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爸爸的忌日，2010年10月22日12時25分，爸爸竭盡全力呼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護士小鄭和小劉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爺爺，您還沒有舉起拳頭呢？”這就是一位飽經風霜的新四軍老戰士留給我們的最后一句話。

　　爸爸楊振川，1925年12月27日出生于河南省睢縣田胖村一個比較富有的農民家庭里。1939年秋，他不滿14歲，就被爺爺楊進田（化名楊道蘊，地下黨聯絡站站長）送到好友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身邊做保衛工作。

　　爸爸一生坎坷。他參加新四軍后，革命家庭的背景公開了，爺爺的地下黨也轉到“地上”活動。家被日偽漢奸抄了，奶奶領著二叔、三叔、四叔、大姑、二姑逃難到百里外的太康縣，隱藏在做國民黨團長的二姑爺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爸爸生前經常給我們講，奶奶是怎樣帶著幾個叔叔姑姑幾天幾夜藏在高粱地的亂墳崗里，躲過日偽漢奸和國民黨軍隊搜查，讓我們牢記國破家亡的歷史。

　　1943年到1944年的兩年間是爸爸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先是爺爺被日寇逮捕殺害，后是彭雪楓師長戰死沙場。爸爸說，他在抗日軍政大學四分校（洪澤湖）學習時，先后聽到“你爹叫日本狗吃了”和“一〇一首長殉國”這兩條噩耗的。當時，彭雪楓師長犧牲對外是絕對保密的，爸爸是彭師長的保衛班長出身，校領導這才單獨告訴他這一消息。那些日子，他常常躲到廁所里偷偷大哭。兩個人生支柱的倒下，爸爸的精神崩潰了。接踵而來的是高燒一個多月不退，組織上把媽媽從后勤部調來專門護理他。

　　從那以后，爸爸成了個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開的人。1949年解放后，爸爸被組織上分配到商丘縣任司法科長，但同時安排該職務的還有一位叫周儒清的同志，爸爸主動找到縣委書記，說自己身體不好，不想當科長，甘愿當科員。在地方工作，爸爸是干一行愛一行，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無論在商丘還是在睢縣，不管是司法系統還是商業食品系統，凡是和他一起共事過的人都尊稱他為“老楊大哥”。

　　從1939年到1987年，爸爸在部隊和地方為黨和人民奮斗了整整48年，最后在睢縣人民法院離職休養。那么個資歷，那么樣為人做事，那么低的待遇，當年我們弟兄三個有時也和媽媽一起議論爸爸這一生干得挺窩囊。

　　但爸爸不以為然，常常給我們講：“1942年9月，我不滿18歲就入黨并當了正連級的保衛班長，當時我們班的保衛員周得勝、童達仁都是長征時期的老同志。比起那么多犧牲的戰友，我能活下來就是萬幸了”“官大官小算什么，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關鍵是不能讓大家伙兒背后搗你的脊梁骨！”

　　爸爸對媽媽和我們弟兄三個愛得很深，在我的記憶中，爸爸媽媽從來沒拌過一句嘴，爸爸也從來沒動過我們兄弟三個一指頭。

　　我的書柜里至今珍藏著1974年我上高中生病休學在家時，爸爸給我買的范文瀾的《中國通史》。1977年我考上大學時，爸爸用將近十分之一的月工資給我買了本《現代漢語詞典》（試用本），定價4.50元。

　　2000年12月12日，媽媽病入膏肓，我們把她抬到病臥在床的爸爸面前，爸爸親著媽媽的額頭說：“你先走吧，我們都照顧好自己！”這就是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的兩個新四軍老戰士的最后訣別！媽媽走后的十年，爸爸沒有下過床，無論我們怎么勸他，他也不肯離開那套嘈雜破舊的房子。現在我們回想起來才明白，爸爸不是留戀那房子，那是他在廝守他和媽媽共同生活的地方！

　　我們小時候最喜歡聽爸爸講打日本鬼子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次是部隊活捉了一個日軍飛行員，首長安排他親自帶隊押送到軍部，他們越過敵軍封鎖，歷盡千難萬險完成任務；一次是他陪彭雪楓師長和林穎同志親自審問日本女間諜胡氏；還有一件是他一生中打過的一場經典戰例，在龍崗小王集阻擊戰中，爸爸帶著一個連，百十號人，從拂曉打到天黑，連續打退約一個團日偽敵軍的21次沖鋒，斃傷敵人300多名，繳獲9頭豬、100斤酒、100斤糖、3箱紙煙和500萬元偽法幣，而我軍只有一名新戰士郭洪藻同志受輕傷。

　　爸爸對日本侵略者的恨并非囿于殺父之仇，亡國之恨。2010年8月29至31日，我作為唯一一名中國地方政府的市長，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陳昊蘇先后到東京、長崎參加了“東北亞論壇”和第12屆中日韓友好城市大會。

　　9月5日，我回到國內的第一個星期天，看望病重的爸爸，向他匯報訪問日本的情況，特別是講到新四軍老軍長陳毅元帥之子陳昊蘇會長表揚我關于中日韓應建立誠信，互相開放技術、開放市場的發言，爸爸很高興，連聲說：“和平好，友誼好。”誰知兩天之后，老人從收音機里聽到日本右翼勢力挑起的釣魚島撞船事件，又使老人陷入了無盡的憂思之中，才有了老人那臨終的呼喊。

　　親愛的爸爸：中國人民同日本右翼勢力這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還在繼續，請您放心，您念茲在茲，經常告誡我們的“沒有國哪有家！”將作為我們和子子孫孫的座右銘和傳家寶世世代代永志心間。

　　（楊樹平 作者系中共三門峽市委書記、河南省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