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牌”凸顯高校 專業設置尷尬

　　2014年10月14日晚上7時30分，教育部官微“微言教育”發布的一條“低就業率本科專業名單，速轉！”的微博，引發了網友的關注。

　　該名單公布了全國各地近兩年就業率較低的15個本科專業和各省的“紅牌”專業，其中法學、動畫、公共管理等專業登上了該榜單。

　　雖然之前就發布過類似的榜單，但是因為觸及當下就業難的形勢，大學的專業設置與就業再一次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

　　被亮“紅牌”的專業

　　最新的這個榜單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整理并公布，意在加強對高校專業設置的宏觀管理，引導高校主動調整學科專業結構。

　　此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從今年起，編制和發布本校的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將就業質量情況作為招生計劃安排、學科專業調整、教育教學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參考。

　　在這份名單中，全國被亮“紅牌”的專業，大都是文科類、藝術類專業，理科、工科專業則相對較少。

　　其中，藝術類專業例如廣播電視編導、播音與主持藝術、動畫、表演、藝術設計、音樂表演占了近一半，而新興科學“食品衛生與營養學”“生物科學”也榜上有名。

　　很多“躺槍”專業中，市場營銷和公共事業管理是“重災區”，在不少省份均榜上有名。

　　比如市場營銷專業在山西、吉林、上海、浙江、湖南、廣西等省區市就業率走低，公共事業管理則出現在北京、上海、安徽、山東、廣東、云南等省市的榜單上。

　　盡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認為以就業指標來評價高校并不合適，但榜單的發布依然引發了公眾對高校專業設置的討論。

　　“很多學校設置專業，從學校外部來說，需要政府部門的批準；從學校內部來說，主要依靠學校的行政領導，沒有內部的專業約束，這就會導致對自己的師資和教育資源缺少客觀的考慮。”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而這樣設置專業的后果，就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就業率。

　　“高校其實把這些問題就留給了學生，僅僅靠調專業是調不好的，同樣一個專業，質量比較好的學校的學生是能夠找到工作的，而另外一些質量不行的就找不到工作。”儲朝暉說。

　　今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杜晨楓，從初中開始，就立志做一名主持人，志向一直是中國傳媒大學的播音主持專業或者新聞專業。

　　然而，高考成績并不理想。最終，杜晨楓在家長和老師的勸說下，選擇了報考西部某理工科學校的新聞學。

　　看到教育部的這份榜單，杜晨楓有點迷茫，自己當初熱衷的兩個專業居然都榜上有名。

　　雖然學了自己熱愛的專業，但他發現這甚至連塊敲門磚都不算。

　　“有的公司需要在網上填寫個人信息，我的學校根本就不在公司的招聘范圍之內。”杜晨楓無奈地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杜晨楓的高中老師也很無奈，當年在給學生提供報考意見時，他也沒想到4年后的情形是這樣。

　　每年高考結束，是王流芳最忙的時候，作為一名常年教高三的班主任，這時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幫學生們填報志愿。

　　除了考慮能否被錄取之外，4年之后的畢業分配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有時候很頭疼。”教了三十多年書的王流芳對法治周末記者說，“根據就業率來報專業就像賭博，社會形勢變化很快，4年之后的形式很難判斷。”

　　專業設置趨同、滯后

　　近年來熱門的藝術類專業也在紅牌榜單之上。

　　確實，與動輒上萬人的藝考火爆人數相比，畢業后真正愿意、并且能夠從事藝術行業的學生相對很少。

　　公開資料顯示，湖南某985高校播音主持專業，2014年共畢業38個學生，從事與播音主持相關職業的僅7人，此外還有學生沒有找到工作。

　　有網民曾提問“播音主持專業就業率如何”，獲得點贊數最多的答案為“就業率很低”。許多學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畢業即轉行的尷尬境地。

　　2012年，上海市18個本科專業因連續3年簽約率過低、布點較多被上海教委預警，其中就包含播音與主持藝術、表演等。

　　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的“藝考”成了許多學生“曲線高考”的手段，學生為了拿到大本文憑選擇“藝考”，藝術教育質量下降，藝術類學生畢業后真正選擇從事藝術的并不多。這還得通過學校自主辦學才能真正解決。

　　長江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才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國一些高校不看就業情況，盲目開設新專業、擴大所謂“熱門”專業的招生規模，從根本上講是不科學的。

　　此外，高等教育課程設置不合理、與社會需求脫節、畢業生動手能力弱的問題在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

　　學者翟振東在《我國高校專業設置問題及結構調整優化對策》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國高校專業設置存在趨同和滯后問題。他建議高校在設置新專業時要進行廣泛調研、充分論證、科學進行專業人才需求預測。

　　熊丙奇則強調，從根源上解決目前的高校專業設置重復且質量不高的問題，要進一步下放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放權之后才會讓政府、學校和受教育者各得其所。”熊丙奇稱，期待隨著新專業目錄的實施，大學設置專業的新機制能真正建立，尤其是政府轉變自身職能。

　　我國對高校學科專業設置的管理模式，這些年也經歷了一些變化。

　　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國家對高校辦學資源進行計劃性調控，政府向高校提出人才培養需要，高校按照需要進行培養。

　　高校辦學資源的配置和課程權力的分配方式“按計劃供給”，從學科專業管理模式就可以看出。

　　因此，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完全掌握高等教育資源，具有至高權力，高校的課程設置和課程整合由國家決定，大學幾乎沒有任何權限。

　　2001年，教育部對高校學科專業的調整作出系統全面的要求，其中特別明確了給予高校學科專業設置的權限。

　　儲朝暉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教育部有一個目錄，高校設置的專業都必須在這個目錄內，如果高校設置目錄之外的專業，審批就會很復雜。”

　　而即使在這個目錄之內，不同學校的情況也不一樣。

　　“比如211和985學校就可以直接申請，省屬院校要報到省里的高等教育處來申請，越是好的學校申請新專業越簡單。但是，所有這些程序都不是在非專業的范圍內，而是在行政審批的范圍內運作。”儲朝暉說。

　　或可引入第三方評估

　　在高校專業設置上，國際通行的辦法，就是引入第三方評估。

　　“第三方專業評估，是由一個專業機構對專業設置進行評估，不過第三方評估在國際上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儲朝暉說。

　　在美國、英國，各高校均接受各類專業評估機構的專業評估和院校評估，并將評估信息對公眾開放，以便民眾作出選擇。

　　比如醫學專業，國際上有一些專門的醫學專業協會對學校進行評估；如果設立信息方面的專業，除了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還要有信息專業委員會或者協會來進行評估，第三方認可之后才能夠進行設置。儲朝暉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

　　但我國第三方組織的力量本身很薄弱，目前在內地尚無第三方組織介入評估的案例。

　　在香港倒是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香港科技大學曾經準備設立英語專業，后來因為論證沒有通過從而放棄。

　　“有人曾經建議香港科技大學開設英語專業，經過專業論證后，認為英語不能成為一個專業，當時學校的很多教師也希望開設這個專業，因為開了英語專業后，評職稱對教師有利，但是學術委員會討論后決定不開了，這個決定是由專業資深的教授作出的。”儲朝暉說。

　　教授和學生的論文需要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時，一個問題就是文字的問題，但是當時香港科技大學的做法是，如果達不到文字上的要求，寧可找一些人對語言上進行訓練，也沒有開設英語系。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當時開設了英語系，也可能很火爆，但是專業論證后的結論是英語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這個學校的設置方向主要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方面。”儲朝暉說。

　　“所以要改變高校管理體制才能管到根子上，高校要了解社會需求和學生需求，然后在這個基礎上調整自己，才能夠滿足社會需要。”儲朝暉說。

　　“通過專業設計和專業的教學過程中更加地專業化，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通過行政手段來增加或減少專業，這種方式不能形成一個有序的方向。”儲朝暉表示。（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