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如果不出意外，年過五旬的天津大媽趙春華今年恐怕不能和家人一起過年了。

　　如果不出意外，攀枝花的兩位主要領導還是可以和家人一起過年的。

　　去年8到10月，趙春華在天津街頭擺了一個射擊攤，經營打氣球的生意。10月27日，她被警方抓獲。三個月后的一審，趙春華被以非法持有槍支罪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半。

　　今天上午，攀枝花國土局長陳忠恕沖進會場，沖著該市市委書記、市長連開幾槍，竄逃后自殺。經搶救，書記、市長“沒有生命危險”。

　　兩則新聞中，共同出現的物件，是槍。

　　案件

　　對于判決，趙春華的女兒王艷玲表示沒法理解：“不就是打氣球的玩具槍嗎？怎么會判刑，而且還那么重？”

　　我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在街邊玩過這種氣槍打氣球的游戲。但天津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的鑒定結果也是明確的：射擊攤上9支“槍形物”中的6支，是“能正常發射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

　　事實上，在王艷玲案之前，還有過一次類似的著名案例：劉大蔚案。

　　劉大蔚，一名20來歲的四川小伙子。因為“喜歡仿真槍，想擺在家里當裝飾，看起來威風”，2014年7月，他在淘寶賣家“BH”（臺灣店主）提供的“××武器空間”里，購買了24支槍形物。結果，快遞小哥沒上門，福建的緝私警卻把他逮捕了。

　　他被告知，在他網購的24支“仿真槍”中，有20支被鑒定為真正的槍支。這個結論，來自泉州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

　　2015年4月，泉州中院以走私武器罪，判處劉大蔚無期徒刑。法庭上，劉大蔚喊：“請用我買的槍槍斃我，如果能打死我，我就承認我有罪！如果打不死我，就放我回家！”

　　普通網民或許很難理解這樣的判決。要厘清其中緣由，我們需要先理解一個稍顯陌生的術語：

　　1.8焦耳/平方厘米。

　　這是目前公安部門認定“槍支”的直接標準。

　　標準

　　1996年，《槍支管理法》首次提出了槍支的法律定義，其中最核心因素，是“足以致人傷亡或者喪失知覺”；2001年，公安部的《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性能鑒定工作規定》，提出了大陸首個槍支鑒定標準。

　　這個標準，折算成現行的“測定槍口比動能法”，是16焦耳/平方厘米。這與“投射物穿透皮膚”的比動能臨界值（10-15焦耳/平方厘米），很接近。能打穿皮膚，那很容易理解，就是造成“傷亡”了。

　　但2007年，我國的槍支認定標準“驟降”。

　　當年，公安部發布的《槍支致傷力的法庭科學鑒定判據》規定，未造成人員傷亡的非制式槍支，若槍口比動能在1.8焦耳/平方厘米的，即認定為“具有致傷力”；

　　三年后，公安部在修改后的《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性能鑒定工作規定》中正式提出：對不能發射制式彈藥的非制式槍支，當所發射彈丸的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

　　標準

　　1.8焦耳／平方厘米的比動能，如果打在人身上，大概是什么效果？

　　要看打哪兒。這一標準的主要起草人、南京市公安局刑偵專家季峻認為，討論這個問題，不能“想當然、信口開河”，應當考慮人體最弱的部位?！缎谭ā芬幎ǎ瑔适б曈X就視為重傷害；因此，在季峻看來，衡量殺傷力時，應把“眼睛”作為基本條件。

　　通過實驗得知，在氣槍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如果對人的眼睛近距離射擊，可以造成傷殘。

　　中國是一個嚴格控槍的國家，這一標準也堪稱非常嚴格。如果橫向對比的話，1.8J／平方厘米，是香港地區認定為槍支標準的1/4，臺灣地區的1/11，也是2001年公安部標準的1/9。

　　坊間有觀點認為，標準的驟降，與2008年奧運安保的大背景有關。

　　嚴格的標準，對公眾來說可能無從感知，更不知道這是基于對眼睛的致傷力得出的。

　　區別

　　事實上，根據現行規定，玩具槍、仿真槍、槍支，這三者也有嚴格的區分。

　　怎么區分？槍口比動能小于等于0.16焦耳/平方厘米的，是“玩具槍”；介于0.16與1.8焦耳/平方厘米之間的，是“仿真槍”，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是“槍支”。今天的攀枝花，有媒體披露行兇者使用的槍發射的是“鋼彈”，應該也毫無疑問是“槍支”了。

　　客觀地說，趙春華案的判決，算不上“錯誤”。畢竟，有公安部的明文規定在——這也是趙的辯護律師徐昕 的意見。但徐昕同時指出，“法官之錯，僅在于司法的機械主義，將玩具、仿真槍完全等同于真槍定罪量刑，從而導致原審判決違背常識常情常理”。

　　趙案發生后，有媒體梳理了近年來，23個因擺氣球射擊攤被追刑責的案件。

　　結果蠻有意思：17名被告人被判緩刑，3個被告人被判處管制，僅有3人被判處實刑。其中，云南澄江縣法院判處過多起此類案件，擺攤打氣球生意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的被告人，均被判處緩刑。對此，不少槍迷發燒友戲稱，原來自己也是“緩刑專業戶”。

　　討論

　　許多專家曾對1.8這個標準產生過質疑。比如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就在去年兩會上建議審查修改仿真槍入刑標準。全國人大代表蔡學恩也提交了類似建議。他表示，僅他所在的湖北地區，近年來仿真槍涉刑案件就增加了30%以上。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多位專家也發文指出，目前仿真槍的認定標準“過于寬泛”，可以考慮將槍口比動能介于1.8和15焦耳／平方厘米之間的仿真槍犯罪“非罪化”。

　　理由也很簡單——

　　槍支標準認定的標準太低，擴大了刑法的社會控制范圍，也明顯低于民眾對槍支的常識性認知。大眾想不明白的是，老頭老太太擺攤打氣球，街頭常見，遍地皆有，怎么就違法了？如果這都算犯罪，那么還有什么不是犯罪？

　　換言之，在這種過低的標準背景下，可能造成“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的問題。有學者評價說，這是“偵查中心主義”在作祟：“公安說這是槍，檢察院沒有權利說這不是槍，法院就基本會說鑒定是槍我也沒辦法，于是就可以量刑了?！?/p>

　　一周前，《檢察日報》推出《烙印2016：十大刑案評點》，劉大蔚案位列其中。文章說：“仿真槍和真槍如何界定，槍支鑒定標準如何更科學合理，這些問題爭論已久，但仍未形成各方認可的共識。本案再審，除了實現個案公正，它在推動制度完善方面的價值，同樣值得期待?！?/p>

　　畢竟，司法不能完全等同于“投幣式自動售貨機”，一端輸入案件事實，另一端根據法律規范吐出司法判決。

　　尤其是，當下中國社會轉型中，還是“情”、“理”、“法”三者交融的時期?！胺ā苯缍爽F代社會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情”“理”則追求一種社會和諧與道德取向。

　　具體到個案的判決中，法官既要恪守法條，追求法律效果，也要斟情酌理，強調社會效果，在法律與情理中取得衡平。用法學泰斗瞿同祖先生的話就是，“僅僅研究條文是不夠的，我們也應注意法律的實效問題?！?/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