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房寧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中國在發展，乃至在崛起，一個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大國，乃至于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國家，一定是需要有世界的眼光，有國際的視野，一定要在比較研究當中，通過認識別人所走過的道路更多的受到教育和啟發。通過對亞洲的發展來思考一下中國的發展更有意義。

　　第一，工業化發展的策略問題，也就是對沖發展的問題。以往研究政治發展談論的都是性質論，具體到社會發展問題時，就是強調中國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其實很多差異并不完全是由性質帶來的，有一些差異是階段性的，就是發展的階段。因此，中國之所以在30年里，在最大的人口范圍里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原因歸功于中國的方方面面。

　　成功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無一例外的采取開放社會權利，集中國家權力的發展策略。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保障人民的權利，讓人民有自由。讓人民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能夠讓人民為他們自己的生活去奮斗、追求。發揮人民煥發出來巨大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一個重要發現是亞洲的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包括韓國、日本、泰國、印尼、越南等都有一個基本的策略，向人民開放，擴大社會的自由，給人民權利，主要是經濟社會權利與保障。由此形成了一種整個社會的經濟預期，于此疊加開放的市場，擴大自由，允許自由流動，自由遷徙，放松監管。因此調動了整個社會的創造業的發展積極性。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發現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像美國和英國在工業化時期在開放中選舉，他們發展的策略和作為社會發展機制相似。

　　多數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都是采取雙向民主：一是保障權利，二是開放國家權力（就是競選），由此形成對沖機制。實際上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道路，首先開放一個權力，同時關閉另一個權力而形成對沖。據馬克思研究，在工業化時期不僅是生產力的再生產，也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也是政治制度的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的工業化帶來的社會的變遷，就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產生了變化，或者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生產力在生產關系領域，經濟基礎在上層建筑，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關系大變化，這四大的連接是這四大變化。在四大變化當中，去實現了個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重構。

　　社會結構的重構有兩種路徑，一種是經濟路徑。當一個社會在工業化大流動的時候，如果開放了經濟的管道，社會的管道，同時也開放了政治的管道。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一種是個體化的，就是通過經濟的手段，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創造，通過經營活動，生產活動，科研活動去獲得利益，改變身份；另一種是政治路徑。人作為天生的政治動物，也可以集體行動，通過不斷的政黨活動，選舉活動，政治斗爭去改變分配規則，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各分配的總開關，解決政治問題同樣可以實現自由的目的。

　　所以人類社會在工業化過程中有兩種激勵機制——一個是生產性激勵，就是促進人們通過生產經營活動，通過個人的努力去實現社會，再實現個人的發展。還有一種是通過集體行為，政治行為，通過選舉，通過政黨，通過政治去實現，這是分配性的機制。也就是改變分配規則，重新洗牌。

　　亞洲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成功，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是選擇了對沖機制，開放了權利通道，而關閉了權力通道，產生社會的生產性極力，避免分配性極力，所以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的發展。所以要自覺地意識到中國的體制究竟給中國的工業化會帶來什么，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應該吸取國際上的一些經驗和教訓。

　　第二，亞洲的民主轉型問題。條條大路通羅馬，大陸條條各不同。相似性更在于內部的機制，而差異性往往是具體的說法和做法。歐洲是在中產階級的推動下發生社會轉型的，但是在亞洲，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新興社會集團，以及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的整合、裂變導致了所謂的民主轉型。例如，在韓國推動民主轉型是新工人階級和財閥集團；在臺灣，支持社會轉型的是南方的草根——中小企業者和市民。

　　而對于新結構重塑，有三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社會結構由原來比較簡單的結構變成一個比較復雜的結構。而且結構各得其所，即結構的穩固；第二個變化，精英集團的整合，國家的權力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第三個變化，保守意識，保守意識與社會集團的整合和精英集團的整合是有關系的。民主轉型，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民粹主義。

　　總體而言，亞洲的發展經驗與人均GDP沒有太大關系，而與城市化率有很大關系——因為工業化帶來城市化，城市化率就標志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亞洲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超過65%的轉型比較平穩。所以65%城市化率是國家轉型的一個轉折點。

　　最后，發展的策略是可以主觀選擇的，而轉型也是個進程問題。在研究的亞洲國家中，最典型的是菲律賓和印度。這兩個國家有相似之處，都沒有經歷過革命，原有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改變，菲律賓還是家族制度，印度還是種性制度。其它的亞洲國家，或革命，或戰爭，或改革，都摧毀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可能相對平等的參與。當實行對沖策略的時，社會的工業化進程開始，政治的結構基礎不一樣就導致了差別。

　　注：本文根據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雙周論壇”學術研討會（2016年第1期）——“亞洲政治發展，比較研究視野下的中國思索”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