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門的適當介入，能夠相對有效地協調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比如協調公共資源，為廣場舞提供最低限度影響他人的場地，或以立法形式確立廣場舞的權利邊界，使得不同群體發生利益沖突時，能夠相對明確地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廣場舞的口碑，有點像老北京的臭豆腐，聞著很臭、吃起來很香——輿論場上，幾乎沒人說它一句好話，但投身其中的大媽們，卻樂此不疲、欲罷不能。

　　這局面似乎有望改觀：文化部、體育總局、民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通知，以很正式的語言為廣場舞正名：廣場舞是深受廣大群眾喜愛的文化體育活動，近年來在全國蓬勃開展，在豐富城鄉基層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推動全民健身運動廣泛開展、展示群眾良好精神風貌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剝開官式語言的刻板外皮，上述這段話無非是要說：廣場舞是個大家喜歡的好東西。

　　想想其實也對。盡管輿論場上對廣場舞的譏諷、嘲笑、惡搞不絕于耳，但靜下心來想想，廣場舞和跳廣場舞的大媽們，又和我們有什么仇、什么怨?就算音樂有些喧鬧、舞姿有點凌亂，但從根本上說，廣場上略顯笨拙的群舞，又和篝火邊的“鍋莊”有多大區別?何以后者就是旅游者千里跋涉也要尋找的“原生態”，前者就成了網絡上千夫所指的公敵?其實，廣場舞本無原罪，網絡上對廣場舞的同仇敵愾，更可能是現實生活中階層矛盾或代際沖突的網絡呈現。只是由于大媽們在網絡世界中缺席，使得不屑于廣場卻癡迷于網絡的子女們，得以在以網絡為主陣地的輿論場上，對大媽們進行了一場肆意的缺席審判。

　　如果一定為廣場舞的名聲不佳找到相對客觀的成因，則廣場舞的“外部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投身于廣場舞的大媽們，會在手舞足蹈的過程中得到身心享受，但對于被動的旁觀者，尤其是那些無法逃離的鄰居而言，激昂的音樂或呼朋引類的喧嘩，不僅不具任何美感，而且會成為影響其正常生活的干擾因素。就此而言，廣場舞與臭豆腐之間，確實有著極其相似的屬性。所不同者在于，臭豆腐的消費主要發生在家庭內部的私屬空間，其“聞著很臭”的外部性至多影響到不吃臭豆腐的家庭成員，卻與更多的社會成員無關。而廣場舞這塊巨型“臭豆腐”，其牽涉到的范圍卻要廣泛得多。此時，如何協調跳舞與不跳舞的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就變得格外重要。此前，由于廣場舞在輿論場上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在實際博弈中也被剝奪了話語權，大媽們只能以實際行動強行維護自己在廣場上的地盤，以致往往呈現出一種“蠻不講理”的姿態。

　　四部委的“通知”，或許在為廣場舞正名的基礎上，為大媽們的行為多少提供了一點“理論基礎”，讓大媽們在“想跳就跳”的任性之余，也能為自己辯解一句“廣場舞是個好東西”。

　　其實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的適當介入，能夠相對有效地協調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比如協調公共資源，為廣場舞提供最低限度影響他人的場地，或以立法形式確立廣場舞的權利邊界，使得不同群體發生利益沖突時，能夠相對明確地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不是像各地陸續出現的那樣，以各種針鋒相對的方式，讓矛盾、沖突直接發生在街頭。

　　現在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群的高度密集，及與此相伴而生的各種利益沖突。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理當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務，以協調各方利益、維護公共秩序。

　　至于四部委“通知”中所承諾的“培育一批扎根基層、綜合素質較高、專兼職結合的廣場舞工作隊伍，推出一批具有文化內涵、審美品位和健身功能，便于群眾接受的廣場舞作品”，倒真是大可不必。只要可以不受阻礙地放心跳舞，大媽們的創造力、組織力、表現力，遠非政府組織的“專業人士”可以望其項背，放心交給她們自己就是了。干好該干的，別管不該管的，永遠是政府應該恪守的邊界。（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