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廉政賬戶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反腐敗高壓態勢下產生的一項特殊制度。它為黨員干部上交無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禮金建立了一個綠色通道，但實踐中也逐漸成為了一些貪腐官員的“避風港”。因此，撤銷廉政賬戶，是反腐升級的必然選擇

　　當三省紀委相繼對“廉政賬戶”出手的時候，這項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反腐制度，再次引起公眾關注。

　　8月13日，廣東省紀委發出《關于注銷廉政賬戶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設立的廉政賬戶一律注銷。目前，廣東省紀委廉政賬戶已注銷，該賬戶余額已全部上繳省財政。

　　此前的8月2日和7月15日，貴州省紀委監察廳和四川省紀委監察廳也分別作出了全省紀檢監察機關統一撤銷廉政賬戶的決定。

　　“廉政賬戶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反腐敗高壓態勢下產生的一項特殊制度。它為黨員干部上交無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禮金建立了一個 綠色通道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強調，實踐中廉政賬戶也逐漸成為了一些貪腐官員的“避風港”。因此，撤銷廉政賬戶，是反腐升級的必然選擇。

　　“立”是形勢所趨

　　當了30多年的“官”，即將退休的北京市大興區某領導李平(化名)很理解不少官員時常掛在嘴邊的那句“在其位身不由己”，由于身居要位，一些有求于你的人會千方百計地給你送錢、送禮，“如果不想像我這樣，逢年過節就 東躲西藏 的話，有個地方能把自己 不得不 收的一些錢和東西上交，也是不錯的選擇”。

　　廉政賬戶設立的初衷正是如此。

　　廉政賬戶的“雛形”始于1999年，當時江西省部分地市及其所屬縣區開始建立拒禮拒賄資金賬戶。這一新事物迅速得到了官員們的大力“支持”，僅江西省南昌市，在設立拒禮拒賄資金賬戶4個月后，就有23筆共5.5萬余元入賬。

　　2000年春節，浙江省寧波市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廉政賬戶，并取了“我不要”的諧音將賬戶命名為“581”，與江西省相比，浙江省的廉政賬戶擴大了受理范圍，可直接接受各種外幣、儲蓄卡和有價證券。最終，僅2001年的前5個月，“581”廉政賬戶就收到拒賄資金422萬元。

　　這一“驚人”的成績也開始令廉政賬戶有了“知名度”，不少地方將其視為反腐倡廉的創新舉措，紛紛效仿建立廉政賬戶。

　　據法治周末記者統計，僅在2001年，就有內蒙古、甘肅、寧夏、黑龍江、遼寧、江蘇、福建等地相繼設立了廉政賬戶，這些賬戶的名字也均取自“反腐諧音”，比如“981”(就不要)、“510”(我要廉)、“35581”(送我我不要)等。

　　各地對廉政賬戶的探索也一直不斷地持續。據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全國至少已有17個省級紀委設立過廉政賬戶。

　　在任建明看來，廉政賬戶這一模式之所以被很多地方所推崇，就在于它給黨員干部提供了一個將收受的“不便退回”“無法退回”的現金、有價證券等上交的綠色通道，可以解決一直存在的被動受賄問題。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也指出，不少設立廉政賬戶的地方都有著既可以把腐敗賄金提早納入國庫中來，又能減少紀檢監察部門在反腐敗工作中資源浪費的目的。廉政賬戶能得到官員們的認可則主要源于它的運作模式。

　　通過查閱各地下發的廉政賬戶相關通知可以發現，廉政賬戶一般由當地紀委監察局和銀行共同管理，向賬戶交款時，不需要實名登記，存款人姓名、存款數額等也對外界予以保密，賬戶只存入，不支取，所存款項統一由紀委監察局定期上交國庫。

　　“這種匿名、不公開的方式雖然能夠讓一些官員們放下顧慮，但也直接影響了廉政賬戶的效果和公正性。”莊德水直言，這與當前廉政賬戶被相繼撤銷有直接關聯。

　　變成了“避風港”

　　其實早在廉政賬戶設立伊始，各界對它的爭論便從未停止。

　　一方面，由于中紀委從未針對廉政賬戶出臺過官方的規范性文件，相關法律中也沒有“將收受財物上交廉政賬戶就可按拒賄或減輕處罰”等相關表述，因此各地自行設立的廉政賬戶是否具有“合法身份”便備受爭議。

　　除了定期公布賬戶收到的總金額外，哪些官員在什么時間向賬戶上繳了多少錢？這些錢最終又被用到何處等信息均未向社會公開過，這個非實名的賬戶也被很多民眾視為反腐中的一筆“糊涂賬”。

　　與這些相比，一直最被人所擔心的則是有不法分子利用向廉政賬戶上繳財產而脫罪，使原本為了反腐而設立的廉政賬戶最終淪為腐敗的“避風港”。

　　一個尷尬的現實是，近年來出現的不少腐敗案件中都出現了廉政賬戶的“身影”。

　　2016年4月，因涉嫌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而受審的貴州省黔東南州原副州長、凱里市原市長洪金洲就是“活用”廉政賬戶的典型例子。

　　據貴州省檢方指控，1997年至2013年期間，洪金洲從在鎮遠縣擔任建設局局長開始，一直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賄賂。

　　16年來，洪金洲除了受賄380余次外，也在一直陸續主動以“廉政金”名義向廉政賬戶上交部分賄金，為受賄“打掩護”。

　　在被調查時，洪金洲家中藏有贓款2000多萬元，而已交納的“廉政金”則多達5500余萬元。“這樣做是為了打消別人對自己的懷疑。”洪金洲這樣解釋自己主動將部分贓款上交的“私心”。

　　像洪金洲這樣企圖利用廉政賬戶制造“清官”假象的官員并不鮮見。

　　2014年11月18日，安徽省六安市政府原副秘書長魏力生因涉嫌受賄犯罪，被金寨縣檢察院提起公訴。據調查，魏力生在收受他人賄賂300余萬元、黃金1300克后，曾將其中一小部分上交至廉政賬戶，企圖制造拒賄假象。

　　“廉政賬戶對官員收受賄金行為進行有條件的赦免，反而成為了他們利用的漏洞，因為匿名等原因，廉政賬戶上繳金額并不能嚴格對應某次腐敗收取的賄賂數額。”任建明直言，一些官員通過制造存入少量賄金的廉潔假象，掩蓋其真實的數額巨大的受賄行為；也有些在被調查時企圖通過上交部分贓款到廉政賬戶來減輕罪責，一些“老虎”“蒼蠅”已將廉政賬戶視為逃避懲處的“避風港”。

　　雖然大多抱有此類想法的受賄官員，在其實際判決中都并未因此有實質改變，但莊德水表示，只要有個別受賄人員因此逃過了懲處或被減輕處罰，就會使其他官員同樣抱有僥幸心理，效仿這些做法，增大反腐難度。

　　“廉政賬戶的初衷是保護那些被動收取禮金但卻沒有權錢交易行為的官員，而不是為那些主觀上有權錢交易故意，客觀上有權錢交易行為的人去脫責。”莊德水強調，廉政賬戶不僅應關注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更應關注官員有沒有使用公權力為別人辦事，但這些恰恰是這一制度所欠缺的。

　　“廢”乃必然之舉

　　在實際利與弊的糾結中，也使一些地方在施行廉政賬戶之后又選擇了撤銷。

　　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經歷了兩次設立和兩次撤銷的甘肅省廉政賬戶。

　　甘肅省在2001年6月至2003年8月之間和2004年7月到2005年11月間兩度“立廢”廉政賬戶。

　　第一次撤銷的原因在于“成果”太少——兩年間，廉政賬戶僅收到40多萬元的賄款。

　　第二次撤銷，官方的解釋是，隨著反腐倡廉各項法規的完善，各級領導干部對拒收不了的現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貴重物品等要按照有關規定，直接上繳紀檢監察機關。

　　在莊德水看來，甘肅的撤銷經歷基本能代表當前廉政賬戶在各地實施的境況。

　　一方面，盡管一些地方設立廉政賬戶后都曾傳出“驕人”成績，比如廣東省2014年各級廉政賬戶入賬6500多萬元；遼寧沈陽自“慕馬案”被查處后的兩個月內，廉政賬戶里猛然進賬400多萬元。

　　但實際繳納的廉政資金和官員真正受賄的資金仍相差甚遠，一些貪腐案件曝光后，官員們為求“自保”的上交也并非常態，很難起到震懾和預防腐敗的作用。

　　此外，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紀黨規都已明確要求，黨員干部不能收受禮金，一旦收了就是違紀。廉政賬戶的設立相當于為這些官員鋪了后路，是與中央反腐精神相違背的。

　　盡管不否認廉政賬戶曾為反腐帶來的積極作用，但莊德水的觀點是，在當前高壓反腐態勢下，名存實亡的廉政賬戶應該被撤銷。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已有16個省份對廉政賬戶進行了撤銷。撤銷廉政賬戶后的省份，在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強調黨員干部應主動當面拒收各類禮金的同時，也制定了實名上交制度。

　　比如，剛公布撤銷廉政賬戶的廣東省就規定，如有官員確實無法拒收的禮金，應立即報告紀檢監察機關處理，并書面注明送紅包的人員、時間、地點和緣由，對不及時報告或沒全額上交的，按頂風違紀處理。

　　內蒙古自治區在2013年12月撤銷廉政賬戶時也提出，今后有關人員上繳違規收受資金，除要實名登記外，還要說明違規資金來源。

　　“撤銷廉政賬戶，變匿名上交為實名登記，既是反腐力度升級的體現，也代表著今后反腐不留余地的趨勢。”莊德水認為，強調當面拒收，嚴格實名上交的制度彌補了曾經廉政賬戶的漏洞，將使那些意圖利用賬戶“裝清廉”的官員無所遁形，也符合中紀委“執紀越往后越嚴”的目標。

　　任建明也認為，當前各地方開始制定量化明確且公開透明的政策來替代廉政賬戶，是很好的選擇，通過規定官員上繳禮金時的實名登記、何人所送、為何不能退回等情況不僅方便甄別行為性質，也能對此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追責。

　　此外，任建明提出，今后考慮官員是否可以從寬處理，至少應該滿足“3+1”的條件，3是指時間界限、態度是否主動和情節是否嚴重；1則是腐敗的過程必須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