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智庫的建設和發展水平正在逐漸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為影響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經濟秩序持續發生重大變化的“軟實力”。

　　文/金思宇，國資委副巡視員，中國智庫理事會高級研究員。

　　新一輪深化改革推進以來，中央對中國的智庫發展高度重視，對建設高質量智庫充滿期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強調，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

　　可以說，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決策，破解發展難題、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提升國家軟實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決策層期待與現實差距

　　自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中央高層領導就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出了明確指示，為中國智庫的建設使命、目標、任務和自身建設指明了方向。

　　一是把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表述，把智庫發展提高到了國家戰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國智庫發展相對滯后，應發揮更大的作用。既指出差距，又表明發展需求迫切、空間很大；三是提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目標。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智庫發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最后落腳點是為中央的科學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

　　當今，正是中國智庫順改革開放之勢而為的大好時期，中國智庫必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和水平。然而，與時代發展新變化、與黨和國家大局新要求相比，中國智庫發展還相對滯后，與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大國地位和作用相比很不匹配。總體上看，目前中國智庫主要存在五個問題：

　　其一，我國智庫大多以官方、半官方為主，民間智庫數量嚴重不足。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統性體現。

　　其二，智庫工作的獨立性相對缺乏，智庫本身難以平衡體制屬性與政策研究獨立性之間的關系。智庫對決策的影響多處于若即若離狀態，在黨和國家科學、民主決策體系中缺乏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安排。

　　其三，智庫存在人才匱乏、資金不足，資源分散、低水平重復。

　　其四，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剛剛起步，阻礙智庫發育成長的體制機制上的藩籬較多、不活不新。

　　其五，國際智庫機構間交流與合作不夠，政策研究能力和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總體而言，中國智庫戰略謀劃和綜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能力、研究質量和水平有限，研究成果向決策咨詢、社會效益轉化的渠道不夠暢通，效率不高，傳播力、影響力還不大。為此，要在以下方面加快中國智庫的改革創新。

　　以提升國家治理水平為目標

　　要從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高度重視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和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所面臨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前所未有，無論是改革方案還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會利益相關性、復雜性都不亞于以往任何時期，黨中央、國務院對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以及決策正確度的要求越來越高。

　　在這個世界經濟治理格局大變革的時代和我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歷史賦予智庫的使命愈加光榮，任務更為艱巨，責任更加重大。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一系列重要批示，對中國智庫來說，既是發展的新機遇、新環境，同時又是新挑戰、新壓力。

　　因此，探索新型智庫的建設思路，一定要“上層次、開思路、干實事”。要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氣，從更好地服務中央工作大局的角度，敢于思考，敢于創新，積極破解發展難題，努力走出一條符合中心特點和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發展道路。通過建設高質量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力爭為各級黨政組織及各類經濟實體的決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提升國家軟實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以開放高效為建設思路

　　要以更加開放、更有效率的新思維，積極推進“國家新型智庫建設創新工程”建設。

　　一是要從國家層面、社會層面為中國智庫健康發展創造有利的發展環境和政策條件。

　　二是大力發展民間智庫組織，堅持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兩條腿”走路。

　　三是民政部門要創新管理思路，對我國各類智庫進行分類、分級管理，做到“放而不亂，管而不死”。

　　四是中國各類智庫既要遵循決策咨詢工作規律，充分吸收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和創新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增強戰略謀劃能力和綜合研判能力，不斷提高決策咨詢服務水平；又要充分認識我國政治體制和決策機制與西方國家有著明顯差異。

　　五是建設新型智庫要把它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準確把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職責定位。必須遵循世界政策咨詢研究工作的內在規律，符合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特點，符合國情、黨情、社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

　　當前，應該加快研究制定建設中國“一流智庫”中長期發展規劃，爭取用5～10年時間構建起綜合優勢明顯、決策服務能力突出的政策研究體系，形成機制充滿活力、程序嚴格規范的管理體系，建設一批高素質高水平的研究隊伍和國家治理機構的核心智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研究咨詢的權威機構、國際一流智庫。

　　以創新機制為重點

　　要以兼容并包、改革創新的精神，在完善和創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制機制上下功夫。

　　要借鑒國外一流智庫的成熟經驗和有效做法，通過吸收、改制、創新，逐步建立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高效、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國智庫運行新體制新機制。

　　其一，建立高質量完成黨中央國務院交辦研究任務的保障體系。緊緊圍繞中央領導關注的重大問題，從準確把握決策需求、快速組織開展研究、提高成果質量、加強政策建議的及時性和管用性等方面建立完整有力的服務保障程序。積極探索中國智庫的組織形式、運行機制、管理方式的新思路、新途徑、新載體，建立完善適合中國國情而又有別于外國智庫的治理結構和運行模式，著力解決經費來源和管理問題，把機構性支持和課題性支持分開，確保中國智庫運行獨立、規范有效、富有特色、充滿活力和廣泛影響力。

　　其二，完善重大課題選題機制。在做好決策需求分析的基礎上，根據問題導向和趨勢導向相結合、獨立性和包容性相結合的原則，規劃年度重點研究課題。在做好全局性、綜合性、戰略性、長期性重大問題研究的同時，著力加強對當前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外交問題重點難點問題的研究，做到現實性和前瞻性的統一，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統一。同時，要依托講政治、高水平、善宣講的專家隊伍，面向公眾和國際社會解讀國家重大公共政策，著力提高政策解讀的準確性、影響力和社會效果。

　　其三，建立靈活有效的科研組織機制。逐步取消行政級別，實行課題負責人制度。根據課題需要組建跨部門、跨領域、跨所有制課題組，集中優勢力量并有效整合國內外研究資源參與決策咨詢研究，著力提高政策建議對決策的實際應用價值。

　　其四，形成競爭導向的科研評估機制，建立完善激勵約束機制。要提高科研組織、課題評審和業績評價的透明度，強化競爭，提高評審標準和淘汰率。發揮智庫的客觀性和專業性優勢，探索做好經濟社會發展有關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實施效果的第三方評估工作，著力提升評估的規范性、正確性和專業化水平。進一步加強對優秀成果的應用和轉化。

　　以不拘一格組織人才為基石

　　要大力網羅智庫人才，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隊伍和能力建設。

　　一是要營造各類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忠心報國的良好環境，不拘一格降人才、選人才、用人才，進而不斷增強中國智庫的人才吸引力。

　　二是加強決策服務和專業能力建設，打造高層次的政策研究人才隊伍。智庫研究擔負著黨和國家賦予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責任，研究人員必須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樹立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秉持“唯實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價值觀。

　　著力培養戰略思維、全局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學會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如大數據、云計算)和收集各類情報進行定量與定性分析，堅持不唯上、不唯書、不說套話、空話、假話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三是堅持開門辦智庫，在政策研究過程中盡可能吸收政府官員、企業高管、著名專家擔任顧問或課題組成員；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建立顧問委員會、各領域頂尖專家庫、訪問學者研究制度。

　　四是根據服務決策、適度超前、相對獨立的智庫建設要求，不斷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的能力、提出科學可行政策建議的能力、推動政策形成和實施的能力、增強重大政策解讀傳播的能力。各類智庫要自強自立、有聲有為，積極參與決策，正確影響決策。

　　五是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的對外交流平臺，提升統籌利用國內外各類智庫資源和專業人才的能力，更多地與國際著名研究機構、企業等共同合作開展重大項目研究。積極參與國際智庫對話，開展政策對外解讀，廣泛傳播中國的實踐經驗和政策主張，增強在全球主流媒體和國際組織平臺的話語權。

　　按照世界著名智庫美國蘭德公司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的定義：智庫就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卻又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也是一個敢于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于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

　　因此，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主要以專業、客觀、獨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張，幫助決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關政策進行論證、評估。由于社會治理體制、文化傳統、發展階段等原因，西方發達國家的智庫多以政府體制外的社會性智庫為主；而東亞地區一些主要經濟體的政府以“官辦”智庫為主。無論智庫的屬性如何，它們都在當代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與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智庫發展基本情況

　　據有關機構統計，到2013年全球各類比較活躍的智庫已達6826家。美國在二戰前只有布魯金斯學會、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庫，到2013年智庫的數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與其社會治理體制相適應、較為完善的決策咨詢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智庫組織發展較快，尤其是近20年來。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中國的智庫總量約500家，僅次于美國(1800多家)，但智庫的數量和質量及其影響力都有很大的差距。

　　2013年1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組發布《2012年全球智庫年度報告》，對來自182個國家的6603家智庫按照全球與地區、研究領域、特殊成就等類別進行了排名，中國共有6家智庫上榜，而國研中心入選“全球智庫綜合排名”前100名。在“全球官方智庫排名”中，國研中心在入榜的40家智庫中排名第26。

　　對于中國智庫，大致分為四類：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而“全球智庫綜合排名”的前10強智庫，多數是非營利、非政府、無黨派的民間組織。

　　現代智庫四大作用

　　一般而言，研究者認為，現代智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資政輔政。以思想庫和參謀助手的角色，為決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議方案以影響決策，并對有關行動方案和實施效果作出論證、評估，為政策實施向社會作出必要的說明和引導。

　　二是啟迪民智。通過深入廣泛的調研和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以專家學者的角色撰寫文章、出版論著、發表評論、開展研討，對社會公眾進行政策傳播和普及。

　　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體和訴求多元化的環境下，智庫借助其客觀、公正的立場提出政策觀點，為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提供交流平臺。

　　四是聚賢薦才。西方國家的智庫充分發揮人才“旋轉門”作用。政府經常在智庫的研究人員中選拔高級官員，而離任的政府高級官員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進入智庫開展政策研究工作，繼續發揮專長和影響力。官員在政府和智庫之間的角色轉換，進一步密切了政府與智庫的聯系，強化了智庫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

　　國家治理的“戰略思想中心”

　　西方國家政府或政黨提出政綱和各類法案、議案，我國黨和政府的重要會議和文件，通常會與智庫進行深入討論和反復論證，有時直接采用智庫的建議方案。

　　最近，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發布了對亞太11個國家和地區402名“戰略精英”的調查結果，53%的受訪專家認為中國將在未來十年成為在東亞最具統治力的國家，43%選擇美國，56%的人認為中國將成為本國或地區最重要的經濟伙伴。但同時，除中國以外，其他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多數專家都支持美國重返亞洲政策。這就給美國重返亞洲提供了所謂的“重要依據”，因此，美國對華政策“逐漸轉為強硬”。

　　再比如，2013年10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社會公開發布了“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財稅體制改革、大學去行政化等也被寫進了三中全會的《決定》。而這個方案是由國研中心主任李偉和發改委副主任、中財辦主任劉鶴擔綱領銜，是眾多遞交給中央的報告之一。“探索實行官邸制”，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一條新舉措。這是由《中國特色官邸制研究》課題負責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撰寫建議方案，并上報中央予以采納的建議。不難看出，智庫的質量與水平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