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后凱：“中國將在2050年完成城鎮化”

　　2013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3.73%，已進入從增速到減速的過渡階段。但多年以來所積累的問題已日益深重——市民化問題繁雜、土地城鎮化現象涌現、大城市病泛濫、農村空心化出現苗頭、糧食安全堪憂……未來20年，還將有2億多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市。

　　中國城鎮化問題如何解決？對此，《中國經濟周刊》專訪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主要執筆者魏后凱，他認為，現在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不在于城鎮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鎮化的質量太低，是沒有質量的市民化，沒有市民化的城鎮化。

　　觀念、制度、成本等障礙

　　阻礙市民化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農民工市民化只比2011年上升了0.07個百分點，從部分指標來看，市民化進程還是下降的。對于這樣的變化，報告用止步不前來描述。這也表明，我國推進城鎮化的現實難度很大，你認為主要難在哪里？

　　魏后凱：難點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量比較大。當前，我國需要市民化的農民工有2億多人，我國的戶籍制度導致多年來沒有市民化的人口累積在這里?，F在中國的市民化仍然是雙軌制，雖然政府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工落戶，但是條件很高，比如，要求博士、博士后學歷，繳稅多、有穩定的工作單位、有住房等等，只有很少的人能夠落戶。

　　另一方面，還面臨觀念障礙、制度障礙、成本障礙等多個方面的障礙。城鎮人口不愿意農民工來分享城市的福利待遇。比如北京高考的問題，北京人就不愿意外地戶籍的學生參加北京市的高考，他們認為教育資源是有限的，你來了就減少了本地人對公共資源的使用。這是一種偏見，是認識上的障礙。

　　大城市“高配”

　　導致農民工大量涌入

　　《中國經濟周刊》：農民工市民化，是否意味著更多的人流向大城市？這是否會讓城市更加難堪重負？

　　魏后凱：從現在的調查數據來看，大部分的農民工的確是流向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民工也愿意留在大城市。這種傾向的形成是因為政府的資源配置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行政中心，就連很多機構、單位也將好的資源都投向大城市，所有的資源和功能都集中在高等級的行政中心。這種大城市的偏向、行政中心的偏向帶來了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公共服務存在很大的差異。

　　例如，北京市的公共服務很好，而北京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的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就不行，如果這些周邊的小城鎮就業崗位多、公共服務好、生態環境好、住的房子又寬敞，那我為什么要擠進大城市？如果農業轉移人口進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也就能發展起來。

　　所以，我們要減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公共服務和發展機會的差異。對于大城市偏向，政府要進行合理的引導，讓公共資源向中小城市傾斜，至少讓中小城市享受同等待遇。

　　市民化成本要

　　多方共擔、改革配套

　　《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你們專題報告的測算結果，一個農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公共成本13萬元；個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萬元的生活成本，另外還需要一次性支付10萬元的購房成本。根據我國當前政府和個人的經濟現實，解決這兩個成本問題難不難？

　　魏后凱：首先要厘清的是，公共成本不一定完全是政府掏錢，它也可以引進社會資本，而且13萬元的公共成本包括一次性支付成本2.6萬元，剩下的是每年2400元的后續投入，如社會保險。

　　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的市民化，政府每年一次性的投入是6500億元，相當于我國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的5.5%，我們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擔的。

　　對于市民化的個人成本問題，單純讓農民負擔，是負擔不起的。我們提出一個辦法，把農民工的市民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中央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而農民在農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資源，能不能把這些資源變成資本，再把這些資本變為可以出租、抵押、變現的資金，讓農民帶著資本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購房、改善生活、開公司等方面的來源。

　　要解決這些問題，第一，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成本分攤機制，對于公共成本，中央和地方都要投錢，企業也需要參與進來。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協調發展，尤其要重視中小城市。有調查報告顯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說我們到中小城市落戶的成本是低的，所以，引導農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意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