說只要提供回國的機票，哪怕少給些工資甚至不要工資都愿意回國了，至少“人是安安全全的”。

　　而張衛東、王秋明等42名工人，則是等到4月7日國內媒體關注以后才得以結算工資、陸續回國。

　　△回國后，工人們與勞務公司接洽，希望討回押金等費用

　　難討的押金

　　回到國內，這群在迪拜困苦相依的的工人們仍然抱團在一起，，追討押金和介紹費是他們共同面對的難題。

　　4月16日上午8點，來自合肥、河南、山東、遼寧的十余位工人第三次來到當初介紹他們去迪拜的“合肥仁聚勞務咨詢有限公司”。面對追問，該公司王姓負責人說，目前肥東縣的領導已經前往迪拜了解情況，“等他們回來決定如何處理”。

　　其中一些人即使回國后依然遠離故鄉，遼寧鐵嶺的董師傅住在合肥火車站附近的小旅社，每晚三十元錢。“一來一回差不多四天，不如等事情處理好再回去。”

　　他在去迪拜錢交了中介費和押金一共22000多元，結算的工資是25888元，他自嘲這是個不錯數字，也還想把之前的費用討要回來。

　　由于房貸的壓力，張衛東的妻子在他回來之前已經去了廣州的服裝廠打工。“我和她說，你先找點活做著，等我回來再處理這些事情。”

　　王秋明的兒子沒有收獲期待中的手表，面對兒子的詢問，他有些尷尬的說，“別說手表了，啥也沒有了，這次出去沒掙到錢。

　　除了眼前的押金和介紹費，工人的還憂慮的是這次風波已經通過網絡散播開來：“鬧成這個樣子，哪個國家還要我們，以后怕是出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