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扛得住調整

　　——訪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

　　時間來到七月，2014年中國經濟“上半場”的成績大局已定。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呈現哪些特點？正處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和改革攻堅“三期”交匯特殊階段的中國經濟，將如何面對來自各方的挑戰？帶著這些問題，半月談記者采訪了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

　　記者：上半年中國經濟面臨比較大的下行壓力，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

　　范劍平：對于今年以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很多分析認為是因為中國到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和改革攻堅“三期”疊加的階段。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短期波動是由需求，也就是投資、消費、外貿波動引起的。

　　外貿方面，工業企業出口產品交貨值前5個月累計增長4.9%，增幅和去年同期大體相當，說明外貿不是引起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因素。消費的情況也比較平穩，前5個月12.1%的增幅與百姓收入水平基本相符。消費主要是結構變化，如前5個月限額以上單位網上零售額增長53.2%，讓實體商店的日子很不好過。

　　三大需求中變化最明顯的是投資。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中，房地產約占23%，基礎建設投資約占25%，其余是一、二、三產業的產能投資。產能投資增幅與去年相比變化不大，基建投資今年1至5月也有25%的增長。因此，今年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房地產投資和房地產相關產業調整所帶來的影響。

　　記者：您怎么看當前房地產行業的調整？樓市會不會出現崩盤？

　　范劍平：我認為房地產行業現在調整是好事，中國經濟早晚要過這一關，調整越晚風險越大。前幾年房地產市場屬于過熱，吸收了過多社會資本。在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關鍵時刻，資金卻跑了，不愿意進行技術研發投入，這對經濟發展后勁非常不利。

　　至于房地產調整會不會引發崩盤，我認為不必有這個擔心。所謂房地產崩盤，是銷量和價格都長時間下跌，換句話說，就是無論怎么降價都沒人買房。日本、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出現過這種情況，但都是在人口城鎮化率超過70%以后；而中國去年的城鎮化率只有53%，仍然處于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對住房的剛需巨大，從這一方面講，崩盤的可能性很小。

　　另一方面，從當前房地產調整幅度來看，實際上也是非常有限的。雖然當前出現了土地購置面積和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負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的情況，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去年同期房地產市場非理性繁榮造成的，相對于2012年，今年各項數據還是有大幅增長。所以我總的判斷是，這一輪房地產調整的幅度不會太大，但時間可能較長，會持續兩三年左右。

　　記者：如果房地產需要兩到三年時間調整，那么中國經濟能不能頂住這種壓力？

　　范劍平：我認為沒問題。所謂壓力，首先是就業。房地產產業鏈長、涉及面廣，因此就業可能會面臨一些壓力。但這不會改變目前勞動力供求平衡、局部供不應求的基本形勢。

　　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7.4%，新增就業崗位344萬個，按照這一速度，今年新增就業崗位有望達到1300萬個，遠遠超過年度目標。我們看到，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經濟結構中服務業比重上升，相同增速下吸納的就業更多，所以就業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其次，房地產調整不會引發金融危機。我國房地產貸款沒有證券化，金融衍生品很少，房價一定程度的變化不會引發連鎖反應。另外，我國銀行與房地產相關的貸款只占總貸款的38%，而且由于銀行的強勢地位，土地和房屋抵押在銀行時估價往往較低，這也無形中降低了銀行的風險。

　　第三，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很高的儲蓄率，也有巨大的投資空間，可以通過加大保障房、地下管網等其他領域的投資，彌補房地產投資下滑帶來的影響。

　　記者：最近一段時間，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如何把握其重點和特點？

　　范劍平：今年宏觀調控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真正把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結合起來。首先，把穩增長與促改革相結合，比如政府放松管制，取消和下放審批權，為企業減負減稅等。其次，把穩增長與調結構相結合。

　　雖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但政府執行節能減排、推動淘汰落后產能毫不含糊，河北、山東、內蒙古等省區都是由于這個原因，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同時政府有針對性地出臺政策鼓勵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支持生產型服務業發展等。

　　三是把穩增長與惠民生相結合，比如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等。未來我國還可能成立住房銀行，由中央統一為保障房建設搭建融資平臺，讓保障房建設不再受土地出讓金變化的影響。

　　記者：這一輪穩增長舉措也涉及很多投資項目，如何避免以往各地投資一哄而上帶來的不良效果？

　　范劍平：投資需要注意的是選準方向。這一次政府主要集中對基礎設施的薄弱環節和民生領域進行投資，而不是產能投資。從中央到地方，也比較注意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不直接干預具體項目的建設。同時，借助反腐的高壓，投資的跑冒滴漏也會少很多。

　　更重要的是，此前地方政府之所以一哄而上搞投資，是因為其預算軟約束的制度性問題沒解決。地方政府拿銀行的錢去投資，做好了是政績，失敗了也沒有相應懲罰。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永遠都處于投資饑渴、資金饑渴的狀態。

　　這一問題必須通過財稅體制改革來解決，現在已經開始試點地方債自發自還，預算法也在修改，未來應該更加規范，明確地方政府債務誰借的誰負責，而且是終身負責。地方政府不亂借錢，投資的效果和方向也就有了保障。

　　記者：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怎么理解新常態？

　　范劍平：我的理解就是，不要再幻想過去10%以上的經濟高速增長了。我國從1978年到2007年，經歷了整整30年的高速增長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開始換擋，進入7%到8%的中高速經濟增長階段。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經濟增速由經濟結構決定。從需求結構講，投資主導型國家經濟增速一定比消費主導型國家快。雖然到2020年前，我國的高儲蓄率能確保我國仍然是一個投資主導型國家，但畢竟已進入一個過渡階段。從產業結構看，制造業為主的國家經濟增速一定高于服務業為主的國家。

　　目前，我國沿海地區制造業生存困境加大，但由于我國國土面積廣闊，發展很不平衡，所以制造業可以轉移到中西部，仍然留在國內。未來十到二十年，我國將同時是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這決定了我國經濟一定程度內的降速，同時又能保持在中高速擋位。

　　除了增速之外，新常態也意味著更多新變化。比如過去所有行業都是正增長，而進入一個新階段之后，我相信有些行業會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我們需要適應這種變化，同時政策上也要跟上這種變化。（記者 高遠至 鄭明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