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刀行兇是越法治雷區，“連刺66刀”更是逾越了人性底線。而人大代表兼村支書的身份，更是為此事徒添了幾分諷刺。

　　“連續66刀捅死同村村民”，光看這情節梗概，不少人就毛骨悚然：是怎樣的殘暴，才能這般同鄉泄恨?是什么樣的兇徒，才能這樣殺人不眨眼?而答案更讓人悚然：殺人者是個區人大代表，行兇原因只是因對方是“釘子戶”、向拆遷方索要賠償款過高。日前，一則內蒙古通遼科爾沁區人大代表徐慶屹殺人被判死緩的新聞，讓無數人倍感震驚。

　　本該帶頭遵紀守法的代表，卻因極為殘忍的“連刺66刀”行徑上了法治新聞，這番角色錯亂令人驚詫：其背離基本法治信仰的故意殺人之舉，代表的只能是兇殘暴戾。如今他身陷囹圄、因之獲刑，摒除量刑輕重的爭議，這也算是咎由自取。

　　梳理這起兇案，其背景墻與導火索都耐人尋味。事件并未跳出“強拆”相關公共事件的常見演變邏輯——徐慶屹是當地“舊城改造”拆遷協助人員，而受害人則對拆遷補償標準不滿拒絕被拆屋征地的要求，結果徐認為其補償要求是“天方夜譚、不切實際”，沖突激化，結果成了蓄謀的持刀行兇。

　　由拆遷糾紛帶出兇案，這其中隔著太多的“本不必”，可悲劇最終未能幸免。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強拆易誘發悲劇的現實投射：近些年來，因某些地方政府又當裁判又當運動員，搞單方定價、罔顧拆遷程序，而被拆遷者又缺乏對補償標準的抗辯機制等，舊城改造背景下的拆遷，引發了不少糾紛，而這起個案正是其極端化的呈現。

　　在該案中，徐慶屹是村一級基層組織中的“干部”，其本職應是代表村民處理本村公共事務，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而他作為人大代表，該履行之責也應是對強拆程序等的監督。可他卻被推向與拆遷戶對峙的“前線”，成了強拆的協助者，這也說明當地相關拆遷動員的“跑偏”。

　　而他將受害人視作不符合政策的“釘子戶”，顯露了其法治意識的薄弱，事實上，將釘子戶視作“刁民”，也是有些強拆者慣有的病態認知。但是，這事發生在一個本該代表、反映“釘子戶”利益訴求的人大代表身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人大代表本應代表其選區民眾的利益，如今卻向他的選民拔刀相向，這是一種怎樣的現實悲劇。

　　無論如何，持刀行兇都是越法治雷區，“連刺66刀”更是逾越了人性底線，而人大代表的身份，更是為此事徒添了幾分諷刺。作為基層人大代表，本該由基層民眾選出，并代表基層民眾利益，釘子戶哪怕利益訴求再不合理，也不應該暴力對待。（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