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瘋狂的貪欲中沉淪

　　最近，內蒙古自治區紀委通報了3名廳局級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3名落馬官員分別是原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長薄連根，原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法制辦主任武志忠，原呼倫貝爾市副市長金昭。他們都曾是努力上進、春風得意的“好干部”，但隨著權勢的增大，在利益誘惑下漸漸迷失信仰，走向貪腐深淵不能自拔。最終，他們濫用權力瘋狂建立的“財富帝國”在黨紀國法前轟然倒塌。

　　靠山吃山，“經營”權力

　　半月談記者梳理盤點3位官員的案卷發現，他們都是“靠山吃山”，政商“親密”勾兌，企圖通過商業化的洗錢方式打造個人的“財富帝國”。

　　長期主管城建工作的薄連根看好房地產，便處心積慮地做起了自己的房產生意，對請托人送予的房屋來者不拒。他一方面向求他辦事的老板們收受索取房產，另一方面用受賄所得的贓款分別在北京、天津、珠海購買了房產。除了善于以房謀取私利外，他還熱衷于投資項目、收藏珍品、放貸獲利。

　　武志忠則是明目張膽地利用職權為家人經商辦企業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在武志忠的家庭結構中，他是官，妻兒是商，官商結合畫下一幅武家的財富地圖。這些年，他的家人開辦經營了房地產開發、煤炭運銷等多家公司，獲利頗豐。尤其是在他任職自治區法制辦主任期間，其兒媳迅速成立了家族共同斂財洗錢的機構——內蒙古典章法學和社會學研究院，多次把公款洗進了私人腰包。

　　和薄連根、武志忠一樣，金昭也深諳經營之道。呼倫貝爾市近年來發展較快，金昭把地區的發展機遇和組織賦予他的權力當作斂財的條件和工具，指令其妻子投資合伙經營木材生意，然后通過手中的權力把“看好的”生意合伙人扶植成大老板。

　　房門鑰匙裝滿一提包，家產折算工薪達300多年

　　貪婪的閘門一旦打開就如洪水泛濫，隨著職位的升遷，3人變本加厲、愈加瘋狂。薄連根從剛開始只敢收三五萬元到后來的上百萬元，甚至一次收受880萬元，到最后，不論行賄人身份如何，均“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2007年至2010年，內蒙古某房地產開發公司承建了3個經濟適用房項目，公司董事長白某某找薄連根簽批上述工程項目的相關文件。薄連根在文件上簽批“同意該項目先開工，后補辦手續。”白某某則“知恩圖報”地對薄連根許諾：“領導這幾年沒少支持我的項目，您放心，我給您準備個千八百萬，等您退休之后，不用愁吃愁喝了。”薄連根則回應道：“好啊，這樣我也就老有所養了。”

　　既然開發商這樣說，薄連根就絲毫不客氣。2010年4月的一天，薄連根給白某某打電話，以“緊急用錢”為由，讓白某某先拿200萬元。白某某沒想到薄連根來真的，而且是獅子大開口，張嘴就是200萬元，不給怕得罪薄，全給又舍不得，便打了個折扣給了100萬元。然而，就因為這個“打折扣”，薄連根隨后在飯桌上訓誡白某某：“你這個人說得比做得好!”

　　在收受房產方面，薄連根幾乎到了“毫不挑食”的地步——位置不好他不嫌棄，辦不了房本他也不嫌棄，連經濟適用房也不放過，動輒一次就收受3套。據專案組統計，2004年1月至2013年2月，薄連根通過受賄和主動索要，收受的財物折合人民幣3957萬余元，連他自己也“感到非常震驚，不知不覺中收了巨額的錢財”。

　　武志忠同樣瞄準了房地產業的高額利潤。經專案組查證，武志忠以其家人的名義在國內擁有房產33處，在加拿大擁有房產1處，其中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商業住房29處，在清查財產時，僅房門鑰匙就裝了滿滿一提包。

　　光是打開武志忠在北京、呼和浩特的幾處儲藏室便會令人瞠目結舌：成捆的現鈔、金條、銀條、各種珍藏字畫、手表等琳瑯滿目，數量竟高達2000多件，專家估計價值高達927萬元。檢察機關扣押武志忠個人家產價值人民幣4000多萬元，經測算，以武志忠當時的工資收入計算，掙到這筆錢需要300多年。

　　貪婪和腐化相伴相生。武志忠逐漸變得意志力衰退、生活奢靡。據他自己交代，有一次他和妻子入住北京某高檔酒店，在酒店一樓禮品店內，妻子看中一些首飾，武當即包下這個柜臺里的全部首飾，其中僅一串珊瑚佛珠就價值18萬余元。

　　金昭同樣暴露貪婪的本性。2010年6月，得知金昭女兒準備購置一輛轎車的消息后，王某某慷慨解囊，送去幾萬元的購車費。2012年12月，金昭與申某某一同前往香港參加中小企業博覽會，其間，申某某應金昭的要求陪同逛商場，金昭對一條白金項鏈愛不釋手，申某某心領神會，當場將價值6.28萬元的項鏈買下送給了他。

　　猖狂無度，目空一切

　　貪欲泛濫的背后，則是極度的官僚特權思想作祟。3位廳官認為自己位高權重就應該說了算、定了辦，把專橫跋扈、剛愎自用、個人專斷當作“敢擔當、有魄力”的表現，把大包大攬、輕率表態、膽大妄為看成是有能力的象征。

　　薄連根在他分管范圍內，每次研究問題，不管大事小情都不允許有反對意見，對于不同的聲音，輕則訓斥，重則痛罵，有時甚至直接把異議者趕出會場。市政工程招標確定承建方等都要由他來拍板，一切程序制度、監督制約在他那里都是擺設。久而久之，“有事直接找薄市長，他說了算”便成了他分管領域里一條不成文的規定。

　　武志忠的盛氣凌人、專橫跋扈在當地司法系統是出了名的。他常常以個人好惡來行事決斷，只要是他決定的事情就必須辦到。武志忠常放言：“我是自治區法制辦黨組書記、主任，我就可以代表組織，我的決定就等同于組織決策。”在武志忠拿公款幫助妻子搞房地產開發時就有人提醒他“這事得經過自治區政府批準”。武志忠則說：“我是誰?我是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我就能代表政府。”正是這種霸氣十足、獨斷專行、老子天下第一的官僚作風讓其更加有恃無恐，視法紀如兒戲。

　　金昭在擔任副市長之后，也把黨紀國法丟在了一邊，或是插手行政部門執法，或干擾稅務部門正常的稅務稽查，或干預組織部門的人事任免。在金昭的眼里，一切組織紀律、政策法律都比不過其手中的權力。

　　信仰一旦迷失，貪腐猶如“吃鴉片”

　　堅定的信仰始終是黨員干部抵御各種誘惑的決定性因素。遺憾的是，這3名曾經的“好干部”信仰早就坍塌，甚至不信馬列信風水，不問蒼生問鬼神。一位資深紀檢干部指出，他們心中早已沒有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深陷貪欲、縱情聲色就如同吸食了精神鴉片而無法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