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高碑店市泗莊鎮魏莊村，地里正焚燒秸稈。

　10月29日，天津薊縣老宋莊村，路邊一片田地的秸稈燃起大火。

　10月30日，香河縣渠口鎮金莊村，一片田地里的秸稈已被焚燒，留下大片灰燼。

　　據環保部通報，最近幾天京津冀地區又將頻起霧霾，雖然污染排放和天氣因素才是霾形成的主因，但在秋末冬初的這個季節，能加重霧霾天的秸稈焚燒，也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嚴管嚴查的工作重點，有的地方還專門設置巡查員，在田間地頭禁燒。

　　但即便如此，在環保部官網公布的全國秸稈焚燒火點監測中，河北、天津的火點“上榜”頻率較高。10月底11月初，新京報記者沿北京東南，走訪河北廊坊、天津寶坻等多個縣市，仍發現很多田地有焚燒痕跡，燒荒村民和禁燒巡查員進行著“貓鼠游戲”。

　　為何都知道會污染空氣，還是會有大量秸稈被偷偷焚燒？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秸稈在農戶生活中因飼料、燃料的結構變化，已變成價值低的“廢品”，“一把火”處理也透露著農戶的無奈。如何提升秸稈價值合理利用，是很多農戶的期待，也是政府從源頭上破解秸稈焚燒難禁需要重視的問題。

　　10月28日，河北的秋收冬播早已結束。

　　沿白溝鎮的外環路向北行進，西北方向飄來縷縷白煙升入高空。循著白煙，不難找到路邊的起火點——玉米地里大片焚燒過的秸稈已變成黑灰，幾百米外，低矮的火苗匍匐吞噬著田里收割后的秸稈碎屑，滾滾白煙向西南的天空飄去，空氣中彌散著嗆人的煙味，遠處，滿眼枯田。

　　田地里空無一人，起火玉米田緊鄰村委會——高碑店市泗莊鎮魏莊村，緊閉的紅色鐵門內無人應答。附近500米范圍內的村民中，有人說“可能是煙頭引起的”起火原因，但沒人愿意說出這片田地的主人。

　　濃煙出沒燒者難尋

　　像魏莊村這樣找不到放火者、起火原因的秸稈焚燒地并非一處，外人詢問，連這塊地是誰的都難以得知。

　　正因如此，鄉鎮環保所干部李紅兵(音)通常也抓不到“現行”。從去年開始，他所在香河縣渠口鎮政府按照上級布置，開始大力整治秸稈焚燒。

　　今年秋收前，李紅兵參加了大大小小多個禁燒會議，隨后組織人往街道掛條幅，用村里的廣播宣傳，給村民發放傳單。此外最大力度的舉措是由鎮里出資，聘請巡查員，每村一到兩人，每人每月500元工資，負責24小時巡邏，“我們鎮里來了三批人，一個車兩個人，分片包干。”

　　10月30日，渠口鎮金莊村北頭的田里地，近5畝收割完的玉米地上覆蓋著黑灰。幾天前，村里的巡查員趕到時，沒發現點火的人，只能用車上拉的滅火器和鐵鍬先將火撲滅。找不到人時，李紅兵只能善意地認為，“可能是路人扔煙頭或者誰家里燒煤的煤灰引燃的。”

　　李紅兵說，剛開始做禁燒工作，巡查員前腳走，村民后腳燒。抓住點火村民時，對方的“狡辯”常讓李紅兵不知如何回答，“人家說，‘我拿回家當燃料燒，不也得排到空氣里，你咋不管’。”

　　后來有了法律依據，李紅兵可以理直氣壯，“按照規定，燒秸稈違法，發現了罰款100-200元，嚴重的可以送派出所處理。”但至今，李紅兵還沒處理過哪個村民。

　　罰款作為懲戒，執行起來并不容易，“老百姓種地不掙錢，很多都是以批評教育為主，真罰了，萬一他使壞再偷著點呢？工作更難做。”

　　于是，每年秋收前后的兩三個月，渠口鎮里的干部和巡查員們幾乎沒有周六日，白天繞著村子轉，晚上也不敢放松警惕，“壓力挺大，全鎮66平方公里，得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禁燒是頭等大事。”李紅兵把禁燒當做政治任務一樣重視。

　　“不燒又能怎么辦”

　　在離香河不遠的三河市新集鎮，府前街到胡莊村的沿途，都可以看見掛著禁燒秸稈、鼓勵秸稈還田的條幅。

　　10月31日，胡莊村村民錢明安(化名)家門前的玉米地里，焚燒過后的痕跡顯眼，“不是我家的地，也不知道是誰燒的。”錢明安不愿透露門前玉米地的主人，但他紅著臉說，“可不燒又能怎么辦？”

　　錢明安回憶，以前都是人工用鐮刀割，脫粒后的秸稈拉回家燒炕、生火、喂牛羊。現在主要是用煤氣電，也很少喂牲畜，秸稈“幾乎沒有用處”。同時，使用聯合收割機后，玉米稈變成碎茬留在地里。秋收玉米以后，農民要趕著冬播小麥，間隔最多2個星期，這期間，要把碎茬清走才能繼續耕種，“清理這些碎屑，一畝地一個人，半天都清不完，燒最省事。”

　　“焚燒秸稈實際上是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后果。徹底禁燒，就要從改變中找到源頭。”達爾問環境研究所所長、北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赫曉霞解釋稱，以前秸稈作為農戶生活燃料，一點一點燒，沒有形成一次性大規模的空氣污染，而燒完的灰，農民會把它當草木灰還田。隨著煤電氣進入農家，牲畜養殖的企業化，秸稈的燃料、飼料功能喪失，從過去對農民“有用”變為“沒用”，加上農時限制，在沒有好的處理方式前，燒掉最為便捷。

　　近幾年，為抑制焚燒秸稈，全國開始倡導秸稈還田。今年6月，《河北日報》發布來自省農機局消息，“今夏全省秸稈還田率超95%”。

　　但錢明安認為，這些碎茬子做不到全都還田。

　　他跑進地里，抓起一把秸稈茬說，收割機走過后，能留下20厘米厚的碎茬子，如果直接翻進地里還田，土地在短時間內根本消化不了，秸稈覆蓋還田容易生蟲子影響下一季作物生長，“點一把火，啥問題都解決了。”

　　赫曉霞證實了錢明安的說法。

　　她解釋，秸稈還田是把秸稈作為有機肥，重新施入地里培肥地力的措施，“讓秸稈自然發酵變成有機肥需要濕熱的環境，活躍的微生物，秋冬季節這些條件不具備，很難有效還田。”

　　按照中國農業信息網(農業部信息中心主辦)給出的測算顯示，無論是秸稈覆蓋還田或是翻壓還田，都要考慮數量。“過多不利于秸稈的腐爛和礦化，甚至影響出苗或幼苗的生長，導致作物減產。過少又達不到應有的目的。”

　　雖然覺得“燒最省事”，但錢明安也并不認為“燒”是個好辦法，“燒地會增加土地熱度，對地也不好，還污染空氣，農民都明白，但大伙沒有途徑處理多余的秸稈。”

　　企業布局秸稈虧損

　　其實，李紅兵和鎮里的干部們圍堵焚燒秸稈時，也在想，能不能從源頭上斷了村民燒秸稈的念想，給大伙找個其他途徑處理秸稈？

　　“比如建個再利用秸稈的廠。”但李紅兵轉念一想，隨著種地人數的減少，農地在縮減，“真建一個廠，如果人家一年運轉需要10萬噸秸稈，到我們這收不上來咋辦？”

　　李紅兵的顧慮并非杞人憂天。總部在河北固安的一家生物質能源企業，以秸稈作為原料生產清潔能源。經理張國欣就經歷過在村里布生產點失敗的遭遇。

　　張國欣介紹，生物質能源企業的生產基地主要圍繞原材料的產地布局，“基地在哪，就在哪里回收秸稈。”他解釋，企業按照每噸干爽秸稈100元回收，秸稈不適合長途運輸，目前主要依靠農民自己通過農用運輸工具“送稈上門”，以五公里為半徑，超過5公里，愿意運送的農戶逐漸減少，“秸稈含有水分，農民一般會等干得差不多才會運，否則會增加成本。”而五公里外，除非是棉花秸稈等高價值的原材料，企業才會主動去回收。

　　目前，該企業在河北承德、廊坊、保定、邯鄲等地均建有生產基地，“最北端的承德回收率較高，因為當地農作物一年種一季，農民不著急趕農時、收秸稈，南邊的邯鄲主要收棉花秸稈，情況也比較好，最難的就是廊坊、保定、滄州等這些中段農區，一年種兩季作物，趕農時，不愿意浪費成本拉濕的秸稈，很多都秸稈還田，或者燒掉。”

　　2009年企業成立初期，張國欣曾因考慮原材料的運送半徑，為方便農民運送，與一些鄉鎮政府合作，在幾個村內布置一個秸稈煤塊生產點，提供人員、技術和生產設備，“我們和當地簽了一個協議，農民不用花錢，只需提供秸稈原料，就能得到秸稈煤塊，多余的產品則由企業銷售以抵設備款。”

　　張國欣的布局最終以失敗告終，“農民不守協議，原材料收不上來，設備到最后根本沒使用，我們的錢全部打了水漂。”嘗試失敗后，張國欣放棄了生產點的布局規劃。

　　禁燒需解決秸稈出路

　　在與當地政府和農民打交道時，張國欣發現，政府對于秸稈再利用的企業持“張開雙臂歡迎”的態度，但農民為了考慮成本，不愿意花大力氣去運送，政府限于職責又不能直接發號施令，這直接導致秸稈綜合利用的渠道缺乏市場化運作。

　　其實，記者梳理近幾年報道，發現河北、天津“疏堵結合”治理秸稈焚燒的舉措也常常見諸報端，比如補貼購置還田機具、研發秸稈固體成形燃料、推廣秸稈養食用菌技術等。

　　政府的舉措并不少，但“禁燒難”與“不燒怎么辦”的兩難局面，為何仍在困擾著政府與農戶？對此，天津市一名相關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分析稱，秸稈綜合利用企業數量較少、規模偏小，秸稈資源化、商品化程度較低，加上秸稈機械化還田及收集、儲存、運輸成本較高，制約農民、企業綜合利用的積極性。此外，秸稈量大面廣，想通過執法來杜絕焚燒，也存在人財物方面的難題。

　　在赫曉霞看來，從一定程度上，把防治秸稈焚燒作為控制大氣污染長效途徑，政府應該“有所為”，“比如，能否按照農村的分布情況，合理布局一些消化秸稈的工業或者養殖業。”赫曉霞說，政府每年花錢治理空氣，如果能把一部分費用用于補貼農民把秸稈運到消化企業、養殖廠家的成本，或者利用政策引導市場，讓農民把秸稈賣出去產生一定的收益，就能從源頭上解決秸稈焚燒的難題。

　　張國欣說，目前，他還沒見過專門的“秸稈經紀人”。事實上，在企業和農民之間，需要這樣一個行業，“沒有市場，一定不會成規模，畢竟，作物有農時限制，一年就那么幾個月，秸稈本身的價值還沒有那么大。”

　　赫曉霞也認同張國欣“秸稈經紀人”的說法，“似乎跟城市里的廢品回收相似。”赫曉霞認為，秸稈作為農民的“廢品”，也可以產生一個回收行業，在政府的引導下，讓販運秸稈產生收益，就有人愿意來做這件事。（采寫/新京報記者 劉珍妮 攝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