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目標為什么落實這么難？

　　2014年以來，京津冀等地在大氣污染防治等環境治理領域力度空前。以經濟手段促進治污減排，大幅提升排污收費標準等措施，已在北京逐步實施。記者采訪的有關專家表示，我國治霾總體思路明確，但仍存在落實不力的隱憂，治理工作任重道遠。

　　治理難度超歐美

　　中科院“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等專家指出，發達國家大氣污染呈現明顯“階段性特征”，即工業排放、城鎮化與機動車文明相繼發展，而我國則是三者幾十年內同時展開，此間產生了大量污染疊加，這種復合型污染治理難度要超過西方國家。

　　此種污染在數據上有明顯體現：根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提供的PM2.5組分實時在線監測顯示，有機物、硫酸鹽、硝酸鹽為主要物質。

　　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介紹，硝酸鹽主要來自煤炭和油氣燃燒，機動車排放所占比例非常高；硫酸鹽基本來自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在高濕度空氣下，轉換生成硫酸鹽；有機物來自煤炭、石油類燃燒的不完全燃燒產物，如垃圾焚燒、露天燒烤、生物質燃燒、餐飲油煙、化工生產等。

　　污染復雜性不僅在于其疊加效應，還在于不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之間會發生化學反應，從而進一步加大霧霾產生的可能性。賀泓帶領的科研團隊最近發表的論文稱，復合型污染條件下，整個大氣環境對污染物的容量下降。

　　“對于第二產業僅占兩成的北京而言，機動車污染是‘氮氧化物’的重要來源。”賀泓強調，氮氧化物高濃度共存時，大氣對二氧化硫的容量會急劇下降，這對治理霧霾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

　　落實力度存擔憂

　　賀泓等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國務院“大氣十條”確定的治理思路正確，特別是對京津冀而言，燃煤、機動車、工業排放、揚塵等幾大污染源顯而易見。“沿此思路治理，絕對不錯，但同時存在如何落實的擔憂。”賀泓說。

　　記者調研了解到，排污企業應付檢查、治污產品惡性競爭是制約當前環境治理的“絆腳石”；而深究企業緣何沒有治污積極性，則暴露出治理成本倒掛等深層原因。

　　燃煤煙氣凈化主要是依靠脫硫、脫硝、除塵。一些排污企業為適應“形勢”需要，雖安裝環保設備，平日卻“束之高閣”，管得嚴時才用來應付檢查，存在覆蓋率高、使用率不足的情況。還有企業為節省成本和降低運營費用，不顧環保設備治污效果而盲目追求最低價，或不按設計要求使用設備，“小馬拉大車”造成治污難以達到效果。

　　“劣質煤與好煤，一噸價差一二百元，大電廠一天燒煤1萬噸，一年價差好幾個億，傻瓜才全燒好煤。”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脫硫脫硝委員會副秘書長路光杰說，綜合各項環保費用，不用環保設備的鋼廠一年能省下至少數百萬元，大的鋼廠能省下一兩千萬元。

　　按國家標準，脫硫設備能用大約30年，但實際上很多設備用幾年就得換，性能根本不達標。北京西山新干線除塵脫硫有限公司總經理趙猛說，競標時常碰到“最低價中標”的情況，有時鍋爐機械脫硫裝置價格差3至4倍，有的報價甚至連成本都不夠，導致環保企業惡性低價競爭搶奪市場。

　　此外，燃煤治理領域，還存在“法律不配套，標準不統一”問題。賀泓說，電力所用的燃煤約占燃煤總消耗量的50%，脫硫脫硝除塵基本針對這些燃煤，另有近一半的燃煤在鋼鐵、建材等工業及量大面廣的散用上。

　　“我國電力燃煤排放標準居世界最嚴系列，但其他各行業排放標準參差不齊，如工業鍋爐和窯爐的排放立法遠遠不夠，再如水泥企業盈利微薄，標準稍微加嚴即可引發較大范圍倒閉，減排與經濟利益、就業致富、社會穩定存在博弈。”

　　同樣是燒煤，同樣是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不同行業標準不統一的背后，或許是治理成本和效率不同。路光杰說，小鍋爐與電力行業的脫硫脫硝技術本質一樣，但電站鍋爐很大，一天能燒1萬噸煤，小鍋爐一天至多燒幾十噸煤，同樣的脫硫脫硝，成本差距非常大。

　　路光杰說，電站的脫硫脫硝成本在電廠承受范圍之內，但造價1000萬元的工業鍋爐，配套脫硝1100萬元，配套脫硫除塵再加1100萬元，“2200萬元，一般企業怎么承受！”

　　低效治污亟待改變

　　國家發改委早在2006年6月發布的《關于鋼鐵工業控制總量淘汰落后加快結構調整的通知》指出，“2003年以后新增的煉鋼產能中，經國家發改委、環保總局、國土資源部核準的項目產能不足全部新增產能的20%，絕大部分產能未經核準、環評和科學論證”。

　　曾任國家環保總局污控司司長的王漢臣長期調研全國鋼鐵基地。他坦言，地方環保局的“婆婆”是地方政府，環保部對地方環保局是“指導”，“環保是公認的花錢產業，對于經濟落后地區而言，肚皮都沒照顧好，哪有精力搞環保？”

　　記者走訪華北地區一些縣市了解到，不少縣級財政是“吃飯”財政，前幾年承接“污染”產業，到了如今，環境治理成本沒有著落。“如果不發展經濟，既無法提高財政收入、向上級政府‘交代’，也難以解決群眾就業、提高百姓生活質量。”河北省一位縣級環保部門官員說。

　　業內人士曾預測，2013到2017年，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投資估算合計約1.75萬億，經濟效益預期顯著，提供非農就業崗位逾200萬。

　　然而，規劃并非真實市場需求，一些專業人士對此并不樂觀。“環境任務重，環境風險高，并不意味環保需求大。”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慶丹指出，需求可能是一廂情愿的推算，各級政府和企業有可能在低成本環保投入上徘徊，這種“先隨意上點治污設施”的湊合局面，亟須制度解決。

　　當前各省間存在相似產業的競爭，環境嚴格執法的背后，確實存在“誰嚴格誰倒霉”。低成本治污在許多領域成為首選，環境價格市場非但沒有真正形成，還很扭曲。提及環保服務類企業生存現狀，路光杰說，政府嚴格標準、到位執法，排污企業才會重視，中國環保服務類企業才有飯吃，“否則就是各家環保企業競相壓低價格、壓薄利潤，最終喪失研發動力。”

　　此外，民營企業參與環境治理的市場應用難度也高于技術研發。記者調研采訪的多家環境服務類民營企業主要負責人表示，環境服務類新技術新產品的利用，第一桶金非常困難，許多新技術甚至是“遠走他鄉”，先發展海外市場獲得投資回報。業內人士建議，對于經得起應用檢驗的競爭力強、技術創新型環保企業，應打破政府采購封閉體系，在政府采購、示范推廣等方面優先考慮，使真正的好技術、好產品得到應用推廣。（記者 倪元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