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里弄新地圖”-1949。

　　　　上海圖書館工作人員整理老地圖。

　　“再也不買了，再也不買了。”年近八旬的山下和正老人漫步在東京的舊書店，一邊嘟囔著“不買了”，一邊還是緩緩地掏出錢包。年近八十的山下和正，在1970年代是知名度不輸安藤忠雄的東京大建筑設計師，如今，老人家卻擺弄起了小東西——在設計燈具之余，把玩著上萬張古舊地圖。年輕時，建筑設計師山下和正名聲在外，現在，他的朋友們只知道他嗜圖如命。最近，老人又收購到一張舊上海地圖，為他自己10700多種舊地圖的收藏再添一品。

　　由于不久前進行了心臟搭橋手術，老人沒能登上前來上海的班機。原本，受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邀約，他應該前來上海，參加“人類記憶與文明變遷——滬、港、澳記憶工程”會議。雖然不能前來，山下和正還是通過電子郵件，給鐘翀發來了許多資料，包括幾張孤本地圖的掃描文件。鐘翀是上師大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在“記憶工程”會議期間，他展示了從1504年到1949年，上海各個時期的地圖。他透露，一本《上海城市地圖集成(1504-1949年)》即將出版。

　　從五條巷子到龐大都市

　　坐在鐘翀13樓的辦公室里，能看到窗外的上海南站。高架上車流滾滾，舒同體的“上海南”字樣依稀可辨。鐘翀打開平板電腦給記者看古地圖。明弘治十七年，也就是1504年的《上海縣地理圖》是木刻棉紙墨印的。地圖的中央偏上位置，城隍、館驛以南，繪有上海縣衙的方位，標有“上海縣”字樣，清晰可辨。

　　兩個“上海”，一個空間。五百年來的過往，似乎時間都藏在這兒了呢。

　　從這張得自寧波天一閣的古地圖開始，到1949年4月上海輿地學社再版的《上海市街道圖》，《上海城市地圖集成(1504-1949年)》精選收錄了300多張上海古舊地圖，時間跨度近450年。數百年的變遷，每一張地圖里，都隱藏著故事。當時間與空間交會在棉紙、連史紙或者其他故紙之上，哪怕從平板電腦上觀瞧，無論木刻、石印或者膠印的版本，都映照著歲月深處的過往……

　　仔細查看，地圖上的城隍、館驛、都察院、新涇巡司，乃至浦東的長人鄉云云，今日里都還依稀找得到具體方位。而圖上清晰地顯示出，寶山的位置位于黃浦的東岸，黃浦當時匯入吳淞江，吳淞江的盡頭是吳淞口。這張地圖繪于“黃浦奪淞”之前，作為吳淞江支流的黃浦，在名號上也與諸多吳淞江支流相同——稱作“浦”，而不能稱作“江”。

　　“北至蘇州府嘉定縣界十八里，南至華亭縣界十七里，西至華亭縣界一百一十里，東至大海五十里。”1504年《上海縣地理圖》四邊有如此標注。如今，當年的嘉定縣、華亭縣等地界，早已先后歸并到上海的行政區劃。“明弘治年間上海縣域的范圍大致為北起吳淞江，也就是如今的蘇州河北面；南至南匯嘴中后千戶所，也就是如今的浦東惠南鎮，以及現在的閔行華涇、青浦北竿山鎮、唐行一線；西起淀山湖；東及海濱。”鐘翀說道。

　　今天的上海，包含16個區，1個崇明縣，面積6340.5平方公里。有未經證實的說法是，上海共有馬路兩千多條，這個數字，在500年前難以想象。

　　1504年，也就是明弘治十七年的《上海志》，僅僅記載了城內的5條道路。時隔20年之后的嘉靖三年，《上海縣市圖》中，已經可以看到大量道路的存在。此圖中描繪的穿心河、運糧浜等支河的狀況，均為后世文獻失考。《上海縣市圖》，為現在的人們了解筑城前上海城市的水系面貌，提供了珍貴的記錄。

　　“有圖有真相。”鐘翀為記者打開1524年的地圖，說道，“從1524年的《上海縣市圖》，我們可以看到筑城之前上海城市的基本布局，當時縣市內的多數街巷可與近現代上海老城廂內的道路對應起來，城內主干線的分布網絡已經形成。有了這張圖，我們可以運用城墻拆除、填浜筑路之前的大比例尺近代上海實測地圖來作為底圖，兩相比照，從而繪制精確的早期上海歷史復原地圖。”

　　作家王安憶的小說《天香》，開篇就寫到了上海嘉靖筑城的光景。而根據1524年也就是嘉靖三年以及之后年代的地圖，嘉靖筑城對上海變遷的影響，也就有切實的線索可以依循。

　　按照科學劃分，這些近代以前未經精確測繪而畫就的古地圖，被稱為古輿圖。朝代幾經更替，輿圖幾經換稿。

　　“前近代以來，江南地區綻放出華麗的市鎮文化，在此過程中，縣城無疑起到了地方經濟的中心樞紐功能，不過，由于史料的限制，我們對此類縣市歷史形態的演化缺乏足夠的了解。如果能夠繪制出復原地圖，就能揭示中古以來江南水鄉縣市的演化規律。”鐘翀對《新民周刊》記者如是說。

　　地圖會說話

　　上海開埠之后，租界紛紛劃定。然而，根據鐘翀的研究結果，從1845年到1855年，西人在上海的地圖繪制，尚未全面展開。這一時期，外邦所制上海地圖，留存至今的以英、法、美三國的外務機構繪制的為多，如法國外務部已公開的《上海城市(城廂北部)與港口平面圖(1843年8月23日)》、《法租界圖(1851-1853)》等，并且這些圖都系粗略繪圖，沒有經過實測。

　　直到18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小刀會、太平天國等的興起，兵禍連連，蘇、浙等地居民大量涌入上海，同時內外資本進入，導致城市急劇擴張，運用西方實測技術的近代城市平面圖在此際應運而生。

　　在一幅繪制于1849年的《Map of Shanghae》(上海地圖)上，記者看到當時英租界中還有許多縱橫交錯的小河浜，十幾幢英美建筑主要聚集在第一跑馬場以東，租界北面的蘇州河上甚至還沒有橋梁。

　　“1850年前后，英國僑民霍格、吉勃等5人組織跑馬總會，在現南京東路、河南中路交界，以每畝不足10兩銀子的價格‘永租’土地81年，開辟了近代中國第一個跑馬場。此時距上海開埠還不到10年。當時跑馬場跑道直徑小，騎手經常把馬騎到外面的泥石路上，時人把這些路稱作馬路。這便是后人稱城市街道為馬路的緣由。” 朱爭平的文章《老上海的跑馬場》曾如此寫道。

　　“租界開辟初期，蘇州河兩岸變化相當緩慢，但到咸豐同治年間，卻迎來了發展的契機。由于戰亂，大量附近省份的居民涌入上海。地處蘇州河南的英租界迅速擴展開來，這時在蘇州河口已經出現了第一座橋梁——威爾斯橋。到1873年，蘇州河上已有三座橋梁，市域正在往北、往西推進。”翻閱一幅幅地圖，鐘翀引記者探尋到上海開埠之初的歲月。

　　從地圖上顯示出，上海后來還出現過兩個大型的賽馬場。一個位于如今浙江中路南京路，當年占地170畝，謂之“第二跑馬場”；另一個，則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跑馬廳，占地400畝，位于如今的人民公園、人民廣場一帶。

　　從當年跑馬場一而再再而三的拆遷，也能看出市場的作用。第一跑馬場從1851年開始娛樂性賽馬，前后共賽了7次。后來因為地價飛漲，跑馬總會于1854年高價售出第一跑馬場的土地，用出售換來的銀子到偏遠一點兒的地方造第二個跑馬場。相當氣派豪華的第二跑馬場僅使用了7年左右，于1861年前后又被高價出售。1862年，跑馬總會在英國駐滬領事的支持下，又占地400多畝辟筑第三跑馬場。如此炒地皮的手段，在無言的地圖上都留下了痕跡，也記錄了上海城市化的進程。

　　同樣，通過繪于1901年的《重修上海縣城廂推廣租界地理全圖》(日本東洋文庫藏)，可以看到1899年英美租界正式更名為“上海國際公共租界”后，上海租界及上海縣城的全貌。將1910年初版的《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圖》與其民國初年的再版圖對照，則可以看出1912年到1914年間的上海老城廂城墻拆除，以及20世紀初的大規模“填浜筑路”等引起的變化。

　　與快速變化的階段不同，有些時間段，一些區域在地圖上的變化并不大。鐘翀向《新民周刊》記者感慨：“我們看1949年的地圖，其蘇州河區域的道路網與街區格局，與如今對比，并沒有太大的差別。這反映了這一地區的城市化已經成熟。在一個多世紀的時光中，重新構筑的近現代都市肌理，以其旺盛的侵潤性和生命力，快速蠶食著蘇州河兩岸的古老田園，使它自身成為我國近代工業化和都市化的象征。”

　　翻檢鐘翀手頭的古舊地圖影像，能發現日本人所繪居多。鐘翀告訴記者：“《清國上海全圖》是最早由日本人所繪的上海地圖。在1873年，登記在冊的居住于上海的日本人，只有十多人，他們卻開始繪制地圖。自此之后，日本人繪制的上海地圖，其數量之巨，種類之多，居海外諸國之首。”

　　作為曾在日本留學多年的學者，鐘翀認為，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介入最深，而中國許多方面也在學習日本。他舉例說：“商務印書館早期的地圖等，要拿到日本去印。商務印書館早期甚至曾吸收日資，以改進印刷。由商務印書館印制的《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全圖》的出版，標志著精確的大比例尺實測上海城市地圖開始登上舞臺。”

　　一份1918年3月由日本堂書店出版的《最近實測上海地圖》，則是日本人繪制上海地圖中的一張怪異作品——它不是有規則的四邊形，而是呈不規則的十二邊形。原來，這一標注著日本年號“大正七年”的上海地圖，于三月三日印刷，三月十日發行。在測繪之初，沒有收錄淞滬鐵路沿線諸如橫浜橋，南市以南諸如法國自來水廠、高昌廟等地。由于城市發展迅速，等地圖即將出版上市之前，日本堂書店將虹口、滬南的相關內容補充進來，印刷了兩個矩形補充到大圖上，按比例粘貼在一起，就成了上市時的奇怪模樣了。由于比例尺的關系，龍華寺甚至標注到了地圖邊框以外。此圖當時的定價是“五十仙”，“仙”相當于分幣單位。

　　得來還要費功夫

　　不管是古輿圖，還是通過科學測繪手段繪制的近代地圖，在市場上早已是升值潛力巨大的投資品。

　　今年5月3日，在杭州2014年西泠春拍上，一批中文發音標注釣魚島的西方古地圖，就以36.8萬元成功拍賣。去年6月，一幅明代的《蒙古山水地圖》亮相北京保利春拍，當時的估價是8000萬元。然而，在研究者眼里，更重要的是，古舊地圖是重要的人類記憶，其不僅有收藏升值的價值，更記錄了一地之地理變遷、歷史發展與地域文化的基礎史料，而且其所顯示的史地元素與人文信息，乃至測繪科技、印刷文化等豐富內涵，也大量輻射到其他相關學科領域。

　　日本歷史地理學者小島泰雄甚至說：“倘若單純著眼于測繪技術，而忽略了古舊地圖的近代要素與文化內涵，如從木刻到石印這樣的近代印刷革命、測繪者與民眾對測量與制圖正確性的認識及審美觀的變化、地圖販賣與使用的普及和大眾化等現象，則不能深刻理解近代地圖的變遷歷程和其獨特魅力。”

　　就具體的實例來說，在鐘翀的論文《近代上海早期城市地圖譜系研究》中，解析了上海“老城廂”一詞的由來。從地圖上看，“‘城廂’一詞的使用是晚清民初上海城市地圖的一大特征，比如1910年版《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圖》。此前的上海地圖，大多使用強調行政性質的‘縣城’等詞。隨著1914年城墻的拆除，‘城廂’一詞也從上海地圖上淡出。”因為蘇杭等地，在同期的城市地圖中也出現過類似的狀況，所以鐘翀認為，“城廂”一詞，可作為判別地圖制作年代的標志，也是江南城市從行政、軍事職能為主的圍郭都市，到近代產業化經濟都市的濃縮符號。

　　有斷代，也有傳承。從現今的地圖形態中，也能看到當年的影子。1919年以后，開始流行折疊的便攜式上海地圖。抗戰勝利以后，上海地圖更加向小型化、折疊圖冊型發展。該種圖式在1949年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我國城市地圖的主流，至今在新華書店新書柜臺，都能找到此等式樣的新版地圖。

　　在《上海城市地圖集成(1504-1949年)》成稿前，鐘翀得到的最后一批地圖，系今年5月上旬從英國方面得來，由當年在上海的水利工程師測繪。去年，鐘翀得到消息說對方藏有一些地圖，就通過上海書畫出版社與之取得了聯系。不巧遇到斯諾登事件，已經開始接洽的雙方，關系剎那降至冰點。鐘翀發過去的電子郵件，全部被返回來。“直到最近，通過反復溝通，對方才相信我們是在搞學術研究，于是發來了地圖的電子文檔。”

　　“在日本，許多人拿著老地圖到城市中玩，去尋找城市的變化。”鐘翀說，“我有一次去德國，在科隆的一處建筑里，女主人同我講：‘這個房子，威廉一世曾經來過這里，喝了一杯紅茶。’”某處故舊已經幾番興廢，早不是當年模樣，老地圖就能更多的起到一種憑欄懷古的作用。

　　鐘翀提到，日本許多藏家遇到了一個大問題——地圖收藏后繼無人。“別說幾張古地圖，就是敦煌手卷都能買到。”鐘翀說，“日本一些藏家，一屋子東西。兒子不繼承，藏家快要過世時，許多舊書店都會盯上藏品。”

　　現存首張大比例尺實測上海城市圖

　　在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等處所藏的《洋涇浜北外國人居留地土地規劃圖》。按圖上英文說明，此圖系1855年5月由當時的工部局英國工程師F.B.Youel測繪的城市規劃圖，是一幅比例尺為1：2640的精確實測地圖。

　　上海城市地圖進化譜系

　　上海的城市地圖按時代先后可分：地方志繪圖、近代早期外國制城市平面圖【city plan】、《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系圖、《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全圖》系圖、《袖珍上海新地圖》系圖、《最新測繪大上海新地圖》系圖、《上海新地圖》系圖這樣7類。（記者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