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高考，有人頗為看重，也有人將之看扁。

　　這是記者近日在東中西部十多個省市調研采訪時的強烈感受。記者看到，就在不少農村學子苦苦求學，以期高考改變命運之時，越來越多的城市尖子生開始放棄高考，為“洋高考”輾轉反側。

　　在教育領域，這樣的城鄉差別無疑發人深思。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4年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使更多農家子弟有升學機會。

　　分析人士指出，政府的此項指標，為的是不讓農村孩子改變命運的路越走越窄，也為了在教育、招生、就業等各個環節，強者恒強的利益格局不至于固化。

　　“這些消息令大家為之一振。”甘肅省會寧縣教育局紀委書記李永旺告訴記者。

　　李永旺期待，新一輪高考改革能夠考慮中西部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為寒門學子釋放改革“紅利”——促進高等院校向基礎教育薄弱地區傾斜招生計劃，進而提高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教育質量，用制度保障、促進升學機會的公平。

　　農村：“狀元縣”的改革焦慮

　　在過去的30多年里，“高考改變命運”是西部貧困地區一種近乎固執的“信仰”。

　　在高考“狀元縣”甘肅省會寧縣，“學生苦學、教師苦教、家長苦供”曾帶來應試的巨大成功。但在新一輪高考改革即將到來之際，不少會寧人充滿焦慮，他們擔心，像會寧這樣基礎教育依然薄弱、素質教育土壤貧瘠的西部貧困地區，倘若“游戲規則”變更為更加突出素質教育，那么“改革的列車會不會把我們越拋越遠？”

　　43歲的會寧縣元淌村農民賈順忠，飽受頭疼、腰痛折磨，卻舍不得到醫院看病。長子就要高考，還有一兒一女讀書，租房、生活等支出幾乎花光他每年1萬多元的工錢，但妻子王芳咬緊牙關說：“老大是全班前幾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進大學。”

　　在紅軍長征三大主力會師地會寧，像賈順忠夫婦這樣耗盡心血也要托起希望之夢的農民不乏其人。30多年來，會寧58萬老百姓不惜糶糧舉債，供出了11萬本專科學生、5500多名碩士和1100多名博士。

　　不起眼的會寧縣城有三景：一是高聳的會師紀念塔，二是晨昏時分操場上如蝌蚪般密集的讀書學生，三是規模可觀的“陪讀村”——這座縣城最多時會有上萬家長陪讀。

　　但形勢變了。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及就業難度的增加，大學生的含金量不斷降低。有會寧人悲嘆：“辛苦打工十幾年，供出一個打工仔。”

　　盡管也有“不劃算”的感嘆，但對會寧這樣貧困人口多達32萬，環境惡劣、經濟落后的地方來說，除了高考，他們的選擇并不多。

　　會寧縣教育局局長張啟業對記者說：“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但高考已難改變命運。雖然這條路越來越難，越來越窄，但不抓高考更難改變命運。”

　　要抓高考，就不能不直面高考“指揮棒”倡導素質教育、評價多元的變化。

　　而基礎教育不足仍是會寧的現實。記者了解到，目前會寧仍有四成多適齡幼兒與幼兒園、學前班無緣。有66%的農村小學學生不足50人，師資、設施只能維持基本運轉，外語、音樂、體育、美術等專業教師更是緊缺。

　　有會寧人告訴記者，這些年，由于高考“游戲規則”的改變，農村子弟的名校夢似乎更遙遠了。

　　他們表示，經過11年的試點探索，自主招生已經成為“985”、“211”名校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但高成本、高起點的門檻使農村孩子明顯居于不利地位。據統計，11年來，會寧學子僅有6人通過自主招生圓夢名校。

　　2009年，會寧一中學生小張到蘭州參加自主招生。筆試通過的他，竟然放棄了別人求之不得的面試機會。他告訴班主任：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錢去北京面試了，而且農村孩子見識少，表達能力差，普通話都說不好，就是參加了面試，八成也是失敗。

　　會寧二中副校長張斌對“啞巴”人才感慨頗深。他告訴記者，某次，他借北京出差的機會走訪一位引以為豪的學生，結果學生向他傾訴說：“我很苦悶。從本科到碩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實的‘聽眾’。無論是上課討論還是聯歡聚會，我不敢當眾發言，不會唱歌跳舞，只好一言不發。”

　　會寧一些中學校長說，“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本是不少會寧農家中堂必掛的對聯，如今卻像是自諷：農村娃娃從小到大經見最多的，無非是筆與犁。

　　城市：大量尖子生棄考

　　而在城市，越來越多的高中學生和家長“用腳投票”，放棄國內高考，直接申請國外高校。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高中畢業生的留洋隊伍，已不僅僅是原來大家認為的“差等生”，而是有相當多的尖子生加入。

　　廣東實驗中學高一學生胡嵐翔，去年中考獲得728分（總分810分）的高分，但經過與父母慎重考慮，最終選擇并考上該校的國際課程班，立志將來到國外上大學。

　　這種情況在一些有名的高中已經非常突出。

　　復旦附中校長鄭方賢告訴記者：“今年360多名應屆畢業生，超過25%的學生申請海外大學，其中一半去的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中，出國優秀生的比例平均約10%~20%，高的甚至達到30%~40%。如果再加上名校高中的國際課程班，一些名校出國的優秀生比例已經超過50%。

　　廣東實驗中學副校長全漢炎說，今年高三畢業生1100名，其中300多名選擇申請海外大學，其中包括4名成績排在年級前十名的尖子生。

　　杭州外國語學校校長方健文介紹，學校每年400名高中畢業生中，大約1/3選擇上海外大學，這還不包括每年國際班的120名學生。

　　清華附中校長王殿軍說，學校每年400名畢業生中，大約10%選擇上海外大學，其中一些孩子綜合能力十分優秀。比如有一個姓孫的學生，分數在學校不是最高，但能編英語劇本，參加了大量社會活動和社團，被哈佛大學錄走。

　　中國教育在線最新發布的《2014出國留學趨勢報告》顯示，2005~2006學年至2012~2013學年，我國赴美留學人數增長了約三倍，其中研究生留學人數只增加一倍左右，本科及以下是增長的核心。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一項調查顯示，有出國意向的高中生里，排在首位的留學理由是“接受更好的教育”（占67%），其次是“增強職業競爭力”（占38%），理由為“逃離國內升學壓力”的僅占19%。

　　學者認為，從這項調查可以看出，“出國熱”、“國際班”很大程度上并非功利驅使，而是學生和家長理性思考后的更高需求。他們介紹說，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家庭收入達到一定條件，人們就有意愿在世界范圍尋找優質教育，這有一定的規律性，但中國高等教育優質資源的供不應求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滯后加劇了這一趨勢。

　　目前我國高水平大學每年招生100萬左右，僅占招生總量約1/9，學生選擇高校是“吃飽容易吃好難”。與此同時，現有教育和考試模式過于嚴厲和統一，沒有做到因材招考、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等，也使不少學生轉而選擇國外高等教育。

　　此外，死板、固化的基礎教育也形成某種“擠出效應”。武漢七一中學九年級學生家長王麗娜告訴記者：“看著孩子桌上堆得一年比一年高的教輔，做作業到深更半夜，沒有鍛煉、閱讀和娛樂，只是一味忙著那幾本課本，我不停地問自己，這種教育真對孩子成長有益嗎？”

　　王麗娜表示，他們已經開始為孩子籌劃出國讀高中的有關事宜。

　　杭州外國語學校教務處主任倪江說，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教育已經站到了與國際教育同臺競爭的舞臺。“這些家庭和學生的選擇，是在‘用腳投票’，倒逼我們的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包括高考制度，必須與國際接軌。”（記者 陳鋼 黃豁 廖君 鄭天虹 王瑩 仇逸 張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