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民間智庫上海前灘新型產業研究中心（下稱“前灘綜研”）以學術支持的身份出現在“北杭州灣創新轉型”論壇上。素有“中國第一智庫”稱號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則在論壇上做了主旨演講。

　　活躍在各種啟民、伐謀場合的國經中心成立于2009年，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區西安門大街距離中南海僅百米之遙的政府大院內。中心由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出任理事長，執行理事長則囊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經濟學家厲以寧、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魏禮群等重量級人物。

　　這個超級智庫的成立具有某種里程碑意義。在籌建之前，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曾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僅靠經驗，靠少數人的智慧，是很難作出正確決策的，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加強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后，智庫建設被提升到更為重要的高度。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健全決策咨詢機制，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原則，建設高質量智庫。

　　2013年4月，習近平又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并視之為國家戰略。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再次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的改革部署。

　　目前，中國智庫面臨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間智庫弱而無力的問題。如何建設新型智庫，正在考驗國人的智慧。

　　新型智庫的春天

　　今年1月，上海社科院發布的國內首份《中國智庫報告》指出，2003-2012年，中國民間智庫數量大幅增加，新型智庫開始顯現，專業性分工逐步加強。

　　2013年至今，智庫體系進入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創新發展的新階段。“全國高校以‘協同創新’為抓手，紛紛出臺關于加強高校新型智庫建設的指導意見，掀起了一股智庫建設的新浪潮。”上述報告表示。

　　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創始人王輝耀則在國內首部智庫研究著作《大國智庫》中表示，“隨著近幾年中央高層不斷釋放支持智庫發展的信號，特別是習近平主席作出‘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指示后，新型民營智庫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比較典型的包括博源基金會、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察哈爾學會、長策智庫、盤古智庫、中國經濟50人論壇、瞭望智庫、人大重陽等。”

　　民間智庫前灘綜研注冊于2013年下半年，出生在“黃金時代”。2012年6月底，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出臺了《黃浦江南延伸段前灘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用浦東新區官方微博“浦東發布”的話說，浦東新區將用3-5年時間，將前灘打造成上海新的世界級中央商務區。而前灘綜研的創始人何萬篷，正是這一規劃早期的建議者之一。

　　何萬篷原為上海市信息中心一個下屬研究所的所長，其下海創辦智庫據說是受到了一些觸動。一次，作為政府人員的他參與上海虹橋商務區規劃的評審，參會者包括中國科學院、日本野村綜研以及其他國家的研究單位。會上，何萬篷發現，上海很多公共設施都由國外機構規劃，而且他們甚至比國內智庫更加熟悉上海那些重要的戰略性節點。

　　此后，何萬篷組建前灘綜研，將之定位為數據驅動型的開放研究平臺，為政府部門和企業集團提供實證、前瞻、建設性的決策支持方案。

　　不止何萬篷， 2013年4月之前，盤古智庫的發起人易鵬還是國家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中心研究員；王文擔任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之前是一家官方媒體的編委，主管評論。

　　“一批從體制內出來的知識分子懷揣理想主義的花火，秉持不務虛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價值觀，距離廟堂之遠，而為國事謀。”有學者這樣形容智庫的創辦者。

　　前灘綜研研究部部長、副秘書長宋杰封告訴記者，該機構的發展目標是一種新型智庫。所謂新型，按照他的理解，首先，智庫運營不再像過去那樣單純依靠財政補貼或企業資助；其次，運用新興技術、手段，更多依靠數據分析與邏輯推斷來進行研究，而非僅憑理論與經驗。

　　“既然要建設新型智庫，第一，傳統智庫要更新換代，緊跟時代潮流。比如中國社科院分析社會階層、社會矛盾可以，但不能還去研究脫離現實的話題；第二，新型智庫的一大特點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攬，一般通過政府采購服務，他們（智庫）提供服務的方式獲得收入。”廣州社科院高級研究員彭澎告訴記者。

　　“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

　　彭澎的另一個身份是南方民間智庫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早年他還曾任職于另一家智庫—廣州社科院軟科學研究所。

　　“在討論新型智庫之前，首先應該梳理傳統智庫。”彭澎說，傳統智庫包括8個分支，又稱“八路軍”，分別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統、黨校系統、行政學院系統、黨政機關的政策研究室、軍隊內部的研究機構、外資背景及非外資背景的民間智庫。

　　在此之外，國經中心有些獨樹一幟。盡管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不斷強調其民間智庫的身份，但它的發展得到了政府的資金輸入與硬件支持，并且鑒于內部人員的政界背景，其從出生起就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

　　據上海社科院的《中國智庫報告》統計，當前國內正常運行，且對公共政策形成和社會公眾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活躍智庫共有200余家，其中2/5為黨政軍智庫，1/4是社科院智庫，民間智庫占比1/3。

　　不過，一些研究人員并不認同民間智庫擁有1/3的比重。王輝耀就對記者表示，國內目前沒有專門針對智庫的統計數據，但大致情況可以從全國軟科學機構的相關調查中窺見。

　　據王輝耀在《大國智庫》一書中估算，目前，中國各類智庫機構將近2500家，其中官辦智庫的數量占據95%，而民營智庫僅占5%，后者還包括隸屬于官辦智庫的人員在民營智庫兼職的情況。

　　記者還了解到，中國官辦智庫不僅規模大、數量多，而且人員數量龐大、機構設置繁多。以中國社科院為例，其擁有38個研究院、180個非實體研究中心，主管全國性學術社團105個、研究人員4000多名。而全歐洲的智庫研究員也不超過5000人。

　　至于機構經費，科技部的數據顯示，2009-2010年，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的經費總額為239.7億元，其中66.5%來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發投入的13.4%。

　　“傳統智庫的形式比較單一，差不多只有官辦智庫一種。而它們依托政府背景和資金支持，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課題，幾乎壟斷了國內的智庫領域。”王輝耀說。

　　仲大軍是北京一家“半死不活”的民間智庫的創始人。2000年，曾任某知名媒體編委的他“逃離”體制，創辦了“北京大軍經濟觀察”。十多年來，這個智庫積累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受限于資金，生存艱辛。

　　“上世紀90年代，民間智庫還能發出一些聲音，但如今已愈發微弱。在建言獻策這件事上，根本不存在競爭。因為，智庫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仲大軍向記者感慨。

　　與此同時，作為一名民間智庫的學者，仲大軍已被邊緣化。有時，他受邀參與節目錄制或出席論壇，但總被排在體制內學者的后面。

　　“他們（邀請方）才不管你水平高低，離‘衙門口’越近的人越往前排坐。而且，他們還怕我亂說，說一些與政府主旨不一致的話。”仲大軍說。

　　然而，國家隊唱主角的中國智庫目前卻正面臨“大而不強”的詬病。“從數量上講，中國智庫已不算少，但缺少一些高水平、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一流智庫。”今年10月18日，曾培炎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表示。

　　“傳統智庫體制老化，黨政色彩濃重。這種做法的好處之一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弊端在于思維僵化，不容易出現具有前瞻性的、超脫利益關系的、客觀的決策方案。”彭澎說。

　　今年9月初，借著《大國智庫》發行，王輝耀撰文《打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更多民營智庫參與》，探討智庫建設。

　　“發展民間智庫可以形成鲇魚效應，激活智庫市場；而且，民間智庫可以提供更多建議，打破思想市場的壟斷，有利于政府的科學決策。”王輝耀對記者表示。

　　于是，問題來了：中國的民間智庫為何發展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