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什么“油水”，往往是對村官的刻板印象。村官職位層級低，往往被視為“小官”。不過，近期北京被查處的小官中不少就是富得流油的“土豪”。

　　“土豪”不僅是指當地土生土長的村官，更重要的是他們以土地“發家致富”。專家分析土地已經成為村官腐敗的重災區。

　　7月9日，中央巡視組在向北京市反饋巡視結果時指出，北京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各層級干部中都存在腐敗現象，鄉村干部腐敗問題凸顯，“小官巨腐”問題嚴重。

　　經濟觀察報記者通過梳理公開報道發現，在經濟發達的城鄉接合部，村干部腐敗多集中在征地拆遷、企業改制等方面。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腐敗則多發生在截留國家下撥款物、私分集體資產上。“小官巨腐”主要打擊的就是前一類土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村干部腐敗被大家理解為吃拿卡要，而且‘權小位輕’，人們并不將其與違法犯罪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如此寬容心理遮蔽了村干部腐敗背后潛藏的巨大社會危害。”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說。

　　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常務理事、中國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曹國英表示：村官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群體，這個群體里頭應該說也有很多德才兼備的優秀分子，但是也是一個腐敗高發的群體。

　　措辭背后

　　3月31日至5月30日，中央第二巡視組對北京市進行了巡視。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徐光春在向北京市領導班子反饋時指出，北京市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方面，形勢依然嚴峻，在各層級干部中存在腐敗現象，國有企業、工程建設、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部門和領域的腐敗案件相對集中，鄉村干部腐敗問題凸顯，“小官巨腐”問題嚴重，征地拆遷問題較多，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不夠到位。

　　早在去年第一輪巡視中，巡視組就指出了湖北省“一些基層單位和農村干部腐敗問題呈上升趨勢”，在此次與北京同一時間收到反饋的天津，也被提醒“農村基層腐敗不容輕視”。不過，針對北京的措辭更為嚴厲，自十八大以來的四輪巡視，這是官方首次提及“小官巨腐”一詞。

　　針對北京村官貪腐問題在近年的媒體報道中也有體現。2013年國慶，北京市朝陽區來廣營鄉清河營村村委會副主任馬林祥為兒子連擺三天婚宴，其中一天的婚禮場所為國家會議中心宴會大廳，三天花費在160萬元以上。此后，馬林祥被罷免村委會副主任職務。

　　2009年7月至10月，原北京朝陽區孫河鄉康營村委會委員梁達伙同他人騙取政府拆遷補償款高達1億余元，案件可謂轟動一時。

　　2009年至2011年6月，北京懷柔區廟城鎮桃山村原村主任常勇伙同張雪松在其承包的桃山村土地上，違法建設“桃源居”別墅群，后二人虛構出售房屋是村委會組織開發的集體項目等事實，冒用桃山村村民委員會的名義，與李某等24名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詐騙購房款1100余萬元。而據媒體報道常勇一個月的工資僅有3000元。

　　2007年，在六環拆遷過程中，豐臺區怪村中心村黨總支書記郭文、沙鍋村副村長榮軍與評估公司經理相勾結，通過偽造《拆遷款補償協議》的方式，共貪污國家拆遷補償款近千萬元。

　　事實上，在村干部腐敗案中，村干部相互勾結、共同作案的情形并不鮮見。懷柔區人民檢察院的一位檢察官發現，農村村官職務犯罪由個體腐敗走向群體腐敗。“隨著國家制度的不斷完善，個體腐敗的空間越來越小。一個人必須打通上下好幾個環節，才能夠實現他貪腐的目的。”

　　一位曾經在大興區檢察院工作的檢察官介紹，因“村官”腐敗引發的群眾上訪占到較大比重。“僅僅從2004年到2006年兩年時間，大興區檢察院共受理舉報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線索18件。”

　　早在200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公布：三年來21件“小官員大腐敗案”已超過該院所審理的一審職務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額高達3.4億元。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董磊明分析，北京等大城市的基層腐敗之所以嚴峻，從村集體資源狀況這個角度看，一些城郊村或者資源很豐富的地方，腐敗發生額度往往會大一點、發生多一點。一是因為資源總量大；另一個是因為這些地方社會分層拉的很大，一般老百姓和村干部落差比較大，老百姓很難制衡這些“土豪”。

　　不過，村官腐敗問題在全國各地都并不少見。據悉僅2008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涉農職務犯罪11712人，其中涉嫌貪污賄賂犯罪9496人，瀆職侵權犯罪2216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4968人，占42.4%，其中村黨組織書記1739人，村委會主任1111人；其他人員645人，占5.5％。

　　土地是重災區

　　通過梳理近年來的公開報道與案例顯示，征地拆遷、村集體資產處理、宅基地審批等是北京城郊農村村干部腐敗的高發領域。

　　懷柔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偵查處處長任會東曾向媒體表示，在該院近幾年查辦的農村村官職務犯罪案件當中，專項資金管理領域、工程建設領域為該地區職務犯罪案件的多發領域。“而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官員受賄呈現上升趨勢，貪污犯罪案件則逐年下降。”他說。

　　曹國英將村官腐敗發生的領域和形式分為四類：在集體土地征用拆遷過程中，以權謀私，收受賄賂；集體土地開發利用等集體資源、資產、資金管理運用過程中，徇私舞弊、非法獲利；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過程當中弄虛作假、損公肥私；農村低保戶確認、救災救濟等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出現吃拿卡要、虛報截留的現象。“就當前看發生面大、額度比較大，社會很關注的大部分是與土地相關的，這是村官腐敗的重災區。”曹國英說。

　　一般當地征地拆遷都是由政府主導，一些村干部個人或家族經濟實力雄厚，自己扮演開發商角色或與開發商勾結，依靠陰陽合同，或是偽造村民代表通過的補償協議等文件，低價征收、高價賣出，從中賺取高額的利潤。“我們村的地，賣給了開發商，一畝地賣10萬塊，村民們明顯覺得價格賣低了。”北京懷柔的一位村官李黎介紹。

　　李黎還發現，村里的房子都只有宅基地證而無房產證，宅基地證上對于房產建筑面積、層數等都無登記。村干部說房子違章就違章了。而在拆遷項目之前，又會有人從村干部渠道提前獲知，從而多蓋房、憑空虛構面積等。在李黎所在村，不少村民反映村干部在村里橫行霸道，為自家親戚謀福利房。

　　上述大興區檢察院原檢察官介紹，村官職務犯罪的手段多數仍是弄虛作假，但其間所經歷的過程則要復雜的多，查處起來有一定的難度。比如，大興區某鎮某村黨支部書記伙同他人，隱瞞土地使用轉讓實際價款，以低于實際價款簽訂土地使用權轉讓協議的手段，將部分土地出租款隱匿。這其中經歷了將土地從原承租人處收回、與新租戶洽商土地租價、與人合謀簽訂虛假協議、套取土地租金等若干環節。

　　這些案件中的涉案人員，大多有較長的任職時間，時間最長的已達數十年。李黎介紹，這些村支書在剛上任的時候還是很淳樸的，經常是自己扛著酒下鄉吃飯，又把酒瓶子拉回來賣，后來長期公款吃喝胖得連飛機經濟艙都坐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