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楠、夢婷的家。對她們的父母來說，待在貧困的家里，不如出去學一技之長 侯建勛/圖

　　報紙截圖

　　5月16日，孩子們被接到了上海一救助站。他們已習慣了上海的生活，并不想回家，也不想上學

　　在上海酒吧里表演雜耍的孩子們，被送回開封老家上學了

　　他們并不情愿回到家中：不想上學，去打工年齡又太小，看不到希望

　　親戚、家人也很困惑：背井離鄉和在家過著毫無希望的生活，哪種命運更壞些？

　　5月19日，在上海練雜耍的小夢婷與其他5個伙伴兒（5月16日河南商報A13版），被開封警方接回了家，繼續讀書。

　　這樣的結局，令原本想為孩子謀條出路的家長無奈，孩子們也不情愿，他們說：“上海哪兒都好，家里哪兒都不好。”

　　消息

　　流浪演出的孩子們回家了

　　5月19日下午，小夢婷與同伴們一起，被送到了開封老家。

　　回來前的那幾天，他們一直待在上海市浦東區救助站。15日晚上，上海警方把他們送到了那里。

　　這樣的結果，讓帶著他們的姑姑單梅覺得委屈。“怎么能讓孩子們住救助站呢？他們說飯難吃，早上跟中午都沒吃飯。”

　　16日下午，單梅讓親戚送去了牛奶，還給孩子們買了飯菜。

　　警方的調查結果也出來了。上海警方稱，并沒有任何虐待孩子、強迫孩子勞動的情況出現。

　　“也不是拐賣，是父母主動送到這兒學藝的。”16日早上8點，趕到上海處理情況的開封市公安局打拐辦一負責人告訴河南商報記者。

　　河南商報另外一路記者帶著6個孩子的照片，到半坡店鄉葉莊和萬隆鄉小謝莊找村民辨認，被告知“照片和孩子都能對上號”。

　　如今，孩子們被送回了家，當地政府已為他們聯系好了學校上學。

　　講述

　　“與孩子家長

　　沒有任何金錢交易”

　　微博打拐志愿者、警方以及媒體的介入，打亂了單梅與孩子們的生活。之前，她一直帶著幾個孩子，在上海的酒吧里表演雜耍。

　　單梅說，孩子們被送回老家，對她并沒有損失，被傷害的其實是孩子們。

　　在她看來，在上海生活了幾年之后，孩子們已經回不去了，他們適應不了農村的生活。“很難說哪種命運更壞一些，是背井離鄉還是在家鄉過著毫無希望的生活。”

　　單梅無法不為這些孩子擔心，他們就是曾經的她——她初中畢業后也因家庭貧困而失學，后學習“頂技”，最后在上海“單干”，5年前成立了“上海市東方龍藝術團”。

　　藝術團主要為開業、慶典、婚禮表演，生意還“湊合”。表演15分鐘，商家會給百十元紅包。

　　單梅漸漸在上海站住了腳，貸款買了房子，也有輛車。“我根本不可能利用孩子賺錢。”

　　這也正是親戚們愿意讓孩子跟著單梅學藝的原因。

　　單梅帶著這些孩子，管吃管住，“他們可以學門手藝，有條出路。”

　　她強調，她與孩子家長沒有任何金錢交易。

　　現狀

　　貧困是這些家庭繞不過去的坎兒

　　提起小豪杰，半坡店鄉葉莊村民唏噓不已。“那個小孩太可憐了！”

　　五六年前，小豪杰的父母相繼因病去世，哥哥張紀永也入贅到了別的村。

　　小豪杰家的院門長年緊鎖，透過門縫看去，院內雜草叢生。

　　其余5名孩子，都是萬隆鄉小謝莊的。

　　5月14日，坐在“破院”里，小夢楠、小夢婷的母親王煥嘆息：“沒辦法，窮啊。4個娃每月得1000多塊錢，家里就七畝地，還有人情往來，真養不起。”

　　被送到上海前，看到別家小孩吃零食，小夢楠、小夢婷會眼饞地盯著看。王煥就給她們講道理：“咱家窮，跟人家沒法比。”

　　貧困，已成為這些家庭繞不過去的坎兒。

　　心聲

　　讓孩子學藝是想找條出路

　　對這些家庭而言，將孩子交給單梅帶，成了走出農門的一條不錯的出路。

　　此前，張紀永在外打工，小豪杰跟著大伯生活。乖巧的他學習不行，就提出學雜耍。

　　張紀永同意了。“也是條出路。不能像我這樣，一直打工。”

　　看單梅在上海“混得不錯”，王煥主動提出讓小夢楠、小夢婷跟著對方，“村里有幾個考上大學的，讀書以后還得打工，還不如學藝呢。”

　　在她看來，即便將孩子留在家，孩子的未來也可以預見：初中畢業后，如果不走出村子，幾乎只有結婚生子一條路。

　　去年，在昆山打工的王煥曾三次去上海看孩子。

　　孩子們領著她在上海四處轉，王煥更慶幸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單梅對孩子們很好。”

　　困惑

　　孩子們被送回家了該怎么辦？

　　16日，王煥被叫到萬隆鄉派出所，民警詢問她和單梅的關系、孩子的情況，還給她抽了血。

　　王煥知道“打拐”的事，也對志愿者表示感謝，但她更希望孩子們留在上海。“年齡大了，回來也沒法上學。打工年齡又太小，能去做什么？”

　　王煥說，平常，她打電話問孩子“想媽媽嗎”，答案是“想”。但要問“想家嗎”，得到的答案，都是痛快的“不想”。

　　這次志愿者的“打拐”活動，也打亂了她把三女兒送到上海的計劃。

　　“還不是想給她們找個改變人生的機會！”王煥嘆口氣，幽幽地說。

　　張紀永和王煥態度相同。“我想讓他上學，他不愿意，你讓他回來怎么辦？”

　　去年8月，小豪杰曾在電話中說，五六年后，他要自己辦個小學校。這話，讓張紀永心頭一震：“我說行，到時候哥砸鍋賣鐵，借錢也要支持你。”

　　20日上午，小夢婷坐在萬隆鄉小學三年級的教室里。她聽不太懂數學老師講的，“下課后什么都不記得了。”她說。

　　上海“什么都好”，而老家“什么都不好”。小夢婷說，她想回上海。

　　“只能這樣了，以后再說吧。”問起孩子的將來，王煥這樣回答。

　　記者手記

　　一場尷尬的“解救”

　　5月16日那天，上海的雨淅淅瀝瀝，下了一天都沒停。

　　這是一場尷尬的“解救”：不存在拐賣，也不存在虐待。甚至，單梅對孩子們還很不錯。

　　開封市公安局打拐辦一負責人說，雖然沒有拐賣、虐待，但孩子們畢竟有受教育權。

　　他說得很對。孩子們被送回了家。

　　只是，孩子們“受驚”的眼神，家里破敗的房屋，還有家長們的無奈，都讓這場“解救”難逃尷尬。

　　網上，是要求把孩子送回家讀書的呼聲；網下，是沒有出路的回家，家長和孩子的不情愿。

　　正如單梅擔心的那樣，孩子們已經回不去了。

　　法律是嚴肅的，現實卻很骨感。

　　堅持孩子受教育的權利不被剝奪，還是接受孩子早早被送出去學雜耍、表演、童年被“折疊”的現實？必須做出選擇。

　　或許，我們能為這6個孩子找到愿意免費接收他們的藝術團或雜技團，但對和他們命運相似的孩子們，我們顯得如此無能為力。

　　如今的尷尬，不單是志愿者、媒體的尷尬，更是福利保障體系的尷尬、社會的尷尬，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尷尬。

　　（記者 段艷超 見習記者 程國昌 實習生 張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