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

　　聽說薛蠻子因涉嫌嫖娼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相當意外。跟薛蠻子有一面之交，在某會上見過他，因為有共同認識的朋友，聊了幾句，他還約我給他的《蠻子文摘》寫稿。印象中，他家庭生活幸福，夫妻恩愛，怎么會去嫖娼呢？

　　我首先想到的一種可能性是行為藝術，他是不是想用這樣的行動引起公眾對賣淫法的關注呢？這樣猜測的理由是，此前發生過葉海燕(流氓燕)為了體驗性工作者生活狀況而入駐十元店并向嫖客提供免費服務的事件。難道薛蠻子也是出于這一動機？

　　我國針對賣淫嫖娼的法律政令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制定的，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后掃蕩賣淫取締妓院是作為新政權的新氣象被記入史冊的。賣淫法實行至今已經60余年，唯一的變化是在1986年以政令形式規定，對賣淫嫖娼雙方實行罰款5000元(一般是嫖客)和勞教半年至兩年(多數是性工作者)的處罰。

　　對賣淫法的社會學分析表明，這一法律政令已經嚴重脫離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它是全體國民基本對性服務沒有需求的時代的法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全國實行低工資和高就業政策，所有人的工資都剛剛夠糊口，對性服務的需求尚未形成，所以對賣淫嫖娼的嚴刑峻法得以實行。八十年代以來，一方面，人們手里有了閑錢，誘發了富裕人群對性服務的柔性需求(奢侈型需求)；另一方面，多年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男女嬰兒比例為約120：100)的后果已經逐漸顯現出來，它造成的女性配偶數量絕對短缺，在貧困人群中誘發了對性服務的剛性需求(匱乏型需求)。有需求就會有供給，無論法律多么嚴峻也無濟于事。

　　三十多年來，對賣淫嫖娼的嚴刑峻法已經失去震懾效力，性服務業已漸呈失控態勢。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法律遇到了法不責眾的局面。針對賣淫嫖娼的嚴刑峻法不但日益喪失可行性，而且它能夠造成的問題(賣淫業黑社會化、警察腐敗、官員腐敗、性工作者大量淪為搶劫強奸謀殺類刑事犯罪的受害者)比它能夠解決的問題要多。基于這一分析，賣淫非罪化是最佳選擇。我們的政策應當改變為所有成年人之間的自愿性行為的非罪化，不論其中有無金錢卷入。與此同時，在為性工作行業從業者提供其他就業機會和專業技能的方面下功夫，用長期的艱苦的努力解決男女不平等、貧富不均、人口性別比失衡等問題，從而真正降低國民對性服務業的需求，以期最終實現在全國范圍內消滅賣淫現象這一目標。

　　盡管如此，在賣淫法未修改之前，公民只能服從，所以如果薛蠻子嫖娼事實得到證實，他只能接受現行法規的處罰。看來，如果他的動機是為了引起公眾對賣淫法的關注，那他的具體做法就不如葉海燕明智了：葉海燕提供的性服務并未收費，賣淫交易不成立，所以并沒有違反現行的賣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