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上“一線天”、房間內因采光不足“黑洞洞”；陽臺靠陽臺，窄巷里滿是“握手樓”；窗戶對窗戶，“接吻樓”宛如一家親。私搭亂建、違建圍城是城鄉接合部的真實寫照。

　　屢禁不止的違建與“變了味兒”的拆遷

　　記者在全國多地調研時發現，快速城鎮化與住房資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一邊在瘋狂違建，一邊在暴力強拆，城鄉接合部正在成為土地權益爭奪的集中爆發地。而隱匿背后的權錢交易，更易激化社會矛盾。

　　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危偉漢介紹，廣州目前違法建筑面積接近1億平方米，清拆速度遠遠趕不上違建速度。2012年清拆違法建筑98.5萬平方米，但新增違章建筑140萬平方米。北京市規劃委的數據顯示，全市違建面積達2000多萬平方米，相當于2800多個標準足球場。

　　違章建筑為何屢禁不止？采訪中，有農民說，“種菜不如蓋房。”城鄉接合部違建的獲利渠道主要有二：一是出租給數量龐大的外來人員居住或從事商業行為，賺取租金。有的出租房也對外銷售，變身成了小產權房；二是寄希望于拆遷時多算面積，以獲得更高的補償款。由于利益巨大，且違法成本較低，一些人鋌而走險，違建行為屢禁不止。

　　記者發現，當前違法建設正在發生明顯變化：建設主體，從本地人“單打獨斗”，變為吸引外地投資商相互勾結一起搞；建設規模，從以往的“小打小鬧”，到現在蓋出十幾層的整棟樓；房屋所有權屬性多樣，農民自蓋住宅、私搭亂建住宅、集體建設住宅，與城市居民商品房、經濟適用房混雜在一起，隱蔽性更強。

　　對于肆意蔓延的違建，各地政府紛紛出重拳治理。北京市規劃委副主任王瑋介紹說，2013年3月以來，北京市共拆除9300余處違章建筑，共涉及624萬平方米。武漢市城管委數據顯示，3年來共拆除違建面積640萬平方米，相當于90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城市的拆遷過程“變了味兒”，暴力強拆事件時有發生。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調查認為，造成拆遷矛盾有多種原因，有干群矛盾、村官腐敗，也有“釘子戶”的故意刁難等，但暴力手段不可取，這反映出城鎮化過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態。

　　受訪專家認為，無論是屢禁不止的違建還是暴力強拆，均反映出城鄉接合部發展的無序狀態。由于機制不健全，基層組織工作隨意性強，建與拆均存在灰色地帶，激化了社會矛盾。

　　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說，廣州市一些地區的違建問題之所以查而不倒、禁而不止，與有的基層領導和基層執法人員在查控過程中監管不到位、措施不得力、責任不落實，甚至有違不查、查違不嚴、拆違不公、濫用職權、權錢交易、包庇縱容甚至直接參與違法建設有重要關系。

　　深圳市規劃土地監察支隊法制處副處長廖永生說，拆違過程中易激化社會矛盾，監察隊伍應從違法建筑開工建設階段就予以制止，若等到矛盾爆發后再處理，往往就失去了解決問題的機會窗口。

　　受訪專家認為，對于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應明確補償標準堅決保護，嚴厲查處搭拆遷“順風車”謀取私利的干部和企業，決不允許從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中“揩油”。同時，對于“違建”、“暴力強拆”等不正當訴求和行為，應堅決予以打擊，通過適當的方式方法，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嚴格執法。

　　隱匿藏身的傳銷新變種

　　“中部要崛起、投資幾萬元、發展幾條下線，兩年便可賺到千萬元”，這是武漢市盤龍城經濟開發區一特大傳銷團伙的“招牌廣告語”。2013年以來，盤龍城巨龍大道沿線的十多個小區，成為近4000名傳銷人員出沒的“總部”。

　　不僅是在武漢，記者在多地采訪發現，城鄉接合部正在成為多種新型犯罪多發地，其中，“不限制自由，不強賣產品，不強迫參加”的新型傳銷，近年來愈發猖獗，且呈現“驅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絕”之勢。

　　以上述傳銷團伙為例，經調查，該團伙以“中部開發”、“連鎖銷售”、“1040工程”等“資本項目”吸引新成員。傳銷人員身份各異，有農民、大學生、公司白領甚至退休公務員，許多人拖家帶口，逗留時間長達兩三年。該組織層級嚴密，警惕性極高，不通過熟人介紹無法加入，成員只認識自己的上下線，且被要求只能發展外省人員，不吸納本地人。

　　與傳統的傳銷模式不同，新型傳銷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賣產品，也不強迫參加。武漢市黃陂區工商局相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交納3800元一份的會費，就能成為會員，一個月后返利500元；交69800元，一個月后返19000元。每發展一個成員獎勵6000元，發展3個下線即升任為業務組長，再往上還有業務主任、經理和總經理，“資本經過運作，累計最高能賺1040萬元。”

　　2013年7月份以來，武漢市和黃陂區已多次組織公安、工商、民政、房管等部門，聯手對巨龍大道沿線的傳銷人員進行排查、清理。

　　記者采訪了解到，全國多個城市的城鄉接合部都出現新式傳銷團伙。新式傳銷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資本運作”。這類傳銷打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泛北部灣建設”等旗號，參加人員一般要交納幾萬元“會費”，認購一定的“份額”進行“入股”，然后再發展下線人員參加“投資”。

　　第二類是“私募基金”、“股權投資”式傳銷。傳銷組織虛擬出境內外私募基金或股權，宣稱將給予高額投資回報，或公司股票將在境外上市，以傳銷發展下線的方式招攬社會公眾認購基金或股權，并根據直接和間接發展下線人員的數量和投資總額，返還成員不同比例的獎金。

　　第三類是網絡傳銷。這類傳銷組織在網上建立傳銷系統，打著電子商務、網絡直購的幌子，引誘加入者交納費用或者購買產品取得會員資格，然后繼續推薦、發展他人成為下線會員，并以加入者發展下線的人數或銷售業績作為獎金依據。

　　這幾類新型傳銷，都不約而同選擇了更具隱蔽性的城鄉接合部作為“窩點”。以武漢為例，盤龍城經濟開發區緊鄰市區，交通相對便利，經濟發展較快。當地流動人口多，基層組織薄弱。武漢市公安局黃陂分局經偵大隊相關負責人分析，轄區內新開發樓盤多，出租屋數量多且價格便宜，部分出租屋房主法制觀念淡薄，為了經濟利益，只管按時收取租金，并不過問承租戶的租房用途。這些因素都為傳銷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城鄉接合部正在成為新式傳銷滋生的土壤和溫床。

　　受訪專家提醒，應警惕這一發展趨勢，特別防范以傳銷為名、以挑唆社會不穩定因素為實的犯罪活動，加快相關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多方合力從源頭加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