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內的一所精神病院內。

　　原標題：精神病患者：無處安放的人

　　推薦語：在這個社會上，你似乎難以找到另一個群體，在至親和鄰人眼里如此多余。他們發病與被拋棄的理由，往往追究到底只有兩個字：貧窮。

　　有關調查估計，中國大約有1.73億成年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約1.58億人從未接受過專業治療。世界衛生組織推測，到2020年中國精神疾病負擔將占疾病總負擔的1/4。

　　文｜劉丹青

　　陜西省咸陽市永壽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距離西安古城約兩小時車程，南接乾陵，俗稱 “秦隴咽喉”。這里地處黃土高原，巨大的溝壑、陡坡與大塊黃土地，將村落遠遠分隔開。住在這里的人說，生在這兒就好像是被老天拋棄了。外面的世界太遠，很多人一生未出山村。

　　這個縣所轄的11個村鎮、19.16萬人口中，共有400余名精神病患者，排除抑郁、躁狂等不對他人構成傷害的精神癥狀外，尚有259名重度精神分裂癥患者，其中有暴力及殺人傾向者85人。

　　永壽縣公安局副局長李育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發病前，這些人往往已經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沒有錢，沒有好的教育，只有一個簡單的大腦，一個健康的身體。在這個地方生活，如果連這兩樣都沒有了，在村里人眼里就是個多余的人。不僅自己不能干活兒，衣食起居還要多一個人照顧，等于多了一張嘴，少了兩雙手。這類人被叫做“武瘋子”，亂跑，打人，動不動就走丟了。

　　通行的做法是把這 “武瘋子” 用鐵鏈子鎖起來，關在房子里，在墻角堆上土讓他便溺。一旦家里錢耗盡了，就一輛車把他拉往另一個縣城，扔到大街上，從此生活里再沒有這個人。

　　這之后，他們吃垃圾，打人，或被抓起來，或凍死在外。這之前，他們已經被鐵鏈子鎖了很多年。走到這一步是無奈之舉。這地方風俗保守，一個精神病人的家人往往同時承受著刺激、折磨和村里人的歧視，對外抬不起頭，幾年下來病的病，死的死，“一人瘋一家窮”。

　　永壽縣公安局隊長王運生說，在經濟貧困的西北地區，把 “武瘋子”扔到別的縣，減輕本縣的治安負擔，幾乎是通行的、不明說的做法。只不過有些人被家人扔掉，有些早沒了家人，被鄰居或村委會扔掉。

　　這行為并不被人認作殘酷。扔之前，家里已經被這 “武瘋子”拖了很多年，精神、經濟上都垮掉了。真到了走投無路，不得不扔掉時，往往扔與被扔的人都已經無知無覺。

　　2013年起，永壽縣出了兩個大案，一個患者把村民往死里打，沒人敢管，就這么打死了;另一個患者被家人鎖在院里，躁狂發作打死家人并煮在鍋里。第二年，縣政府開始重視精神病人，并進行排查。而發動警力和公安系統介入農村精神病的救治，在全國還屬第一例。

　　遺棄

　　在這個社會上，你似乎難以找到另一個群體，在至親和鄰人眼里如此多余。

　　如果完全沒有意識也就罷了。當29歲的李陽陽蹲在地上，把泥和面和成餅，用臟手翻這張餅準備吃午飯的時候，他是知道餓的。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這餅已經發霉變綠了。房子四面漏風，門窗和房頂都被他自己拆掉燒掉了。春天的陜西風大沙多，炕上一條破棉被，墻角半袋面，地上一張面板，上面土和面混在一起。這就是陽陽的一切。

　　他是永壽縣監軍鎮干堡村出了名的武瘋子，但他會說話，四肢健全，能干活兒，甚至能花錢，低保不夠，他打著奶奶的耳光問她是不是私吞了他那份。他是這村里的孽障，是人見人躲的壞孩子，到了這個份兒上，早已沒有人去推究到底是病改變了他，還是他性格里本來就有這招人厭的部分。他的人格與他的病混在一起，早已分不清他的真實面目。

　　甚至可以說，他一生下來就是這樣討厭，沒有人能說出他的惡到底是誰的錯。陽陽的父親和伯父都有精神分裂癥，父親出于暴力傾向，在陽陽5歲那年用菜刀砍傷母親，母親改嫁遠走，父親從此失蹤。除了這病外，他沒有留給陽陽任何東西。

　　可以說，陽陽的一生從出生起就注定了。他簡直從小就是個壞孩子，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從小就孤僻冷漠，不學無術，脾氣怪、不合群。可誰會想到他是個病人呢?一個不可愛的小孩子賺不來愛和同情。

　　這就是精神疾病的荒誕處。其他疾病不會這樣徹底地破壞一個人的性情，改變他的人格，可精神病是可以的。當這些病人被遺棄時，他們早已具備了諸多被拋棄的理由，你無法責備那些拋棄他們的人。

　　村長說，這孩子性情壞，念書念不好就打歪主意，縣里超載車輛過收費站是要交罰款的，很多車為躲罰款，就從村里繞路，陽陽跟一群小痞子就躲在小路上攔車要錢，不給就打，靠這錢過日子。那時只知道他脾氣怪，沒見出別的毛病，可后來收費站管得嚴，繞路的車輛都被收管起來，小痞子們斷了財路，陽陽就此瘋了。

　　不是什么大事，也算不上重創，從小被遺棄，靠低保生活，陽陽的生活里根本談不上什么自尊心，村里人想不通為什么這件事成了誘使他發病的最后一根稻草。從這天起，他狂躁、打人、燒房子，一轉眼從一個小流氓變成了人見人躲的“武瘋子”。

　　沒有人同情他。“自作孽!”“懶病!” “四肢健全又沒病沒災，怎么就不能干活兒?”“真生病了還能知道花錢嗎?他一天能花出去五百塊，這叫生病?”村里的人這么說他。

　　直到他蹲在四面漏風的房子里吃土和的面餅時，人們才承認，這孩子是病了。但也不免將信將疑。他偶爾還可以說話，念念有詞地告訴周圍人：“我14歲那年我大伯說，你別跟人說你有病，你得瞞著。”

　　說這話時，他又顯得很膽怯，低著頭，眼睛盯著鍋。他上嘴唇外凸，下顎格外短，這讓他幾乎是永遠半張著嘴，露出一副兼有驚訝和兇狠的表情。

　　這隱瞞不光是出于保守的考慮。永壽縣中醫院精神心理科醫生王振義說，現在國家的精神病診療系統就是這樣，“走傳染病的模式，看一個病人必須上報，不對外面公開，但是系統里面必須知道，發生之后，我們就要上報到疾控中心，縣里面上報到省里面，上報到衛計委，所以這些人忌諱這個不愿意來。”

　　一次看病，名字就要永久性地記錄在一個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系統或檔案里，這讓這些村里人感到恐怖。因此得病也不看，走迷信的手段，弄一些巫婆、神佛，實在沒辦法，就到綜合醫院內科，看神經內科，心血管內科，就是不敢看精神科，怕留下記錄。王振義能見到的精神病人，往往都是從綜合醫院的內科分流過來的，來的時候就很被動，提起精神病諱莫如深，不吃藥，說那會“壞了腦子”，在治療上極不配合。

　　至于到了李陽陽這種地步，無親無故，又好像有那么一點神智的時候，村長說“這不叫自暴自棄叫什么?他明明可以干活兒的!”

　　而李陽陽的病歷上赫然寫著精神分裂癥。村長對這詞還很陌生，他沒有細究這其中的含義，只是覺得用這一個詞就把一個人的全部的惡搪塞過去也未免太簡單了。他揮揮手：“他沒錢花，沒事做，靠這個引起人注意，那樣一搞(燒房子、打人)，大家都以為他有病，靠這個騙錢。我觀察了幾年，要說有病，我看就是懶病。”

　　之后，他以村干部正義感說：“對這類人，我們絕對不同情。”

　　貧窮

　　他們發病與被拋棄的理由，往往追究到底只有兩個字：貧窮。

　　王振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永壽縣農村精神病發病率高，跟它是國家級貧困縣這一點有密切關系。“社會上有一個誤解，覺得窮人不想那么多，受教育少，精神大條，更不容易得精神病，其實完全相反。”

　　事實上，永泰縣的精神病發病率在中國農村并不算最高的。由于受農村傳統觀念、經濟條件和社會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影響,農村的精神病患者家庭常因羞于提起而隱瞞病人，除非有精神病患導致的惡性事件，村、縣也很少進行專項統計，更難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管理。

　　世界衛生組織推測，到2020年中國精神疾病負擔將占疾病總負擔的1/4。近年來，由精神病患所引發的刑事、民事案件也逐年增加，因病致貧現象日益嚴重。

　　王振義已經在永壽縣行醫15年，他所診療過的發病人群，往往也是最窮的人群。

　　“他們本來就沒有完成教育，沒有良好的生存技能和心理儲備，為了賺錢出去打工，驟然從鄉下去往廣州、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壓力和社會經驗都還不足。很多年輕孩子在那兒就已經瘋了，接回來又不愿意讓人知道，家里先是裝神弄鬼，慢慢孩子越來越瘋，紙包不住火，這種程度才暴露出來，治療已經遲了。”

　　雷鈺就是這樣被接回來的。一米八的個子，走之前是個“好孩子”，書念得不錯又知道干活兒，家里窮，娶不上老婆，父母讓他出去打幾年工，攢兩年錢自己娶個媳婦，人生大事就算解決了。

　　雷鈺1987年出生，出去那年只有15歲，那是2002年，在流水線上干活兒最吃香的年頭。2003年11月，姐姐有一個星期打不通雷鈺的電話，到廠子看他時，他已經“呆掉了”，跟誰都不說話，帶回家就躲進房間一句話沒有，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16歲的孩子到底經歷了什么。這一沉默就是12年。

　　2005年的一天，父親發現兒子丟了。騎上摩托沿路瘋找——哪兒都沒有。一個星期里，父親問遍了周遭11個村鎮，一路問到咸陽，在火車站一根電線桿下看到了兒子。他在吃垃圾。這一次逃跑是雷鈺病情加重的一個信號，這天起，父母給他的房間上了鎖。

　　每天飯送進去，碗端出來，地上一層土，房間腐臭，雷鈺拉尿都在地上，太臟了就把土撮走。雷鈺的神智和自控力越來越差，他開始打父母。刀、搟面杖、棍子、拳頭，摸到什么就掄什么。

　　公安局隊長王運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走訪了那么多精神病家庭，雷鈺最讓他不忍。這孩子身形高大，雙手戴著鐵鏈，被親生父母關在屋子里，窗口很小，室內腐臭，粗鐵做的手銬上還纏了一圈布條，怕他手疼

　　從2005年起，10年間這鐵鏈子就沒離開過雷鈺的手。

　　雷鈺的大伯雷振勇說，這十年對雷鈺父母來說“就是熬著等死”。一家人少了唯一的盼頭和最壯的勞動力，本來就不好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現在每頓一個菜葉都吃不起，只是干噎糧食。雷鈺一米八的個子，從150斤瘦到120斤。“思想上好像沒有痛苦，有飯就吃，記不得事情。10年不說一句話。眼睛睜著，很兇，就對爸媽動手，爸媽都寒了心，現在錢也熬干了，說最好有一個收容所，送進去花幾個錢，就當沒這個兒子了。”

　　雷振勇說這孩子到了這份兒上已經“沒什么感情表達了”，只是哭，“你問他話他就哭，不說話一直哭。”

　　遺傳

　　王振義是永壽縣唯一的精神心理科醫生，他解釋說，精神分裂癥本來就是一種遺傳性疾病，即使后天由于刺激而發病，那病因也在基因里。可在包括陜西在內的農村，傳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病了不但不治，反而傾向于隱瞞，這樣才可以在病情潛伏期或穩定期，掖著藏著完成婚嫁，生下孩子。所以往往一個精神病，一家精神病，如此惡性循環下去。

　　周靜靜就是這樣從周家村嫁到甘井鎮郭家村的。當她被從床上拉起來見人時，她的表情迷惑而遲滯。28歲的她胖而結實，很少下地走動，吃完飯就縮在炕上睡，婆家人羞于提起她。

　　但她已經是2個孩子的母親了，孩子認得媽媽，媽媽卻不認得孩子。與其說婆家娶的是靜靜這個人，不如說娶的只是她的身體和肚子。結婚時靜靜已經瘋了，這一點婆家知道。公公郭興華是個老實人，他說娶了靜靜不算虧，“就算她瘋了，咱家兒子也撿便宜。”

　　說起來，靜靜的條件不差。身高165，一副結實耐勞的好身體，高中畢業，又在廣州打過工，在當地這是家家搶著要的好媳婦。如果沒瘋，她不會嫁給一個身高一米五、身材干瘦、又討不到老婆的文盲。

　　結婚證上，靜靜的丈夫低她一頭，小她一圈兒，這結婚證是去年剛剛領的。之所以這時才領，是因為這年縣里第一次出動公安部門，挨村核查精神病人，撥出57萬送到咸陽精神病專科醫院免費治療。醫院回來之后靜靜安靜了幾個月，不亂跑不罵人，這才讓郭興華一家終于定下心要了這個媳婦。

　　這之前，郭家一直沒有走這一道法律程序，“咱也有顧慮”，郭興華的哥哥郭興懷說，他承認一家人在這件事上留了心思和退路。“如果這個病治不好，還結了婚，將來怎么辦?”

　　但孩子卻早已生了下來，一個5歲，一個2歲。靜靜不知道自己懷孕，妊娠期里怕她亂跑，大夫給她用了鎮定藥物，這讓她終日睡著，唯有肚子一天天大起來。

　　娶靜靜，不止為了給兒子生孩子，郭興華的女兒不孕不育，因此靜靜兩個兒子中的一個過繼給了丈夫的姐姐。

　　王振義大夫說起靜靜一家非常擔憂，“我不能阻止她生孩子，我沒有這個權力。但精神分裂癥即使后天發病，遺傳的幾率也非常大。”

　　說起那發病的緣由，郭興華至今不知。靜靜的父親對此諱莫如深。18歲時，靜靜高中畢業，跟同歲的小姑姑去廣州制造業流水線上打工，那廠子生產電視。一年干下來，雇主拖欠工資，靜靜和姑姑都沒拿到錢。姑姑去討薪水。再后來姑姑死了。村里傳言一說遭了強暴，一說是奸殺，也有說要錢未遂，“給人暗害了”。靈車從廣州一路開回永壽，而靜靜一路陪姑姑的尸體押車回家，下了車人就瘋了。

　　其中的具體情由無人知曉，小姑姑死了，周家沒有報警追查，事情不了了之。可靜靜卻從此失去了神智，打人、罵人，四處亂走。家里也急，四處求告鬼神，說是“小姑姑的魂撲到她身上了”，靜靜喜怒無常，在這封閉的小村里，她是個“精神病” 這事兒很快傳開，這使她在婚嫁問題上一再貶值。

　　周母受了刺激腦溢血去世，周父從此一蹶不振，保守自卑。

　　相親這一天，飽受折磨的周父終于可以把女兒嫁出去，光這一點讓他可以放低一切條件。郭家村離得很遠，跨過溝壑，走幾段上坡路，村子里窮得很，媒人對靜靜的病輕描淡寫，“受了點兒刺激，不太嚴重。”郭興華在這一天見到靜靜，“頭一回去沒發現是一個病人，第二次看出來了，臉發腫，癡呆的樣子，見人不說話。可是我們兒子年齡大了，二十八九沒媳婦，有一個總比沒有強。”

　　婚姻法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發病期間，不能結婚。但在農村，顯然這樣的規定只是停留在紙面上而已。

　　“我也擔心遺傳”，公公郭興華說，“我特意打聽，要是先天就有，咱不能娶，那個會遺傳。后天受刺激生了病是不會遺傳的。”他用僅有的、道聽途說的醫學知識做著推斷，堅持認為這兩個孩子沒有任何問題。

　　這是村里人的邏輯，該做的事都要做，不然外人笑話，哪怕這事帶來的實際負擔遠遠大于那一點自尊心。自從娶了靜靜，生下孩子，靜靜的丈夫郭引戰就常年在外打工，維持著一家六口人的生計。郭興華說這孩子累得很，“一年都回不了家，好的能賺一兩萬，不好也就幾千塊。”

　　然而對這一家人來說，生活就是生養和活著，如果這程序里有人出了問題，那就排除掉它，好讓其他人把生活繼續下去。自從靜靜嫁到郭家，周父再也沒有問過這個女兒。她不屬于周家了，她也不屬于郭家，只留下了兩個自己都不認識的孩子。

　　王振義大夫說，這孩子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幾率遺傳著母親的病，38歲后發病已經算遲。可這個5歲的孩子對這一切還一無所知，他是爺爺奶奶的寶貝，郭家唯一的盼頭。

　　據BBC報道，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在2001至2005年間，對青海、甘肅、山東、浙江4個省的6.3萬人就精神疾病問題進行了抽樣調查。

　　王振義大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統計數據顯示，農村精神病比例比城市高出0.7%。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鳳田也提出，“農村人交際范圍小，社保很不完善，人的生存壓力很大，又沒有相應的教育和救助機構，這導致農村的精神病比例比城市還要高。”

　　何處安放

　　根據這項在中國進行的最大規模有關調查的估計，中國大約有1.73億成年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約1.58億人從未接受過專業治療。而2005年前，中國有60%的人口居住在鄉村。相比城市，它的治療條件更加薄弱。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內的一所精神病院內。中國大約有1億7300萬成年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約1億5800萬人從未接受過專業治療。

　　而基層政府要想系統地加大對農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工作,并非易事。一旦精神病患者在救治中出現事故,誰來負責?因為事情瑣碎,相關的法律法規缺失,對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衛生、殘聯、綜治辦等七八個部門都有責任。但現實情況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

　　一般大型綜合性醫院沒有設立精神科，精神衛生醫療資源匱乏。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統計數據，全國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為每萬人1.04張，遠低于世界平均數每萬人4.3張。另外，中國共有注冊精神醫師1.9萬人，等于每位醫生對應842名患者，還不計算醫資機構大量集中在城市的情況。醫生數量嚴重不足。

　　2014年4月29日，永壽縣公安局起草“關于全縣精神障礙患者情況”的匯報呈送給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縣領導責成縣財政局、縣公安局等部門拿出對策。很快，永壽縣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精神障礙患者肇事肇禍行為預防管控救助工作實施方案》。該方案明確要求由縣財政拿出57萬元專項救助資金，縣公安局牽頭，整合綜治、民政、財政、衛生、人社、殘聯和鄉鎮等部門職能，對病人及家庭進行管護、救助和幫扶。邀請專家對所有患者，按高、中、低三個等級進行風險評估。對正發病的53名高風險病人立即分批送院治療，對117名輕度患者送醫送藥上門救治。

　　對確需入院治療的，由患者監護人提出書面申請，村、鎮核實后加注意見，由轄區民警、鎮干部、監護人共同送往醫院。病人費用經合療或醫保報銷后，不足部分全部由專項資金撥付。但住院治療并不是長久之計，一旦病情穩定，就可出院。

　　而永壽縣派出警力來摸底，也只是從治安的角度，統計了最具有傷害性的人群。抑郁癥和焦慮癥并不在這個統計范圍內。不計入的原因是抑郁癥并不會造成他殺，頂多是自殺，傷害性小。可據王振義了解，農村抑郁癥病人經常引起擴大型自殺，“我自殺，死了孩子怎么辦?與其孩子受罪，不如先把孩子弄死。”

　　“自作孽”“脆弱”“懶病”，從醫學的角度，這些評價誠然是無知而殘忍的，但在這群人身上，荒誕、可憐、可恨、無解常常同時存在。

　　當60歲的郭永合出現在記者面前時，家人間突然出現了一陣難堪的沉默。他完全不像妻兒描述的那樣，“瘋了”“兩三點就起來”“天天去墳地逛”“見人就罵”。他衣著體面，比起永壽縣馬坊鎮郭家村的其他村民，他甚至算得上好整以暇。

　　藏藍色西裝，襯衫領帶一樣不少，大背頭，金絲眼鏡，衣著整潔，神智清明，當他看到記者時，他主動過來握了握手：“你們記者是無冕之王。我要跟你講我的故事，我看盡了人間冷暖，飽嘗了人間滄桑。”這之后他背誦了一段《資治通鑒》。

　　妻兒在旁邊使著眼色，看得出他們為這老人的言行感到不好意思。“他之前是中學語文老師，”妻子解釋說，“犯病了就老說這些。”

　　郭永合瘋了，這發生在他的晚年，瘋了后他整夜失眠，夜里兩三點鐘在村里的大道上唱歌，躁動而富有攻擊性，總愛逛墳地，一宿一宿地呆在那兒。

　　而這之前，他度過了謹小慎微的一生，車經過的聲音都要害怕，說話總是壓低聲音，別人說他一句，他馬上抬起胳膊護住頭，怕黑、怕聲音、怕犯錯，怕死。

　　這恐懼是從他16歲那年開始的。郭永合5歲死了父親，母親找了繼父。16歲的一天夜里，同母異父的妹妹突然開始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母親用水瓢接了7瓢，那血卻還在流。母親精神本來就不好，出于驚嚇當天就斷了氣。家里人手忙腳亂搭個棚子停在院子里，當晚妹妹一直叫哥哥，一條席子卷出去時嘴里還含混的叫著哥哥。那天，16歲的郭永合一夜里埋了兩個家人。

　　這之后郭永合就怕起了天黑、血、聲音，以及一切活著及死了的人。一到晚上，他就說自己聽到妹妹叫自己。那幻覺常年跟隨他。

　　但村里人并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不妥，只說他“膽子小”，郭永合自己也從未就醫，在村里人看來，這不算病，他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比別人更加謹慎，凡事傾向于自責，做什么都偷偷摸摸，帶點兒茍且樣子。中午吃飯時他不敢去食堂，怕學生闖禍，“學生闖禍也是我的錯”，他這樣跟其他老師說。但凡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他都認為與自己有關，唯唯諾諾，誠惶誠恐。

　　可這不妨礙他教書，甚至可以說，在他30余年的教齡中，他是一個好老師，當他背《資治通鑒》露出陶醉樣子的時候，有一些瞬間你會相信，他是個“有魅力的鄉村老師”這件事兒并不是自吹，它完全有可能發生。

　　妻子說，郭永合要不是這病，一輩子都要這么害怕下去，這次瘋了反而膽子大了，整個性格都反過來，也好，臨到老總算有那么幾年不怕的日子。

　　讓他終于精神失常的這件事，說來卻有一點荒唐。56歲這年，郭永合跟兒媳上了床。這事兒出來后，兒子大聲斥罵他，把他從老房子趕出去，說自己在這村里簡直沒臉做人了。只有他從這村里消失，自己才有尊嚴。

　　出了這事兒后郭永合就瘋了。那條常年緊繃的神經一下子斷了，這個做了一輩子老好人，膽小如鼠的老人，晚年一次出格，而命運沒有原諒他。

　　現在提起這事兒，瘋了的郭永合顯得坦然而沾沾自喜：“我兒媳就是我的學生，上學時就愛慕我，”他悄悄說，“我的孫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人我不告訴他。”

　　他成了兒子和妻子的羞恥，一村人的笑柄，一個可憐、可恨又滑稽的角色。他在村里四處傳揚，雖說瘋人瘋話，到底還有幾分真，為此兒子覺得老爸非離了這村子不可。

　　兒子給郭永合在縣城租了房子，讓他一個人住在那里，最好不要回來，不要四處亂說。可郭永合時而發起病來，走到縣城廣場上，拿出農村老師的架勢對人指指點點，你的發型不對，你吐痰不對，你廣場舞跳得不好;還議論些國家大事，衛生搞得不好，當官的不是好東西，有些小流氓看他瘋瘋癲癲，上去就打。郭永合只能抱頭逃，幾次被巡警抓回村里。

　　免費送治精神病那段時間，郭永合終于有了個去處。他被送到咸陽市精神病專科醫院。因為集中收治，人多空間又小，同送去救治的又多是些有攻擊性的“武瘋子”，動不動就打起來，郭永合不打人，于是成了挨打的對象，他在這兒挨的打比在外面還多。

　　可這已經是一家人看來最好的去處了。如果公安局不管，他連這去處都沒有。

　　隊長王運生說，精神病的管理最難也最棘手，“國家政策是民政、財政、疾控中心都管一部分，可這么多部門同時管，到頭來就等于誰都不管，兩個部門根本銜接不起來。出了精神病殺人案才想起來抓，其實治好一個農村精神病，就等于預防了四五起殺人案。”

　　王振義大夫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每個縣都可以有一個收容機構，目前精神病院的費用和場所都有限，根本容不下這么多人，如果可以在縣一級辦一些精神病收容機構，這些多余的人也好歹有個去處。

　　但沒有這樣的地方，縣與縣之間互相扔“武瘋子”仍然是最常見的做法。誰家有瘋子誰家認倒霉，在這黃土千里，溝壑縱橫的山村里，人們對這些不得不采取的殘忍措施早已習以為常。

　　他們互相嘲笑，彼此輕視。當郭永合的妻子提起那些更重一層的病人，可以看出她帶著那么一點兒興奮和優越感，像說一件好玩兒的事情：“那人把衣服過下來泡在粥鍋里，拿出來擰一擰穿身上就是不脫，說洗干凈了。”說時很帶勁兒，似乎完全忘記了村里人就是這樣傳著她家的事，而她自己正為這傳言而備受傷害。

　　郭永合的兒子身材高大，說起爸爸會是一種嚴厲的口吻：“他的心態就是膽小怕事，遇到事情不能勇敢面對，采取逃避。人死如燈滅，哪里有鬼?”讓他相信父親是出于生病才這樣是一件很難的事。從他出生起，父親就是這樣子了，他瞧不起父親的怯懦。他甚至沒有見過父親在被這病改變前是一個怎樣的人。

　　甚至郭永合自己也沒機會知道。恐懼、幻覺跟隨了他的整個一生，他無從知曉，一個沒有幻覺、沒有恐懼的人生該是怎樣的。

　　來源：剝洋蔥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