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媒體翻出當初的白紙黑字時，有些大跌眼鏡。這些“軍令狀”中，并未說明完不成調控目標，會受到哪些處罰。

　　春節前后，全國各省市“兩會”密集召開，面對外界的期待與質疑，一些官員頻頻撂出“狠話”，紛紛立下“軍令狀”。

　　如河北省長張慶偉宣稱“鋼鐵產能新增一噸就地免職”；北京市長王安順稱治不好空氣污染“提頭來見”；南昌市委書記王文濤面對城建亂象，保證“我會干掉它”……口氣越來越大，江湖味兒也越來越濃。

　　立“軍令狀”有傳統

　　廉政瞭望記者梳理發現，立“軍令狀”，并非近兩年才出現的新生事物。

　　過去“軍令狀”更多被當成面向公眾的政治動員。中央曾經發出“徹底消滅血吸蟲”、“向四害開戰”、“讓黃河水變清”等號召，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各項衛生運動，起到了一定成效。

　　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如今“軍令狀”的內涵逐漸轉變，成了官員自我施壓，體現其擔當的證明。

　　早在2010年，河南洛陽10名新任縣級正職黨政領導干部，在報紙上公布了自己未來幾年的工作目標，并請全社會監督。宣稱如果完不成目標，承諾自動辭職或退回原級。當時媒體評論稱，領導干部有壓力，工作起來才更有動力”。

　　官員立下“軍令狀”，意味著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這樣的壓力也會逐級傳導。

　　1998年8月，朱镕基在談到外貿出口的嚴峻形勢時，當眾點了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的名。他說：“今年的出口額度必須完成，這是立了軍令狀的，但外經貿部部長卻說要量力而行……”

　　不過，“軍令狀”雖歷來有之，可不一定總經得起推敲。有的為了急于立功，謀取政績，這被戲稱“只講態度，不講科學”。

　　江蘇淮安市公安局的“軍令狀”就被廣泛質疑。為了抓捕逃犯，該局進行內部“公開競標”：民警中標后，要向局里交納1000元保證金，簽下一個月內緝兇的“軍令狀”。成功的，不但有5000元獎勵，還將有相應的升遷等激勵；不成功的，將扣罰保證金。

　　靠“軍令狀”破案，跟一度“命案必破”的邏輯一樣，將長官意志凌駕于客觀現實之上。抓捕嫌犯的過程受制于法律程序、事件的偶然性，這些都不是主觀意志能變的。無視規律，立再多“軍令狀”也難見效。

　　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

　　有一種說法是，領導決心下得越大，說明外界的關注度越高，也說明形勢已經十分嚴峻。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各地立下的“軍令狀”多與經濟增長、地產調控與環境保護相關。這些都是顯性問題，也直接作用于國計民生。官員自然需要給百姓喂下一顆“定心丸”。

　　湖南省永順縣2013年招商引資吃了“鴨蛋”，被黨代表質問。縣委副書記臉上有些掛不住，當場起立表態，稱“今年交給我的任務保證完成。”

　　事實上，敢立“軍令狀”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解決手段。

　　面對屢禁不絕的地溝油問題，深圳市城管局局長蒙敬杭在2012年發出任期內堅決消滅深圳地溝油的豪言。而他的底氣在于，該市當年正準備修改完善《市餐廚垃圾管理暫行辦法》，并建立餐廚垃圾行政許可制度，還計劃在每個區都建起一座餐廚垃圾處理廠。

　　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習近平在去年聽取河北省官員工作匯報時就說過，無論班子整改還是個人整改，都要嚴明責任，加強監督，確保兌現承諾，立了“軍令狀”就要看結果。

　　“違約”問責多未兌現

　　史上最著名的一張“軍令狀”出現在《三國演義》中。馬謖主動請纓鎮守街亭，與諸葛亮“簽約”，后來街亭失守，依律必須殺頭。諸葛亮最終還是“揮淚”斬了馬謖。

　　不過，如果只立目標，不追后果，承諾很可能就只是“空頭支票”。

　　三國也有實例。赤壁一戰，關云長立下“軍令狀”，卻在華容道放走曹操，就被網開一面。

　　在現實中，許多官員的結局是關羽而非馬謖。

　　前些年西安地鐵建設事故頻發，釀出多起傷亡慘劇，該市地鐵辦與參建單位、監理機構簽訂安全生產責任書。施工單位還被要求繳納300萬安全生產保證金。然而，“簽約”過后，安全事故依舊高發。

　　又如去年初，數十城市均與國務院簽訂房價調控目標責任書，但結果卻并不如意。面對輿論質詢，多地政府絕口不提“違約”情況，不久后，又開始立新一年的“軍令狀”了。

　　當媒體翻出當初的白紙黑字時，卻大跌眼鏡。這些“軍令狀”中，并未說明完不成調控目標，會受到哪些處罰。有人不禁感嘆，被政府的精明給“擺了一道”。懲罰條款和問責的缺失，也損害了政府公信力及形象。

　　不過，現實政治生態下，那些敢于“立軍令狀”的官員還是應被點贊。畢竟相對于森嚴官腔，“軍令狀”可以更直接體現出官員態度、傳播官方聲音，讓民眾更快了解行政問責的邏輯。

　　再想想去年中國足協中層競聘，14人爭相上崗，卻無一敢提明確的工作指標。即使足協主席蔡振華也不是胸有成竹，反而嘆言“走上不歸路”。兩相對照，別有一番滋味。

　　文_本刊記者 曾暉